汉字的历史范文2

“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的交往；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础工程，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摘自《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1992）

0.21 汉字规范化的历史

汉字的规范化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汉字脱离了原始形态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以后，人们就不断对它进行规范。汉字也正是在一次次规范化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原始汉字的萌芽约在6000年前就出现了。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也许就是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活动之一。因为任何文字体系都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创造出来的，而由少数人对已有的文字体系进行规范化整理倒是有可能的。仓颉也许就是当时参与规范化整理的人中，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个。据有人考证，商代前期的文字以图象为主，字画复杂，于是盘庚迁都于殷以后，就进行了一次以简化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整理，甲骨文、金文就是在这次规范化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该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另外，还有西周宣王用《史籀篇》统一当时的文字，于是出现了大篆的说法，但一般认为大篆是春秋战国时期西土秦国的标准性字体。秦统一全国后，“书同文”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官方，李斯等人以秦系大篆为基础，参考古文字，整理出了法定的标准性字体——小篆，在全国颁行；在民间，程邈等人则在广泛搜集民间广为流行的俗字的基础上，整理出了隶书。这两项规范化整理，对汉字的发展进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使汉字体系的规范性程度大大加强。东汉灵帝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刊刻《熹平石经》，把《尚书》、《诗经》、《易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种经典刻在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讲堂门外，作为全国读书人读经的范本。这实际上是一个推行隶书的规范化举措。此外，从唐代开始兴起的历代的“字样”之学，则都对楷书的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唐代有颜师古的《字样》、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的《五经文字》，宋代有张有的《复古编》等。特别是《干禄字书》，曾被当作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字工作。解放初期就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为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需要，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于1986年制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40多年来，这个“专门机构”在整理和简化汉字，制订汉字的各项规范性标准，指导汉字的规范化运用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0.22 规范化与现代化

实现文字使用的规范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建设的效率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等现代化事业，都离不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

当前，世界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相互交往的地理障碍越来越小，但在文字上的障碍却仍然很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在当今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化的生产、科研和办公都是以文字的规范化为基础的。如果文字系统的标准化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计算机的优越性也就无法发挥出来。因为只有标准化的文字系统，才便于实现计算机的输入、输出、存储、转换、检索等信息处理过程。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打字机的时代，当然不会再失去一个计算机的时代。但这仅仅靠造出若干台计算机是不够的，还须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和一大批能按规范化要求使用汉字的、懂计算机的人。特别是人的正字法知识水平，已经成为当前计算机普及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

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就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水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大大推动文字规范化水平的提高，但同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文字规范化水平的制约。就目前而言，教育用字的规范化水平还不容乐观，除了教师和学生的规范化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外，社会对学校的负面影响问题也必须抓紧解决。例如当我们费尽心机教育孩子们使用规范字的时候，书店里提供给他们的却是精美诱人的不规范字的字帖——字形和字体不规范的字帖几乎占了所有字帖的90％ 。也正是在这类书店的广告牌上，我们发现了“‘六·一’儿童节，所有书籍8拆销售一个月！”的广告。面对这种现状，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社会喊一喊鲁迅先生喊过的：“救救孩子！”

文字的使用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文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它是培养和发育市场经济、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试想，你写的字我不懂，我写的字你不认识，又怎能保证书面交际的顺利畅通，以及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呢？据说某单位的会计下账时，发现一张发票上写的物品名称是“古”，不知为何物，就问来报销的人：“这‘古’是什么东西？”来报销的也不知道，只好找到经手人——幼儿园的老师，才知是她们买的“锅”。把“锅”写成“古”怎么能报销呢？报销的人要自己改过来，可会计说：“发票不能涂改，除非有原单位的盖章。”于是只好去找商店。售货员却说：“我们进货时进的就是“古”，如果卖出去的是“锅”，将来老板查账查不着“古”怎么办？”他也不肯改。不改会计不给报销，改又改不成，真把报销人给难坏了。这件事告诉我们，写规范字跟讲普通话一样，已成为影响经济交流的重要因素，必须抓紧抓好，否则，将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效率，误国误民。

实现汉字规范化，不仅是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正如万里同志所说：“语言文字的运用，是否合乎规范化、标准化，往往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社会用字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质量，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例如某些旅游胜地，本是精神文明的窗口，但其广告牌、店牌等的上面，却书写着许多不规范字，实在是大杀风景。如张家界山下的“园中圆”服务社，我们问老板这标牌的特别涵义，也许是有特殊的讲究吧，老板的解释却是：就是大圆中的一个小圆的意思，如果老板的解释正确的话，那“园中圆”就不好解释了。前几年到泰山，看到泰山脚下的大型导游图上的“步”字就写错了，现在也不知改过来了没有。游览着文明胜地，却怎么也文明不起来，实在让人苦笑不得。

