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被誉为“19世纪世界史学界的泰斗”、“近代史学之父”，而他的史学成就离不开他“如实直书”的治史主张。中国近代史学也深受兰克思想的影响，尤其傅斯年堪称服膺兰克的客观史学风格，以至他本人被称为“中国的兰克”。他提出的著名的“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

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历史的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的文化氛围也达到极盛。历史学开始专业化，并被视为一门独特的科学，兰克及其学派应运而生，并成为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史的主流。兰克的史学研究方法基于重视与历史真相的追寻，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曾将兰克评定为“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说“正是这位史学界的歌德，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兰克对于史学界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他尽最大的可能把研究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状况”；

其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成为“第一个善于使用档案的人”，正是他，使第一手资料，即当事者本人以及同事件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的文件和通讯成为最高权威性的历史资料；

其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性的资料（不论它是当代的也好，不是当代的也好），从而创立了考证的科学”。

回顾兰克的史学生涯，兰克本人也强调客观态度的重要性，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序言中写下了“历史制定给本书的任务：人们一向认为历史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追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还原历史罢了。”而对于其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则为后来的客观主义的史学家提供了有效的榜样，他明确的提出史料研究的方法，在他看来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事件的人，当事人的记录比历史学家的记载更有价值，并以此区分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单单就这个原则来看，它过于绝对化了，兰克的贡献恰恰在于它并没有止步，而是继续考察那些提供史料的人的性格，通过对他们的批判来确定史料的价值。在利用文献的过程中，兰克采用了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外证”即通过史料的表现形式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的著作、不同版本的校勘，使史料的真伪毕现。“内证”是通过对那些不同的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各方面的观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正是这些史学研究的方法，兰克被一些历史学家推崇为客观主义史学的祖师，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大力的宣传和实践，不仅在十九、二十世纪形成西方史学界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他所提出的“如实直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我国的史学界，声言“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傅斯年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受到西方传统史学尤其是兰克治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其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一书中，主张发展近代科学，改变固有的陈旧学术风气，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其中关于史料的搜集，傅斯年最为注重原手史料及各种新材料的发掘运用，以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重视经验和考察之法，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案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通过实地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和考古发掘尽量扩充材料范围。关于史料的整理一是充分运用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这里所谓的“工具”，指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各方面。其后他又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更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因为史学反映的史实有正有误，有缺有全，有不同的侧面或特点，为此归纳出八种史料的对勘法：一、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二、官书与民间私记；三、本国记录与外国记录；四、近人记述对远人记述；五、不经意的遗留与有意的保存；六、本事对旁涉；七直说对隐喻；八、口说对著文。同时指出，各类史料互有长短，如官书所记多本自档案，于年月、职官、地理，“每较私记为确”，然时有为统治者隐讳之处；私记则少忌讳，往往言官书所无所不能言，缺点在“时而失之诬”而外国人记中国事虽不如本国所记亲切详细，甚至以讹传讹，然因无所顾忌，有时比较客观研究边裔民族及中外关系，尤须接重于它。至于新发现的直接史料，特别是考古资料和自古相传的间接史料更应在比较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不可偏废。此外，傅斯年更注重史料观念的更新和史料采集、整理方法的拓展，如一再强调吸取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野外勘察和实地调查法，运用天文、地质、生物、语言诸学科知识考史。

傅斯年力图保持历史学的纯粹的科学认识功能，“史学的对象是，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因此他强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反对加以疏通，对史料加以解释，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了了”使用史料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要问某种史料给了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对于他而言，史料是最重要的，正如他所强调的“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当然，傅斯年推崇史料的重要性，但并未将史学就等同于史料学只是过分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这同兰克学派的基本观点相一致。兰克学派治史，崇尚史料，在他们看来史学家撰史必须掌握抵押第一等的史料，只有凭借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也声称“近代历史学便是史料学，要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兰克学派治史方法上，傅斯年得近世西方实证主义治史方法之真传，他深谙兰克学派的互勘比照究误之道，把史料归为八对十六种。并纳入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包括考辨、比较方法及有语言入手辨析史料只为了寻求个别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在整个19世纪，西方史学是“科学的历史学”执牛耳的时代，从德国史家尼布尔发端，最终由兰克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他也成了西方科学派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科学派史家除崇尚史料、奉行史料至上以外，还竭力标榜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继续鼓吹从书中“消灭自我”，即把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在实证主义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像兰克所说的消除自己的主体意识，以达到“完全的客观”。这当然是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家的一种幻觉，实际上是不可能到达的。但傅斯年却对此奉行不悖，他笃信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他坚信在剥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既不可以以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这与兰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正相吻合。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晚年的傅斯年醒悟到追求史学的绝对的客观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而兰克直至晚年还在鼓吹要“消灭自我”。

兰克史学与中国史学之交汇是在20世纪初，实质性的影响是在五四之后。朱谦之先生曾指出，抗战以前的史学界均受兰克等人影响。可以说，兰克为中国近代史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其中史料价值观和史料批评方法带给中国学界的影响最甚。故在当时，无论是收集时下文献材料，还是考订整理以往的档案材料，兰克的史料考订原则始终是重要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