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兴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关中和陇右之间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夏商西周时期，这里先后产生了早期周文化、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随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成熟秦文化。周秦时期的关陇区域大体包括三大文化体系：周文化、秦文化和戎狄文化，其中也渗透了一定比重的北方草原文化、西方绿洲文化、南方巴蜀文化、东方海岱文化元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总体属于西北地域文化同时又兼具全局文化特色的关陇文化。周人先祖曾经在陇东一带长期生产生活，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存。秦人在陇右长期艰苦创业，伴随着势力逐渐崛起，他们开始逾陇入关，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早期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都属于关陇文化范畴，但他们都转化成了具有全局统一文化特色的周文化和秦文化。关陇文化是周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先是经历了早期周文化的引领与奠基，后又造就了区域特色鲜明的秦文化。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关陇文化直接孕育了周、秦文化，而关陇区域则是周、秦文明得以走向繁荣昌盛之地。周秦时期，已然存在一条以泾水道为主的“关陇通道”，今日华亭所在地区在古代拥有著名的“华亭三关”，长期控扼关陇之间交通要道，地理位置独特，区位优势明显，先秦时期是周人西拓和秦人东进的重要关口所在地，对于周秦时期以周秦文化为主导的关陇区域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节点和纽带作用！

关键词：先秦时期；关陇文化；早期周文化；早期秦文化；戎狄文化；关陇通道

辉煌灿烂的周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为深远。关陇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面貌，为周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源泉和广阔的历史舞台。早期周文化和秦文化的主体内容都是在关陇区域形成的，在早期周文化和秦文化的共同促进下，关陇区域最终形成了既具区域文化特色又不乏全局文化特征的关陇文化体系。

一、早期周文化

早期周文化是周武王伐纣克商以前，以周族为主导与核心的周人在漫长的起源和发展壮大过程中，经过不断创造、吸收和利用，从而逐步形成的主要分布在陕甘泾渭流域一带的综合历史文化和文明体系。

早期周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文化，它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族群性和考古学文化特征。就时代性而言，早期周文化上接五帝，下启西周，其间至少经历了夏、商两个早期王朝时期，其时代不可谓不久远；就地域性而言，早期周文化分布范围遍及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地，其地域不可谓不广阔；就族群性而言，早期周文化是由周人所创造和吸收利用的地方性族群文化，但周人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族群概念，不仅包括姬周族人，还包括一部分戎人、羌人、氐人、夷人，乃至夏人、商人和秦人等，就此而论，其族群不可谓不庞杂。对于早期周文化而言，虽然个别历史文献偶有提及，但不仅不成系统，而且多与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这让后人很难剥离出比较客观细致的早期周文化。今天要想更多更全面地了解早期周文化，必须倚重于考古发掘和研究，同时结合传统历史文献记载，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早期周文化遗迹和遗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和解析。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清晰明确地展现早期周文化。

早期周文化虽然时代久远，但主要形成阶段却在商朝中晚期；虽然地域广阔，但主要分布区域却在陕西、甘肃一带的泾河、渭河流域。周人在这前后四五百年的时段中，有三四百年的时间是在甘肃陇东一带生产、生活并逐步发展壮大的。甘肃陇东一带为早期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比较优越的条件，为后期周文化的全面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早期周文化也在甘肃陇东一带得以深厚积淀、长期传承并不断推陈出新。

先秦时期的关陇区域不仅是一处农牧交错地带，还是一块文明起源和文化荟萃之地。这里有丰富便利的森林资源、水资源和矿藏资源，有发达的畜牧业，有可资早期农业获得迅速高度发展的深厚酥松的黄土地，有辉煌灿烂的彩陶文化，有沟通早期中西文化和族群交流的优越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这一切直接造就和促成了先秦时期多姿多彩的“关陇文化”。早期周文化是先秦时期关陇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广布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早期周文化就是在与陕、甘等地各区域族群文化长期互动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关陇区域各族群文化直接影响了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周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周秦时期的关陇区域文化，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早期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本图采自于俊德、于祖培《先周历史文化新探》

