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米儿火

作者简介

邓小南，女，汉族，1950年6月生于北京，邓广铭的女儿，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国家级教学名师。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5年留校任教，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主要学术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曾在哈佛大学等海外多所高校讲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其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下）”“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等课程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2016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图为邓小南先生

考察宋代的政治变革,或许可以从深刻影响这一时代的“祖宗之法”谈起。“祖宗之法”是宋人口中、笔下经常出现的提法,其实质是指宋太祖、太宗以来逐渐形成的以防微杜渐为核心精神的基本治国原则,以及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诸多做法与说法。

所谓“祖宗之法”,无法逐一历数。就通常被肯定的方面而言,主要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对于后妃、宗室、外戚、宦官的限制,以及对于士大夫言事者的信用与宽舒,等等;就其负面内容而言,主要有“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总体政策造成的国势不振,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方针带来的效率低下,以及对于喜事兴功的戒惕,等等。其中,有豁朗开明之处,也有因循保守的方面;有理性务实的措施,也有荒唐混淆的做法。而在今人眼中相互矛盾的这些表象,若就宋代政治实践而言,却都建立于“专务以矫失为得”(卷12,《法度总论二》)的原则基础之上,共同渗透出宋人意识中的“防弊”精神。“防弊”的针对性堪称具体,但缺乏远见卓识与应变机制。在这一体制长期运转过程中养育出来的习熟政务、舒卷有致的官僚受到倚重,而真正以天下为己任、气魄器局不凡的政治改革家则往往受到疑忌掣肘。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卷128,《本朝二·法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宋代的防弊之政,并非彻底封闭内缩。防弊是以具体制度作为载体实施的。即以防范“壅塞”为例,转对、轮对、召对等面奏方式,增多了君臣间直接沟通的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之政绩考察渠道、社情民意搜集途径的拓展,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开,增加了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机会。伴随这些举措而来的,事实上是走向开放。在士大夫们积极参与设计更革之下,设官分职体制中趋向理性化、规范化的主旨较为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政务运作方面,条规严密、易操作可把握的制度程序;人事举选方面,“以程文为去留”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常调选任原则;财务审计、鞫谳分司、磨勘复核等各项事务中浸透的制衡精神;文牍档案材料的完备,技术性实施手段的绵密;士大夫们对于行政运作程序及其内容的密切关注,对于各环节人为因素干扰之警惕……凡此种种,体现出官僚政治运行中防范弊端的自觉程度,也成就了制度趋于完善的过程。事实上,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达成正是政治开放度大为增加的结果。官僚政体取代此前的贵族政体,其优越性即主要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政治参与度的扩大上。这种参与度的扩大,不仅造就了士大夫阶层本身,更重要的是给宋代政治增添了活力,进而给宋代社会增添了进步的动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通常是指那些具有转折意义、牵动意义的重要事件;推动者一般比较自觉,具有明确的对象与目标。而且,毋庸讳言,改革通常是有官方支持作为动力的;即便是来自底层的自发更革,也需要上层的赞许与因势利导才能得以光大。相对而言，基层、个体、局部的创新则可能是频繁多发而被视为自然的。任何朝代中,重大的改革毕竟为数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作为特例出现并且被记载下来。而渐进的调整、创新乃至日常的衍化则可能发生于各个角落,或体现为持续不断的变化。突变的带动与渐变的累积,构成为相辅相成的演变内容;惹眼的改革事件,寻常的政治生态,共同塑就了一个时期的面貌格局。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从社会变迁的情形看也是类似,即便是在学术界热谈的“唐宋变革”阶段中,实际上亦是如此。

朱熹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曾经分析过赵宋开国初期的“大纲”与“节目”问题:

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卷127,《本朝一·太祖朝》)

在朱熹看来,兴弊拯坠是综合性的事业,其中关键首先在于“大纲”的更革;而“节目”则要有所因循,逐渐调整———“此方是英雄手段”。这种区分轻重缓急的错落更迭,是宋初统治者们有效稳定局势的重要原因。

