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索德浩（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及相关问题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产生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研究者们注意到一个考古学文化中常常含有不同文化因素，已经在使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了，如施昕更对良渚文化的研究都包含有文化因素分析内容，但是此时对文化因素的分析处于一种自觉的状态，限于考古资料的匮乏，考古学文化面貌模糊，所以在当时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很系统的文化因素分析是不现实的。以后很多学者都用到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如苏秉崎、严文明等，但最终成为考古学的一门方法论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行总结为形成标志。俞伟超在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概念，并结合楚文化的研究，进行了说明。后应用日多，渐成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后来一些研究者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进行了修补、完善或是提出一些问题，促进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因素分析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分析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是考古学文化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以类型学研究为前提，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比较研究，即对于考古学文化内部的遗存（遗址、遗迹甚至是某类器物）进行详细分解的基础上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以了解考古学文化或是某个考古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对于文化性质的确定、发展演变、源流的考证、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区系类型及其中心区的确定等都有重要的作用，近来再辅以科技手段10是提高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对于中国考古学深入研究和迅速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成立的科学依据是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没有绝对封闭的考古学文化，一个考古学文化或多或少要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只会越来越多，考古学文化面貌也会越来越复杂，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研究面貌复杂的考古学文化上有着独特作用。近来研究者所倡导的“比较考古学”实际上也属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范畴。比较研究方法在文史研究中应用已久，李学勤将其应用的考古学研究中并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提出了“比较考古学”概念。11此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文化传播的基础上，李先生将比较研究总结成五个层次：中原地区各文化比较研究；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比较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最后进一步认为“比较研究还可以从更广义的方面理解。不同文化的类似因素可供对照比较，同一文化的不同因素也可以供参照研究。”笔者将“比较考古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两种方法的概念、操作方法、研究对象、适用范围、研究目的相比较之后发现，二者非常相似，其核心均为比较研究，研究对象为考古遗存。最大的区别在于李先生所倡导的比较考古偏重于直观的、经验性的内容，其方法还不是很系统，远不如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体系完善，毕竟“比较考古学”刚刚提出；在应用范围上，文化因素方法应用很广，而比较考古学多应用于文化传播和交流；从概念来看，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内涵较大些，而比较考古学较窄。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包括比较考古学，比较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自觉应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尚在完善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能否算是一门独立的考古学方法论？李伯谦先生认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标型学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12俞伟超先生认为“这种方法本是考古学类型学的一部分内容，并已体现在许多的考古类型学分析的实践之中”13；《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14也认为是属于考古类型学体系，归在考古类型学章节中。笔者倾向于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作为一门单独的方法论。所谓考古类型学，是通过对考古遗存的形态对比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是受到生物学分类启发而产生的，19世纪晚期在欧洲已经比较成熟。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考古类型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的分期、遗存比较、器物演变都需要用到类型学研究，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归为考古类型学的研究，这样会使类型学方法论范畴无限的膨胀，而其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以及其他新出现与类型学有关的考古学方法都限制在类型学的范畴内，将会影响新理论、新方法的发展空间，因为几乎任何考古学研究几乎都要用到考古类型学，类型学和地层学是考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地层学获取考古资料，类型学对考古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几乎所有的考古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要建立在这两个方法论的基础之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也是一样，它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类型学产生较早，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出现很晚，其产生的前提考古学文化研究必须达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才会出现的；还有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核心是比较，目的是了解考古学文化的构成，有自己的研究重心。

这些都与考古类型学不同，所以可以归为一种单独的方法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之所以被认为是考古类型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它还在发展时期，还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完善的方法论。不同的研究者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理解不同，操作方法相异，所以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概念和性质取得共识，然后在共同认识平台之上进一步完善其体系，建立起一般操作模式，这是一个成熟、完善的方法论所必须具备的如进行类型学研究时，虽然在操作细节上会有差别，但是都知道大概会有哪些步骤。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却缺乏一般的操作方法，学者对此论述不多，俞伟超先生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总结主要是以楚文化研究为例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如何具体运作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未具体展开论述；同样李伯谦先生对于文化因素的总结也是强调文化因素分析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正是由于缺乏一般的操作模式，所以有些研究者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的具体操作时会感到“困惑甚至是束手无策”15其次，定量分析问题。定量分析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常用，但具体操作上存在着争论。一是操作难度大，特别是分析一个范畴很大的考古学文化时候，此文化可能包括很多遗址，大量器物，对各类遗迹、遗物的精确统计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是是否一组器物在数量上占据优势，那么这组器物就一定在这个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情况未必，比如今天区分一个民族，而主要依据这个族群的心理特征，其使用的物品只是一个参考，因为工业化的今天，物品大体相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同一化程度越来越高，真正能体现一个族群或是地域特征的还是那些包含有宗教信仰、体现民风民俗等精神层面上的器物。再次，融合性器物归属问题。一个融合了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器物究竟归属于那种文化？如果按照文化因素在器物所占的地位来定性，那如何确定某种因素在器物中的地位？是器形为主还是纹饰为主？而且器物融合改变到哪种程度才算成为另一种文化的器物？由于文化的交流，融合了两种以上因素的器物很多，而且有时候这种融合器物属性的判定对于确定一个考古遗存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如壹家堡一期文化性质之所以会出现争议，主要是因为对融合型器物文化归属不同，雷兴山对这个遗址中融合型器物进行了判定，然后确定遗存的性质， 虽然他的观点不一定是最后的结论，但是这种对融合型器物性质的判定方法却给 我们提供了启示 16 ；宋玲平对融合性的铜器性质判定进行了探索 17 最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先秦之前，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应用较少，下文将专门进行论述。