0.23 规范化与内政外交

实现文字的规范化，对促进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加强对外交流，也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就国内交际而言，汉字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交际工具。汉字和汉字使用的规范化，是国家稳定团结、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但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还相当严重。我们只要随便到城市的街头一瞥，就不难发现商店、机关、工厂的牌匾、广告上的用字是多么混乱：滥用繁体字、异体字者有之，生造简化字者有之，乱写错别字者也有之。据说，广州语委办的一位负责人，本想沿街统计一下街头不规范用字的情况，结果是两步必见繁体字，简直多得无法统计。其实也不只是街头，就连公开出版的读物、电视、电影屏幕上的用字，也常常出错。用字的混乱，是人们思想混乱的具体表现。这说明在文革中养成的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良风气，仍然左右着某些人的思想和行为。无疑，这是不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

文字规范化问题与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少数台独分子妄图把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在汉字问题上也大做文章。他们大骂共产党破坏祖国文化，将中国文字简化的乱了套，造成了中国人沟通的障碍。于是提出了所谓中国的统一必须从文字统一开始，大陆必须恢复繁体字的奇谈怪论。这显然是在为分裂祖国找借口，对此，我们务必提高警惕。祖国的统一，自然需要文字的统一，但不一定就非统一为繁体字不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陆有12亿人口使用简化字，要恢复繁体字，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从另一方面说，台湾虽然没有推行简化字，但是有不少人喜欢并已经在使用简化字；台湾的用字混乱现象，如异体字、旧形字、繁简字等引起的混乱现象，并不比大陆差。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纠纷，也经常见诸报端。这说明简化字并不是导致文字混乱的罪魁祸首，而恰恰相反，正是它给十几亿人口带来了书面交际的极大方便。社会用字的混乱必须加以纠正和制止，但这与确立简化字为标准字体并不矛盾。那种企图通过废除简化字来消除社会用字的混乱，并实现两岸统一的想法，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在国际上，汉字是代表中国的法定文字。在对外交往中，必须使用国家法定的规范文字，这是国际惯例，也是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一件大事。例如法国的凯旋门上用五种文字写的名称，在决定汉字使用繁体还是用简体时，据说是法国总理亲自下的指示，要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用字规范——用简体字。而我们的某些国民自己，却往往不尊重国家的文字规范，在国际交往中屡闹笑话。例如新加坡是以简化汉字作为文字规范的国家，但有人发现新加坡报纸的广告中，唯一使用繁体汉字的广告竟然是大陆某个厂家的。这既不尊重所在国的规定，又有失祖国的尊严。

汉字的历史范文3

另外，在古书中，当“孙”通“逊”字用时，读音为“xùn”。其义有二：一是表示“恭顺”义，如“朕不孙”，意思是说：朕不恭顺。二是表示“逃脱”义，如“夫人孙子齐。”意思是说：夫人逃遁到齐国去了。“孙”亦为姓。

“孝”字是个象形字。①是甲骨文的字形。下部是“子”字，上部表示发须，表示长着长头发的老人。②是金文的字形。上部是面朝左长着长发的驼背“老人”，“老人”的下边有一个“子”（指小孩儿），老人的手按着小孩子的头（或肩），倚扶着小孩，这种由“子”扶持“老人”的行为为“孝”。③是小篆的字形。基本同金文，只是为了字形和笔画的规整，老人的手已不存在了。④是楷书的字形，其上部已完全失去了象形的意思。

“孝”字的本义是对老人孝顺。许慎在《说文・老部》中释为“孝，善事父母者”。这就是说，善于侍奉父母称为“孝”。

“孝”的字义还有指居丧，如守孝、戴孝。“孝”为姓。

“乳”字为象形字。①是甲骨文的字形。右边是一个面朝左跪坐的女人，双手环抱着一个孩子，胸前的一点为，表示给孩子喂奶。②是小篆的字形。右边已讹变为一条曲线。③是楷书的字形。

