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河北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河北历史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首先，政区划分上，河北地处宋辽、宋金两个民族政权的结合部位，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权国家。而宋辽、宋金的不断征战，又使河北之地成为当时双边争端的主要战场。

从总的趋势上看，北宋时期的河北，是宋辽、宋金征战的主战场。自960年太祖建立宋朝至1004年12月澶渊之盟签订前的四十年，河北地界战争绵延不断，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遭到巨大破坏。太祖统治之时，朝廷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全国，在其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下，宋朝与北方辽国修好，全力对付南方十国，除去几次小的军事磨擦，河北之地基本处于和平发展的状态。976年太祖去世，太宗继位，秉承太祖统一大略，着手平灭北汉政权，因辽助北汉，宋辽关系恶化，从此，河北之地成了宋辽交战的主战场。

978年宋太宗平灭北汉，第二年乘胜征辽，高梁河之役先胜后败。980年辽军南侵，太宗御驾亲征至河北大名，辽军不战而退，太宗赋诗“一箭未施兵马退，六军空恨阵云高”。986年，太宗命三路大军北征辽国，史称雍熙北伐。由于东路将领贪功冒进，导致三路大军会师幽州的战略失算，战争再次以先胜后败结束。

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厌兵，对辽政策转攻为守，宋朝对辽进入防御阶段。而经历了几次交战，辽朝已探明宋朝军事实力，从此不断南下侵扰，……年唐河之役受挫，南侵之势稍有收敛。997年太宗去世，真宗继皇位，辽又趁宋新主登位，立足未稳之机，不断南侵，1000年在羊山被宋将杨延昭打败，1004年宋辽在赢州大战，辽军战死三万，双方损失惨重，当年12月宋辽双方在河南澶州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为界划疆而治，永不互犯。澶渊之盟是宋朝以金帛换和平的明智选择，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宋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为河北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保障。

北宋后期，随着北方女真族的崛起，1115年女真在东北建立金朝，势力不断向南发展，太祖举旗反辽的斗争更加激烈，金兵先后攻克辽黄龙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治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京（治今山西省大同市），乘胜又于1122年正月，夺取中京（治今内蒙古宁城县南），遂下泽州（治今平泉县南），金朝势力进驻河北。从此河北成了宋辽金三方交争之地，至1127年北宋灭亡，河北之地全部纳入金朝版图。

另一方面，在北方受战乱严重破坏的同时，南方经济却迅速发展，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上升为国家的经济支柱，以河北路为代表的北方由作为国家“根本之地”的重要地位退降为军事战略要地。自太宗始，宋朝就把河北作为战略要地来经营，设立瓦桥（今雄县）、益津（今霸州）和高阳三关，派将门之子杨延昭把守，史称杨六郎守三关。981年在遂城之梁门寨置静戎军，于遂城本地置威虏军，时号“铜梁门、铁遂城”。为了阻挡辽军南侵，宋朝还在东塘水和西塘水之间设立保定军。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对辽政策转攻为守，采纳大臣的建议，在保定至沧州一线大修塘泊淀寨，储水为塞，置“九十九殿、二十六寨”。又在保定以西至太行山一线广植榆树，构筑针对骑兵的防御林带，河北中部地区就成了宋朝的北塞之地，屯田、保寨、植树成为其经济军事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巩固河北的战略地位，宋朝出内库缗钱十万，修固大名城。大名本是宋代“南北津途咽喉之所寄”，寇准称之为“北门锁钥”，庆历二年（1042）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宋史·兵一》：“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内则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朝廷在大名派驻重兵守卫，以英宗治平二年为例，当时全国总兵力116万，而河北有战卒30.1万，占全国兵力的26%，而北京大名则驻军5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重要军事门户。