二、夏商周三代与早期周文化的关系

以姬周族为主导与核心的周人是和夏人、殷商人、嬴秦人乃至戎狄各族长期并存的一支部落性质的族群，早期周文化不仅有周人创造的文化，还广泛吸收融入了其它族群的文化，不仅纵向吸纳前人的文化成果，还横向学习和接受同时代其它区域诸多族群的先进文化。所以，早期周文化是承前启后，多元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

孔子曾经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传承情况作了这样的总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我们可以把这所谓的“损益”说看作是孔子的核心历史文化观，它高度概括了夏商周三代在文物制度等方面的前后批判继承关系，也预言了后世秦文化将必然对周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创新，其中心思想是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孔子这一思想颇有见地，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夏商周三代制度文化的关系多有裨益。但该说法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认识误区，即过于注重了夏商周三代前后继承的纵向关系，而容易忽略夏商周各族之间平行并存的横向关系。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依据新材料和新理论对夏商周三代的关系重新审视。主要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理论突破：一是认识到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在纵向上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在横向上还一直是同时并存的族群区域文化关系，其间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支不同区域族群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和兴衰浮沉而已；二是认识到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文化虽有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这是它们之间的“同”的方面，但它们也有各自独立的发展体系，所以，“异”的方面也是非常显著的。王国维先生在其名篇《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开篇即谓：“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而“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自王国维先生开其端绪以后，傅斯年、顾颉刚、蒙文通、徐旭生、张光直等诸多学者纷纷对夏商周三代关系进行相关论述。傅斯年先生在其《夷夏东西说》一文中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顾颉刚先生也有与之相似的认识，他说：“从古书里看，在周代时原是各个民族各有其始祖，而与他族不相统属。如《诗经》中记载商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周人的祖先是姜嫄‘履帝武’而得来的，都以为自己的民族出于上帝。这当然不可信，但当时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出于一系，则是一个极为清楚的事实。”张光直先生曾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异。大同者，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共同的大特征；小异者，代表地域、时代与族别之不同。”

以上这些论述说明，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上是互通的，但在政治上却是相互对立的集团，对于这种对立和冲突，我们可以从时代、地域以及社会文化关系的差别中找到根据。从时代来看，夏和商、商和周都有相当部分的历史文化是重叠的，所以三代的发展不仅是前仆后继，还是平行并进的关系。夏王朝时期，商族、周族政权曾是夏的地方附属国；商王朝时期，周族政权一度是商的地方附属国，同时，夏族政权残余势力也得以继续保留；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只是夏商周三族势力沉浮消长变化的结果，他们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族群并存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前后继承关系。就地域来看，夏商周三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位置亦有所不同，大体情况是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东，他们彼此之间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和利益争夺的需要，从而在政治、军事上形成了彼此对立的势力集团。虽就政治统系而言，三代是前仆后继的，商朝始于汤灭桀，周朝建于武王伐纣；但每一王朝的统治族群早在敌对势力被消灭以前，就已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了，《诗经》《尚书》《左传》《国语》等古籍中多有篇幅对此述及，足以说明夏商周三代政权不仅前后继承，其各自族群还曾长期平行并存。

对于认识和理解早期周文化而言，理清早期周史发展进程中的纵向文化传承与嬗变关系固然重要，但分析周人在夏商时期与相关各族群之间的横向文化互动与交融关系则显得更为重要。早期周文化固然是由以周族为核心的周人所创造使用并加以推广的一种文化体系，但它还广泛吸纳了与周人长期共生并存的夏人、商人以及广义的戎狄各族群的文化因素。