“乳”字的本义为“喂奶”、“吃奶”。如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羊》：“羊羔乳食其母。”意思是说：小羊羔从母羊那儿得到奶吃。李商隐《行次西郊作》：“皇子弃不乳。”意思是说：不但不给皇子奶吃，而且还把他扔掉了。由“喂”和“吃”引申为“”。还引申为生子。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怀子而不乳”。意思是说：怀孕了但尚未生子。

“孟”字是个会意字。①是金文的字形，表示在一个容器中有一个婴儿（子），意思是给初生的婴儿洗澡。②是小篆的字形，上部仍为“子”，下部写成“皿”。③是楷书的字形。

“孟”字的本义是“首先”、“始”。也就是说：初生婴儿首先要洗个“降生澡”，才开始了新的人生。由“始”义可以引申为排列第一，指兄弟姐妹中排行居长的。如孟兄，就是指长兄。一年四季中的每季的第一个月可称为“孟”，如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孟”为姓。

“学”是个会意字。①是甲骨文的字形。上部是左右两只手做织网之形，“网”在远古时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生活资料，以网捕鱼，以网猎兽，所以人们不仅要会使用网，还要学会织网，“结网为复杂之技能，非传授不能获得”。这个“获得”就是“学”的过程和意义。②是金文的字形。下边的“子”更清晰明了，就是教孩子学习之义。③是小篆的字形。形体同金文。④是楷书繁体字形。⑤是楷书的简化字形。

汉字的历史范文4

《说文》中讲“传”就是“驿车”，也就是担当任务的马车。Ⅸ左传・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就是说晋侯用快马拉的驿车召见伯宗这个人。由“驿车”的本意又可引申为“驿舍”、“客舍”。以上的“传”字均读作Zhuan。“传”字也可读作chuan，这是“传递”、“传送”的意思。后又不断引申，如今天我们所用的“传达”、“传神”、“传情”等等。

“何”字是个象形字。1甲骨文字形，就像一个面朝左的人肩扛长戈，张口喘气，急步向前的模样。2金文的字形，更形象地表现一个人扛戈之形状。3小篆的字形，演变为“从人可声”的声字。4楷书的字形与小篆一样。

《说文》“何，儋(担)也。”“何”字的本义就是“肩扛”，如《诗经・曹风・侯人》，“何戈与役”。“役”是古代的一种兵器，长一寻四尺。这句诗的意思是：肩上扛着戈和曹。后来“何”假借为疑问代词。如“前后不同教，何古之法?”所谓“何古之法”，就是说：去学习哪一个古代之法呢?

当“担”、“扛”讲的“荷”。应读作he，而不能读he，“荷花”之“荷”，读作he。

“位”字本义为“位置”或“方位”。1甲骨文字形，表示平地上站着一个人，很像“立”字。2金文字形，基本上与甲骨文字形相同，其上部更像一个人形。原来“位”字在甲、金文中就当“立”字，没有单人旁。3到了小篆才加上了单人旁，表示“人立”就当“位”。于是“位”成为名词，“立”成为动词，“位”与“立”有了明确的区分。4楷书字形。

“位”的本义是“方位”或“位置”。如《周礼・天官》“辨方正位”。也就是“辨别方位”的意思。

“余”字本为象形字。1甲骨文字形，像树木支撑房屋之状，与“舍”字同义。2金文字形，与甲骨文相似。3小篆的写法。4楷书的字形。

“余”字的本义为“房屋”。但该字义早已消失不再用了，现多借为第一人称的代词。如《尔雅・释诂》：“余，我也。”

在古籍中，经常以“余”代“馀”。如《吴仲山碑》：“父有余财”。今人以为“余”代“多馀”的“馀”是实行简化字之后的事，其实不是，“馀”简化为“余”在古代就有，是早有先例的。在一般情况下“馀”应简化为“余”，但在“余”和“馀”意思可能混淆时仍用“馀”。如文言句“馀年无多”。再者“余”作姓用时，不能以“馀”代替。

“依”字的本义是“依靠”。曹操《魏歌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意思是讲绕树三周，哪条枝干可以依靠?1甲骨文字形，外廓是一件大衣服，左右两边不封口处是袖口。衣服内包裹着一个面朝左的“人”，表示人是依靠衣服保暖蔽体的。2小篆的字形，把衣中的“人”移到衣的左边了，但字义完全没变，仍是个会意字。3楷书字形，是由小篆直接演变过来的。

汉字的历史范文5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后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研究、探讨，颇有新意。同时，作者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研究、考察，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只研究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汉字的历史范文6

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

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

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

（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

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