与作为宋辽征战主战场和北方战略要地的历史地位相应，宋代河北的学术文化也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变化之一是在宋代文官政治群体中，河北士人作为南北两大阵营的北方阵营，政治上趋于保守，文化创造生机枯竭。这是由南北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造成的。南方多沿海河流，地势开阔多样，工商经济发展，造成南人机敏、狡默、好动的性格心态，政治上南方官员乐于革新变法，勇于创新。而北方属内陆地区，闭塞，以自然经济为主，造成北人勤劳、纯朴、喜静的性格心态，政治上北方官员持重老成，惯于安分守己，趋于保守。这种南北差异造成宋代的文官政治出现地域性派别与阵营，出身成长于同一地区的官员，相互援引，多认同感。而对另一地区的官员则有排异性，造成宋代政治中党争激烈，从北宋前期的庆历党争到后期的元祐党争，南北士人各守阵营，新旧对立，使宋代政治呈现南北异质的特点。南人变法，北人反对，南北士人政治之争对宋代南北士人的势力消长与文化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变化之二是文化重心南移，文学创作成就南方超过北方。唐以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北方，先秦的孔、孟，汉代的传诗的齐鲁韩毛与精春秋之学的董仲舒，到唐代考订五经的颜师古，均为北方学人，到宋代著名学人的分布则南北均衡，到南宋以后则以江南居多。北人喜经术，南人喜文学；北人务实，南人浪漫。文学上，北方尚豪放，南方崇绮丽，以乐府为例，北方乐府多征战题材，南方乐府多爱情题材；北歌嘹亮高亢，南音细腻婉啭，南方重阴柔之美，北方喜阳刚之盛。散文中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柳两位为北方人，宋代欧王曾及三苏六位全是南方人。文化重心南移，创作队伍南方超过北方。在这样的历史大趋势中，河北文学在经历了唐代的繁荣之后，出现渐趋萎缩之势。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为高涨的时期，陈寅恪的经典名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编》二编）宋代的哲学、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学术文化及各种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一方面成为传统文化的高涨时期，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近世文化的先河。史学研究中著名的“内滕学说”（即“宋代近世说”）就是针对宋代学术文化的顶峰与转型意义而言。与整个宋代文化全面高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宋代河北文化与河北文学的萎缩与消歇。

据2004年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所收作者统计，全书共收宋代文学家2500余人，其中明确定位为河北籍的作家约有30位，按出生年月排列，他们是范质、扈蒙、李昉、范旻、范杲、宋白、贾黄中、王化基、柳开、潘阆、李至、李沆、李维、李宗谔、刘筠、程琳、宋绶、田况、高赋、陈荐、张师正、宋敏求、刘挚、赵令畤、王安中、李若水、贾昌朝、高茂华、刘跂、释简长等。除去这30位，在属籍上尚有争议（或曰占籍河北）者约有20位，分别是崔敦礼、窦仪、韩绛、韩维、韩缜、李芾、邵博、邵雍、苏颂、石延年、孙永、王旦、王秬、王珉、王素、王雍等人。这样，河北作者和占籍河北者相加，总数约有50位。约占所收作者总数的0.2%。从这一数字看，宋代河北文学总格局中，作者队伍规模较小，而且缺少著名作者。上述30位河北籍作者在现行宋代文学史著作中常被提到的只有北宋前期的李昉、李至、柳开、刘筠、宋白、赵令畤等人。

李昉、李至有《二李唱和集》，为宋初“香山体”（亦称“白体”）的代表作者。刘筠为西昆体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另外，在宋初复古运动中，柳开与石介齐名，为北宋诗文革新先驱作者。而宋词创作中河北籍作者能提到的只有赵令畤、贾黄中二人。从这种状况可以看出，宋代河北作者无声名卓著者，上文所列近30位作者，在一般宋代文学史中没有一个优入一二等作家队列者，都是三流或以下的小作者，在两宋文学创作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

再进一步分析，河北籍作者存留文学作品数量不多，而且缺少有影响的名篇名作。以诗为例，河北作者存诗总数在50首以上者有8位。刘挚436首，刘跂225首，王安中220首，李若水138首，宋白130首，刘筠94首，李昉88首，李至88首。其中，存诗200首以上三位，100首到200首之间者两位，100首以下、50首以上者三位。存诗数量最多的刘挚也只有436首。这在“人各有集，集必有诗”（刘克庄《竹溪诗序》，《后村大全集》卷94）的宋诗创作中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宋代诗人相比唐人更加高产，作为唐诗双子星座的“李杜”，李白存诗940多首，杜甫存诗1400多首。而宋代诗歌名家中，作为“北宋四大家” 的“欧王苏黄”，欧阳修存诗954首，而以散文成就最高，王安石存诗1741首，苏轼作为全能作者，存诗2824首，黄庭坚存诗2204首。作品数量远出刘挚之上。“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杨万里存诗4284多首，范成大存诗1974首，陆游存诗数量创下古今诗人之最，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高达9271首。