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特点此处历史时期考古学主要是指秦汉以后，不包括商周时期，因为此段虽然有 部分文献，但是文献数量和所包含可用的信息量远远不能和秦汉以后相比，且商 周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秦汉以后也不相同，由此形成的物质文化也有区 别，考古学研究方法也有差异，所以此处仅的时间范围仅指秦汉以后。 历史考古学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保存大量的文献资料。这是历史考古最重要特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具 有史学倾向的重要原因。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已大致勾画出中国古代 社会的时空结构和社会情况，这给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库，既使考古 学研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背景，也可以用这些文献来解释考古资料，如果不好 好利用那将是巨大的浪费，可以说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第二、历史考古物质文化高度统一，遗存丰富，面貌复杂。 先秦之前，生产力水平不高，各区间文化交流不多，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差 异是非常明显的。秦汉以后国家长期处于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特别是西汉中 期以后，由于政治力量的推动、儒家思想的同化、交通系统和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促进了文化交流的深入，致使国家在物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文化 传播、影响能力之强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极其偏远的地区都可以见到典型 中原器物，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已经下降到次要地位。

而且历史时期生产力大幅 度提高，创造物质财富的几乎是以前百万年的总和，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数量 激增，器物群庞大，使物质文化面貌更加复杂。 第三、国家力量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增加。 历史时期大部分时间国家集中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下，国家的政治体 制、经济力量、法律政策、军事活动、社会结构以及国家所提倡的风俗宗教信仰 等对物质文化影响增大，政治体制由原始社会、奴隶制度进入封建制度，不同的 体制与不同的物质文化相对应，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基本 上是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对应的。而且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条件对 物质文化影响逐步缩小，人类主观能动性增加，考古研究时候要充分考虑这种社 会背景。 历史考古的这些特点也研究中的难点，考古发现物质遗存增多，文化面貌复 杂，增加了历史考古研究的难度；文献丰富，需要研究者拥有坚实的文献基础， 但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研究者的文献功底远逊于从前，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历 史考古的重要原因，而且丰富的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学独立发展，历 史考古和文献之间的关系大多还停留在证经补史的层面上，对文献的应用多是在 获取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与文献作僵硬的比靠，深入研究不多，常常使考古学成为 历史文献的附庸，这主要是因为文献和考古资料之间缺乏一个合适的桥接使考古 资料真正很好的利用文献来进行考古研究，让考古资料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文献 资料成为考古研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附庸，更不能将与文献的比靠看成考古学 研究的终结。

相反，先秦时期虽然文献资料很少，但研究却是非常活跃，积极引 入各种理论、方法、科技手段，充分发挥了考古资料在研究古代社会历史中的主 导地位。 所以历史考古研究的滞后主要是理论方法的缺乏和研究者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历史考古研究主仍以时空编年研究为主，利用的方法主要还是类型学、地层 学等方法，这两种方法论在获取资料和进行基础研究时候很有作用，但是深入研 究明显力不从心，但目前历史考古的发展已经不是不再是时空编年等基础研究所 能满足的，所以历史考古目前最需要的是引入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科技手段， 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取有效信息资料，然后解释、研究这些资料，充分发挥考古资 料自身的作用。 很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如刘庆柱 18 、白云翔 19 等诸位秦汉时期 考古的学者都呼吁要加强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探索。徐苹芳先生对中国历史时期分区的思考 20 ；齐东方从政治制度、法律条文、丧葬运作等更广泛 的背景来解释唐代的墓葬现象，说明当时的丧葬礼仪，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研究思路 21 ；吴桂兵用“区位论“理论分析马鞍山地区吴晋墓葬材料，进而研 究汉晋变迁的考古学研究的地域意义，也是对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有意的探 索，相关例子的还有很多。 创建一种理论非本文所能做到，但是探索解决某种问题的方法还是可行的，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就是尝试解决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些问题。 文化因素分析在历史时期的应用——主要以四川汉墓为例 虽然秦汉时期考古学物质文化面貌趋向于“大一统”，但是不可能完全消灭 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差异。秦汉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制度、政策，确实为统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