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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无定法

所谓史无定法，就是研究历史，没有一定的方法，这是很多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体会。例如经济史研究的一位大家吴承明先生，他曾经很明确地提出，研究经济史以至于研究一切历史，没有确定的方法，无论是历史学、经济学，甚至是社会学等理论来研究，都是可以的，只要能够把问题讲清楚，能够解释内在规律就行。所以吴承明在很多方法、很多方面都下了功夫，所以做出了很多难以逾越、洋洋大观的成就。为什么说史无定法？这是从“文无定法”、“文成法立”得到的启发，我认为历史研究也是一样的，历史研究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随着历史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有的更多要进行考据，有的更多要进行归纳，有的要拓展史料，有的要用旧史料阐发新观点。所以历史研究对象、课题是要经过大量的调研之后才能确定的，但是我认为对象本身是随机，必须要多看别人做过的研究，仔细地研究本身领域已有的成果，看多了，题目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研究的方法是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史无定法的内涵就在于研究者应该多思考，才能心领神会。下面我想结合我曾经做过的几项研究给大家谈一谈我对于史无定法的体会。

二、从革命走向社会——商会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在商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从革命走向社会，我们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章开沅先生意识到，不把革命和社会状况结合起来，空谈阶级论是没有意义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章开沅先生的带领下整理一批苏州商会的档案，逐渐地发现了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角色、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等，因此商会史是革命史研究、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我们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思维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很多学者进行的商会研究，仅仅是就商会谈商会，商会背后更深的东西却并没有揭示出来。我们在档案中看到，商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因此，我们带着社会组织的理论来研究，看到的就不是商会的个体，而是把整个城市连接起来的广阔的组织网络。

马敏教授与章开沅先生

三、从中国走向世界——博览会史研究

2010年，中国上海举办了世博会，这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汇、展现中国文化的平台。我认为研究博览会史，对于了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会有很大帮助，但这牵涉到很多的史料，确实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早期的世博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必须要运用多重方法、多角度进行研究，除了史料的搜集，还要参考文化学、展览学的方法，才能解释早期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问题。博览会史和很多研究领域一样，都是从冷门到热门的一个课题。有些冷门的研究在进行的过程中，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价值，因此很多领域都会经历一个冷门到热门的过程。但我认为必须要从这些整理史料的最基础的工作入手，才能够写出一本像样的著作。所以我们虽说史无定法，但一些基本的章法还是有的。把冷门的领域做成热门，而在热起来的时候需要冷静的思考，在这一冷一热的过程中，我们的历史思维才得到了锻炼，而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成果才更有价值。

四、从经济转向文化——教会大学史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下面我想谈一谈教会大学的问题。教会大学在过去被认为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长期被忽视。但我们认为要研究教会大学，还是必须要从这些大学的档案入手。我们在档案的整理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研究过程中必须把握重点，不能有太大的野心。例如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的研究，问题虽然很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在研究可以从中发现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其他的很多问题。于是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也成为了一个很热门的领域，中外许多学者都在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说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思路，把握住最容易进行的研究重点。

马敏为大学生做讲座

五、老树发新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再思考

有时候某些问题的研究需要发现新材料的机缘，但是有些问题却需要“老树发新芽”。就比如辛亥革命的问题，可谓已经是“题无剩义”，研究的难度相当地大。但是我认为，旧材料中可以用新眼光、新问题去发掘新内容。辛亥革命的变化，可能比中国几千年的变化都还要大，所以有很多问题还有探讨的价值，可以用新的眼光，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拓展。辛亥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国，但是同时受到亚洲、欧洲、美洲的深刻影响，并且影响了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地，如果从环太平洋的视角，去探讨辛亥革命与世界各地的密切关系，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又如从民族意识的形成、社会心理的变迁的角度来探讨孙中山的民族观和辛亥革命的意义，或者孙中山的实业观和张謇实业观的比较，又或者孙中山对于中国国情的思考等等，只要把眼光打开，对于很多老问题也都是会有新的思考和结论。

六、总结：治史的若干基本旨趣

我们虽然说史无定法，但是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要遵循的，这就是学有所本。历史学归根结底是实证的学科，是连续的、系统的历史资料的研究，没有这种基础工作，只是零零星星地阅读史料，是做不出优秀成果的。历史研究对象的确定，尽管是十分具有随机性的，但是只要留心，做好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顺着线索搜辑材料，往往就会在不经意之间获得启发，会茅塞顿开地发现很多很好的课题。只要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就可以去进行研究。考据的功夫是最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历史的阐释，才可以慢慢做出一套理论框架，但这种框架必须是建筑在严密的史料考证之上的，这样才能给人启发，而不是单纯的描述。最后，历史的研究本质是求真，无论是考据还是理论阐释，最终都要回归历史之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乐趣，越接近真实就会有越多的乐趣，这样一来，历史就不再枯燥，历史也才是鲜活的历史。

（刊于《中山大学报》2011年5月27日第04版。讲述/华中师范大学 马敏教授，整理/历史系08级 吴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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