当然数量的多寡并不是创作成就的唯一标志，成就的高低还取决于诗人的创作是否写出名篇佳作，传之不朽。从宋诗现存名篇佳作看，河北籍作者的名篇名句占有率也不高。三十多位作者中，被历代诗话所例举品评者如柳开《塞上》、宋白的《宫词百首》、李宗谔《春郊》、刘筠《南朝》、《汉武》、宋敏求《九江琵琶亭》、刘挚《齐己草堂》、李若水《书怀》、刘跂《题半隐堂》等等，不过十几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河北诗歌对整个宋代诗歌创作难以产生全局性的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宋代诗人为建构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而努力追求与探索，寻求古典诗歌新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河北诗人观念却相对保守，没能与时俱进，最终在宋诗时代特色不断凝定的历史进程中，河北诗人与诗歌创作在不知不觉中被挤到了诗坛的边缘。

宋代河北散文创作比诗歌成就略高，因为北方文士多出明经，或凭门荫入仕，相对更重视文章的写作。宋代的河北散文作者约有30人，存留散文作品1200多篇。涉及作者与诗歌近似，大约也有三十位，包括范质、扈蒙、李昉、范旻、潘阆、宋白、贾黄中、王化基、柳开、李至、李沆、李维、李宗谔、刘筠、石延年、程琳、宋绶、贾昌朝、田况、高赋、陈荐、张师正、宋敏求、刘挚、刘跂、李若水、王安中等人。因为北人性格的务实，他们存留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制诏、奏议、书表等应用文或朝廷与官府之间往来的公文，而那些具有纯文学抒情性质的美文写作，包括辞赋或文赋作品数量极少，因此与南方士人的文章写作相比，纯文学散文数量有限。

除去刘筠的《大酺赋、刘挚的《祭蹈文》、刘跂的《宣防宫赋》、替父申冤的《谢执政启》、《学易堂记》等篇外，河北散文作者很少写南方作者崇尚的以抒情为主、体现个人性情与趣味的文学美文，在似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秋声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等美文名篇。因此从明代以来人们习惯称道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位：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无一例外地都是南方人。而河北作者写作的更多的是应用性公文，因此虽然《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目录著作著录河北作家文集数量不少，多者五十卷、三十卷、少者也一二十卷，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文集或文章因为其文学性较弱，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后世的淡忘中，逐渐都散佚了。存留下来的数量不到总量的三四分之一。

而词的创作，更不比散文与诗歌，北方文士庄严雅正，也缺少南方文士的浪漫情调，词作者只有潘阆、石延年、贾黄中、赵令畤、王安中几位，无论作者队伍，还是作品数量，河北作者的词创作与宋词作为宋代文学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文体的地位都极不相称。因此，宋代的河北文学相比于前面的唐代和后面的金元文学，宋代河北文学无疑走入了自身发展的低潮阶段。

我们知道，河北文学在唐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刘禹锡，二流作者李峤、苏味道、李颀、李华、李嘉祐、刘长卿、卢纶、贾岛、卢仝都是河北诗人。他们或开宗立派，或自成一家，名篇佳作，散见于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所提引的作品之中，在唐诗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散文创作中从初唐的魏征、卢藏用，到中唐的李华、李观，再到中晚唐的刘禹锡、李翱、李德裕等对唐代散文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金元文学中，金代有著名作者元好问、诗人赵秉文、蔡珪、诗人兼诗评家王若虚等。元代除刘秉忠等人的诗歌成就外，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河北戏剧作家群在元代戏剧创作中占有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再一次把河北文学创作推向高峰。而处在唐五代和金元文学之间的宋代（确切说是北宋）河北文学处于创作的低潮时期，作者队伍不成规模、创作业绩萎缩消歇，总体成就不高。

宋代河北文学萎缩消歇的原因很多，较重要的因素有二：

一是从仁宗朝始，进士考试，多取南人。与之相应，北人多明经，南人多进士，造成文化重心向南方文士转移。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说：“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欧阳修《归田录》载：“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旧闻证误》考证此“在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事也。实李文恭穆与宋、贾、吕、李五公同入翰林，后二年，苏易简始为学士。”此五人中，宋白、贾黄中、李至皆河北人，吕蒙正为河南洛阳人，仅苏易简为四川人，可见宋初选人多取北人。北方人在当朝的政治与文化创造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仁宗天圣开始，朝廷多取南人，文化重心向南方和南人转移。北人在其中的权重地位开始下降。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说：从政治上讲，是北方征服了南方；从文化上讲，则是南方占领了北方。关于南方文化的高于北方，由宋代科举考试取人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抵从太宗朝开始，每岁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王明清《挥麈录》），至仁宗朝及其以后，尤是如此。欧阳修解释这种现象时曾经很委婉地指出：“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奏议集》卷十七《论逐路取人札子》治平元年1064）