三、早期周文化与关陇文化

早期周文化主要是在陕甘泾渭流域一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期周文化与甘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陇东一带又在早期周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突出，我们因此可称之为“甘肃早期周文化”。甘肃早期周文化在进入关中后，又通过不断融合吸收新的文化因素，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从而形成为特色鲜明的早期周文化体系，它是统一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周人在甘肃陇东一带生活时，曾经深受戎狄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早期周文化中带有较为明显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等因素特征。

寺洼文化因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山而得名。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天的甘肃中部洮河中上游一带，在陕西宝鸡一带也有少量发现。洮河上游地区大约是其发源地，然后沿洮河向东发展，到达甘肃东部径河上游和陕西西部，北部可到庄浪葫芦河流域，南到西汉水上游、白龙江流域。自20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把寺洼文化的主人说成氐羌后，学者们多认为寺洼文化是属于氐羌系统的“西戎”的考古遗存。对于寺洼文化的年代，学界说法不一，大致处于公元前1400至700年之间，约略相当于商代中期到春秋初期。俞伟超先生指出，寺洼文化是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的。齐家文化在西部河湟流域和大通河一带发展出卡约文化，东部至于宝鸡、平凉、庆阳一带，则发展出寺洼文化。

有学者把寺洼文化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1.陶器的形态，以马鞍口双耳罐为代表，并与鼎形三足器、袋足鬲、腹耳罐等伴出器并存。

2.生产工具有石斧、锌、陶纺轮、弹丸等。

3.武器有铜刀、戈、链、矛、剑等，装饰品有铃、泡、镯等。

4.墓葬形制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二次扰乱葬和火葬等。

有学者认为，寺洼文化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碰到了来自东面周文化势力的强大阻力，所以只能在径河、渭河上游地区存在和发展，经过与周文化的长期并存，寺洼文化在春秋初年趋于消失。在南面西汉水流域，也在春秋初年趋于消亡，这或许与秦人的兴起有关。

辛店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县辛店村而得名。通常认为辛店文化是与寺洼文化并行发展，同生共灭的一种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由齐家文化演变而来，其主人也当是古代氐羌系统的族群，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洮河、大夏河流域，以及渭水上游、湟水流域，向东则一直到陕西宝鸡地区也有少量发现。辛店文化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1.陶器主要是以双耳彩陶罐、袋足鬲、腹耳壶和单耳杯等为组合的陶器群。其中彩绘双钩羊角纹的双耳彩陶罐和瓮是最典型的器物，也是辛店文化的标志。

2.主要生产工具有带肩石斧、环状石器、刃侧缺口刀、石臼以及骨铲、骨锥等。

3.建筑遗址主要包括两部分，除了较为窄长的房屋外，还有大量的窖穴。

4.墓葬主要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另有少部分竖穴洞室墓。葬式流行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少数为屈肢葬、俯身葬、侧身直肢葬，同时还流行合葬。

5.同寺洼文化生产类型相似，辛店文化也是农牧兼营，制陶业和冶铜业比较发达。

1984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甘肃陇东合水县蒿铺乡石桥村九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所发掘的82座墓葬遗存情况表明，九站遗址存在的时间大约从商代晚期开始，延续到春秋初期。九站遗址总体属于寺洼文化范畴，但其中有比较明显的早期周文化和西周文化因素。在该遗址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少量铜器，马鞍形口双耳陶罐是其中的代表性器物，该类型器物近年在陇东许多地方都有发现，经测定，其绝对年代正好处于周人在陇东一带生活的时间段内。另外，九站遗址中所见的联裆鬲、折肩罐、绳纹罐、小盆、豆等器物类型明显是受到了周文化因素影响。学界普遍认为，九站遗址是寺洼文化与早期周文化相互交融的一处文化遗址，带有较为明显的早期周文化特色。