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所谓“保守”、“创新”,在宋人心目中并未赋予特别的褒贬意涵。在当时,保守多指保持守护,“保守祖宗基业”、“保守天下”是宋真宗以来影响颇深的政治出发点。而创新则在许多情况下背负着新建事项、开辟兴造之语义,有时会是警惕的对象。但这并不是说,宋代历史上缺乏创新之举,相反,面向实际而不图功利的基本氛围,酝酿出了层出不穷且影响久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对于循守前规带来的“因循之弊”,宋代士大夫的批评不绝于耳。像吴奎有关“朝廷之过,常在乎无事之时因循而不为,有事之后颠沛而失错”(卷171,《皇佑三年八月已卯条》)的说法,周必大等人对于“稍革因循之弊”(卷134,《条具弊事(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的呼吁,都为人所熟知。宋人也时而称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的认为:“新者精神之谓也” (卷1,《奏疏·都官郎官上殿札子》);有的强调:“天下旧而不复新,则其事业有所断而不复续” (卷8,《进策五道·臣事下》)。勉力通过变法改革来扭转“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卷41,《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者,则有北宋中期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

图为王安石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到北宋仁宗以来“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时曾说: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问题)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

与胡(瑗)、范(仲淹)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应该说,宋代较之于前朝,不乏政治革新之举,士大夫们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力。适逢“合变时节”,宋庆历时期的新政与熙宁时期的新法,都是由士大夫主动推进的政治改革运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宋庆历改革过程中,“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鲜明立场,以道自任与坦率无忌的态度,揭开了宋代历史上富于生气的一页。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批评时政、创行新政,是以弘扬祖宗创立的“纪纲”、“成宪”为其旗帜。其中传达的不是因循保守的倾向,而是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以及要求积极有为的迫切愿望。这使我们注意到,对于“祖宗之法”的倡行与维护,不一定出自保守派别的政治主张,在有些情况下,遵行“祖宗之法”,是作为限制时下弊端、整饬政风的理论依据被提出来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在宋代,为什么不仅是主张保守传统的人物强调凡事依照祖宗朝的“既定方针”行事,即便是主张变革更新的士大夫们,也时常以“斟酌祖宗垂宪”为念。

对于“祖宗之法”,两宋朝野人士的态度并不相同,有发掘借鉴者,有借重缘饰者,也有阳奉阴违的。但敢立殿陛之前正面质疑,堂堂正正表明“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 (卷59,《神宗皇帝·王安石事迹》)的,仅见于王安石一人。宋熙宁年间,“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最直接的目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衍化成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是涉及到了对“祖宗之法”的更革,从而引发出一系列深层次反应。

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所针对的社会问题类似,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追求类似,锐意变革的精神类似,未能达致根本目标的结局也算类似。二者亦有明显的不同:改革的纲领不同,入手的方式不同,汲取的思想资源也不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二者对于宋代历史的影响以及后世评价的不同———“王安石变法”牵动幅面的深度及广度,非“庆历新政”所能比拟,它像宋代历史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以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后王安石时代”。就其评价而言,“庆历新政”尽管失败了,却受到后世几乎一致的称扬;而对于“王安石变法”,则在近代以前,批评之论远远多于赞颂与支持。要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恐怕还是离不开对于“祖宗之法”的认识。

改革变法运动对于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的历史走势造成了深远影响。对于这些事件,以往我们的关注点大多在于改革的压力、法度的内容,而不大注意其终极追求、其推展运作的方式,对其主导力量乃至影响利弊,倾向于“打包”认识,切实细致的观察解析尚非充分。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改革变法运动之所以在宋代历史上激起巨大波澜,正是因为有悖于赵宋长期以来平缓渐进的主调。宋代历史的推移,伴随着对于“祖宗之法”不断的再发掘、对于“祖宗”形象的再定位与再塑造。许多精英贤达在寻觅向前的出路时,却采取着回头看的途径,他们付出过执著的努力,试图开掘传统中的资源,希望通过“回归”祖宗而达致再振时势的目标。他们中的一些先进者曾不满于“祖宗法”的束缚,也曾求溯到先王、三代这些更加资深的“老祖宗”,努力从历史的更深处,从根本性的经典中探寻应对现实的新意。

对于“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体现着一代代人对其时代责任特有的理解,也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也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祖宗之法”作为整体被视为神圣以后,立国初期注重实际的合理务实取向反而不得发扬,将其当作固定的政治模式而乞灵依赖,形式上是尊崇,事实上则将其置于难以再生之境地。

20世纪初,严复在《致熊纯如函》中曾称: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