陈植锷根据昌彼得、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所载宋人小传等资料统计显示：“熙宁元年以前北宋所取进士（包括及第与同出身），占籍关中者55人，河朔85人，而东南四路有628人，是关中的11．4倍，河朔的7．4倍。到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距离就拉得更大，取进士数的比率分别是东南（1146）：关中（17）为67.4：1，东南：河北（41）为28：1。这一统计结果，与前引陆游等人的结论，完全一致，足证东南四路成为赵宋时代全国的文化重心所在，自北宋开国不久即是如此，至北宋后期，南北、东西之间的差距越益明显。而作为这一转化之枢机的真、仁之际，随着南方士人不断地进入中央权要之地，五代时期以南唐、西蜀为中心的具有南方性质的词曲创作逐渐进入当时的文化中心开封，与11世纪初期因北方生产的复苏而形成的中原城市经济相结合，开始变得繁荣起来，也便是很自然的了。”文化创造的主体是文士，南方文士的崛起，逐渐取代了宋初北方文士主宰朝廷与文化的中心地位，成为宋代主流文化的创造者，而北方文士虽然没有失去政治优势，但却在文化创造上尤其文学创作上被南方士人边缘化了。

二是河北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地位上升而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下降。1004年宋辽赢州之战，双方损失惨重，12月宋辽双方在河南澶州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为界划疆而治，永不互犯。澶渊之盟是宋朝以金帛换和平的明智选择，为宋朝赢得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其约定宋辽双方以今天河北中部的雄县霸县的白沟河向西延伸到山西的桑干河为界线，使宋朝的边境线大大南移，版图内缩。唐代边境北至大漠，南到海隅，以四夷为边。以河朔三镇为中心的河北成为唐代北方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然而宋代边境线的南移，不仅使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辽国之手，而且也使河北的半壁江山划在了大宋版图之外，因此，澶渊之盟既为河北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保障，同时也把河北由唐代在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的地位降格为边境军事战略要地。为了巩固河北的战略地位，宋朝在今河北保定至沧州一线大量修筑寨堡、淀泊，并出内库缗钱十万，修固“南北津途咽喉”有“北门锁钥”地位的大名城。至仁宗庆历二年（1042）更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使大名成为了宋朝在北方的重要军事门户。由政治文化中心到军事战略要地的转换，对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造成河北文士的南移，一些大家士族为了自身的发展，举家南迁，挤身中原，如宋代占籍河北的作者多属于南迁定居中原或南方的。另一方面，来河北工作的文士，也把河北之行当作戍边镇守的经略行为，军事行为升格为第一要务，他们在处理宋辽关系及军事守备方面兢兢业业，相应地文学活动远不及中原的京城开封以及南方的商业文化发展的沿海城市。这也是造成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成就下降的重要原因。

从宋代诗人所写的送人之任河北的诗作可以看出，河北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就是当时的北边寒塞。韩琦的《谢真定李密学惠牡丹》“穷边无处睹春荣，咫尺常山似洛城”，把河北视为穷边之地。司马光《御宴送李宣徽知真定府口号》“旗尾飘扬山烧裂，马啼腾踏塞尘昏”，也把河北当作边塞来看。郑獬《送周密学知真定府》：“白发汉中郎，旌旗下建章。雪通沙路润，春入塞云黄。地势井陉口，天文大昴旁。平时卷金甲，壮略寄壶觞。”也把河北真定（今正定县）写成“春入塞云黄”，这都说明在宋代文士心目中，河北不仅被看成是军事战略要地，而且更当成了边塞之地。由于边境线的南移与版图的内缩，今天河北省保定以北的广大地区，除了两宋使者诗略有涉笔外，基本被排斥在宋代文学表现的领域之外，这对宋代河北文化与文学建设与积累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摘自王长华主编《河北古代文学史》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