经过以周人、秦人为主导的西北内外诸多族群的长期融合与文化互动，陕甘一带逐渐形成了具有较强关陇地域特色的“关陇文化”。早期周文化、早期秦文化和以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为代表的“戎狄文化”同为关陇文化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在关陇文化的体系组成和形成过程中，早期周文化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引领作用。作为关陇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早期秦文化”是在两周之际开始形成的，在早期秦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秦人较多地吸收了周文化因素，其中就包括“早期周文化”因素。套用此前我们对早期周文化所下的定义，我们依然可以对早期秦文化作出这样的认定：早期秦文化是秦人逾陇入关之前，以嬴秦族为主导与核心的秦人在漫长的起源和发展壮大过程中，经过不断创造、吸收和利用关陇区域内外的商周文化、戎狄文化、巴蜀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从而逐步形成的主要分布在陕甘西汉水、渭河流域一带的综合历史文化和文明体系。

四、早期秦文化与早期周文化

早期秦人和早期周人的历史发展轨迹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曾由山西、陕西一带避难迁徙到陇东、陇南区域，然后充分利用当地农牧交错、族群众多、文化繁盛等地域优势，逐渐发展崛起，之后又顺着泾河、渭河流域来到关中继续发展壮大，从而以关陇区域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拓展发展空间，最终形成为强大到能够攻灭东方“正统”王朝的区域政权力量，直至建立起新的统一王朝。早期周文化中有比较明显的殷商文化因素，而早期秦文化中则吸收了较多的周文化因素，作为关陇地方政权时，他们都倾心于“中央”政权的先进文化，对其不断加以学习、吸纳和利用；同时，他们又不排斥各地方族群文化，与其保持互动和融合，从而形成为以自身族群文化为主导兼具关陇区域特色的统一文化体系。

可以这样说，周人几经迁徙，先由“华夏”文明区域避难于“戎狄之间”，吸收融合了戎狄文化，族群势力崛起后又再次回到华夏区域，从而形成了早期周文化和周文化，并建立了统一王朝；而秦人则正是循着周人的发展轨迹，先是自东而西，之后又自西而东，势力不断兴盛壮大，在继承和吸收周文化的基础上，与关陇区域内外诸文化进行了长期的互动和交融，最终形成了早期秦文化和秦文化，使得关陇文化体系更为庞大，特征更为鲜明，内涵更为丰富，内部凝聚力也进一步增强。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几点认识：

1、关陇区域一衣带水，关陇文化自始一体，关、陇彼此唇齿相依。相形之下，“河陇”概念则较为晚出，河西、陇上文化各自独立性强，河、陇彼此文化联系不及关陇之间紧密。关、陇之间之所以文化联系如此紧密，我们认为应当与周文化、秦文化在这一区域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关系密切；另外，也与周秦时代特点和关陇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2、关陇文化虽属于区域文化，但又极富包容性、开放性、辐射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全局文化特色，所以它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早期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都属于关陇文化范畴，但他们都转化成了具有全局统一文化特色的周文化和秦文化（秦文化的全局性相对弱一些），他们各自的族群主体——周人和秦人，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央统一王朝——周朝和秦朝。

3、关陇文化是周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先是经历了早期周文化的引领与奠基，后又造就了区域特色鲜明的秦文化。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关陇文化直接孕育了周、秦文化，而关陇区域则是周、秦文明得以走向繁荣昌盛之地。

4、关陇区域虽属农牧交错地带，族群众多，文化多样，但关陇文化农耕稼穑传统深厚，这一区域自始至终从未完全脱离于华夏文明体系之外；关陇区域虽有极为浓重的尚武之风，然关陇文化也始终未曾放弃崇文重德的传统习尚。这一切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周秦文化在关陇区域的长期兴盛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5、关陇文化吸收和融合了较多的北方草原和西方绿洲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东西丝路交通的现实存在和早期发展状况，周秦时期关陇文化的部分特征可以看作早期东西文明交流融合状况的一个地方缩影和成果结晶。

6、关中和陇上虽然在自然地理面貌方面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有重重险阻，但关陇区域仍然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理所当然应该归结于“关陇通道”的存在。关陇通道的畅通离不开周、秦、戎狄等族群的开拓和经营，关陇通道是以“渭河走廊”为主干道，以“泾河走廊”为主辅道联合组成的道路交通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陇通道就是一条沟通东西南北多样文明的通道，也是关陇区域周、秦等族群迈向富强之道。

7、关陇文化是在周秦时期形成，秦汉时期巩固、扩展和完善，魏晋隋唐时期传承和迁转的一区域文化体系。纵览整部中华文明史，我们会发现，在以今西安、咸阳等关陇区域内部城市作为全国都城的历史时期，正好就是关陇文化势力高度兴盛的时期。而周秦文明无疑对关陇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和嬗变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引领作用。

8、秦人西部、北部疆域最终大体以黄河为限，而在广阔的东方、南方则进行了极力扩张。总体而言，秦人的疆域扩展所及地区大体是在西周王朝的名义统辖范围之内。这至少反映了以下四点历史事实：戎狄势力的核心不在关陇区域，而在关陇以西及以北的广大范围内，秦人当时对戎狄势力总体处于防御态势之下；秦人族群中虽然不乏西系戎狄族群成员，但嬴秦族源却不属于戎狄，嬴秦族仍然属于东系族群的一支；秦人重农尚武，这是深受关陇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当地传统民风习俗长期影响的结果；秦人素来仰慕周朝东方文明，虽然志在武力代周，却也在不断学习和努力吸纳东方周文化因素。

9、秦朝的灭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关陇文化东向拓展的失败，这说明周秦时期的关陇文化从根本上还是属于西北地域文化，它与东方和南方文化存在很大程度的异质性，需要进一步加以长期的柔性互动与交融，方能逐渐弥合它们彼此之间的明显差距和尖锐冲突。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是由随后逐渐兴盛的西汉王朝完成的。早期周文化虽然也属于关陇文化范畴，但早期周文化本身包容性更强，显得更为亲切柔和，不像秦文化那样“刚猛”，周人社会始终保持着尚文之风和重德传统，通过“宽猛相济”的措施，周人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对东方的有效控制，周文化也变得更富凝聚力和包容性，从而很自然地实现了由关陇地域文化向全国主导文化的平稳过渡。

10、秦族源于东方，几经辗转迁徙，最终在关陇区域落地生根。源于东方的秦族与关陇区域的周人、戎狄各族群经过长期的互动交融，终于形成了一支新兴族群——秦人。秦文化是以秦族为主导的秦人所创造、使用并加以推广的文化体系，该文化深具西方关陇区域特色，但又包涵有较多的东西方其它各区域特色。

夏、商、周三代长期存在着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互相竞争和矛盾冲突，待到秦朝完成统一后，这种东西差异和冲突逐渐趋向缓和，而南北冲突则成为以后中国历史政局的主体形势。其中原因当与秦族源于东方，而秦人群体又发展壮大于西方，秦人群体融合了东西方诸多族群成员，秦文化中既有东方因素又有西方因素有密切关系。另外，当秦人对中原华夏农耕文明区域完成统一的同时，以匈奴为首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形成了强大统一的北方游牧政权。这一南北对峙的局面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文化面貌和政局形势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

周文化和秦文化共同构建了周秦时期的关陇文化，关陇文化是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综合文化体系。之所以说关陇文化具有多元性，就是因为它不仅囊括和传承了诸如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和秦文化等这些所谓“华夏族”文明的相当一部分文化因素和成果；还广泛吸纳和融合了所谓“蛮夷戎狄”族群的诸多文化因素和文明成果，从而大大丰富了关陇文化的内涵，扩大了其外延。之所以说关陇文化具有一体性，就是因为它不是多地多族文化的松散聚集，不是简单的文化大杂烩；而是有着密切的内在交融荟萃联系，以至于最终能够归入统一的周文化和秦文化范畴。在关陇文化多元一体特征的形成过程中，周文化的兴盛对其起到了重要的开创、引领和奠基作用，而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则使其内部联系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