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光辉历程中，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可以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本刊约请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撰文，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为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历史借鉴。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新 道 路 的 历 史 演 进 及 前 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发言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作出了什么新贡献？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当下中国现代化理论探索的聚焦点，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答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四个现代化”概念的深化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随即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中，宣告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党的八大将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写进党章。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同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内容。1964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至此，“四个现代化”概念正式成型。

20世纪70年代末，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他刚刚提出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时代的命题。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因此，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回溯历史，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特征。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同西方不一样，它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身独特性。尽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展开的，但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近代化”（早期现代化）。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总体上可分为资本主义“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大历史阶段，这两大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运行方式，但又存在若干共同的历史基因。

中国近代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终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定意义上均可视为实现近代化的尝试和探索。中国近代化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化，但又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化，通常被称作“强迫型现代化”或“失败的现代化”。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民主化，是中国近代化的核心内涵。但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扰，这两个目标都未能实现，直到1949年，中国仍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家，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近代工业生产设备（包括工厂、铁路、矿井等）仅合人民币128亿元，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事实证明：不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要实现近代化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入崭新阶段，即从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阶段。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致可划分为两大时期：1949—1978年的奠基时期与1978年至今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奠基时期，主要是通过制度变革和道路探索，为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后，则是中国现代化的突飞猛进时期，我国面貌的巨大改变，主要是在这一阶段实现的。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6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276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187倍。事实证明，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空前成功。

将中国现代化历程划分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同时细分为若干小的阶段，有助于我们从“大历史”视角较为全面地把握、分析中国现代化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特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指旧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但中国近现代毕竟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会受到近代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资本主义近代化并没有为中国创造出大工业生产力和相应的市场经济基础，我们不得不白手起家搞经济建设，这正是中国今天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将以1949年为界的两大阶段现代化进程进行关联性分析，既要看到二者间的历史连续性，又要看到二者间的本质区别，从而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源及相关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要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一方面，要观察这70多年来贯穿始终的整体性特征；另一方面，则要将这70多年划分为更为具体的发展阶段，进而探讨每一阶段的发展内容及特点。1949—1978年的奠基时期，可细分为：（1）社会主义改造与初步工业化时期（1949—1966），其特征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及以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2）十年“文革”与拨乱反正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1966—1978），其特征为“文革”期间的经济停滞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而1978年至今的迅速发展时期，又可细分为：（1）1978年至2012年是中国快速富起来的阶段；（2）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是中国迈入强起来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总的特征均为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但前一阶段主要强调量和规模的发展，后一阶段则更加重视质和水平的提高。

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点的探讨，应将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尤其要关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发展和成功经验。当然，这种探讨又离不开对1949年前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历史回顾与纵向比较。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一是它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化，选择了一条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二是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并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我们大体可从“整体之新”与“新时代之新”两个维度来把握。

就“整体之新”而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主要呈现出以下整体特征。

第一，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国家现代化、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化最大的不同及本质区别，便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以人为本、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建立在资本原始积累基础上的现代化。

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根本上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极端落后；全国5亿多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86%以上是文盲。1952年，国民收入总额为589亿元，按人口平均计算仅为104元。

要在这样一个极端贫穷落后且拥有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一切资源，尽快发展经济和民生，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也只有实现现代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对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以举国之力推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根本在于制度之新。“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新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不仅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一盘散沙、近代化迟迟上不了轨道的旧貌，而且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文明优势，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绩的基础和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国现代化始终拥有坚强而稳定的政治领导核心，得以构建起一个高效能政府，其决策的担当力与回应的及时性均世所罕见。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理念。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均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让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积极参政议政，营造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商国是、共谋发展的良好政治氛围。人心齐，泰山移。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大秘诀。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优势。党的领导和人民支持使国家可以集中财力和物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现代化建设。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携手并进，形成合力，促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使一切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

第三，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改革推进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时艰，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得以根本扭转，人民初步安居乐业。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充分解放；平均分配的政策使工作效率低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出台，迅速形成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正是在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得到调整，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要素，都得到空前释放与扩大，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

第四，注重各方面平衡，坚持协调发展。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差异巨大，因此，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在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协调上，改革首先从农村破冰，从亿万农民脱贫致富做起，走出了一条城市带动乡村、城乡同步发展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在区域协调发展上，通过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优化等一系列战略，破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奏响了区域协同发展的“交响乐”。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注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从5000多年深厚文明传统中汲取养分，为实现民族复兴熔铸精神之魂。“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第五，坚持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发展潮流。

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除归功于对内改革外，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甚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巨大的自信和坚定的步伐迈向国际、拥抱世界，参与国际大循环，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中国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后，外贸总额持续大幅增长，于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始终保持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对外开放中，中国通过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全面促进了开放型经济发展，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极大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

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随之呈现出若干新的时代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更加重视创新思维的创新型现代化。创新是21世纪信息化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时代的新型现代化，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精髓，实现从观念到制度、从经济发展模式到关键技术的全面创新。经济发展要着眼于从短期型向长期型、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走内涵式发展之路，不断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瓶颈，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构筑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政治发展将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在强调政府统筹管理的同时，着力加强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更加重视共同富裕的共享型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新时代的新型现代化，将更加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既要坚持发展，不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继续做大“蛋糕”，也要坚持共建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分好“蛋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更加重视生态环保的绿色型现代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本、文明发展之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式现代化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型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必须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切实改进生态环境质量，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之路，形成生态文明新形态。

更加重视整体开放的共生型现代化。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也面临各种阻力，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明确宣示，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西方大国崛起老路，而是要走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各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有着不同路径，但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现代化道路之间，完全可以做到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存共生，共同探索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呼唤新的理论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有其历史和实践逻辑，也有其哲学和理论逻辑。但相较于中国现代化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稍显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对中国现代化学术理论的总结和探讨，远远赶不上实践发展的步伐。

现代化理论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与欧洲，主要探索人类社会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化社会，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现代化理论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现代化理论对我们认识和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它将现代化视作一个不断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为分析长期性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理论框架；它强调现代化是“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普及等，并不是偶然、凌乱发生的，而是“有规则地一起出现”。这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联系性的观点，为分析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方法指引；而不同国家和文明间的现代化比较研究，则有助于从全球化视角观察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

但是，现代化理论范式在提供新的问题意识、概念话语、分析视角与方法的同时，又存在极大局限性。因为这一范式基本上是基于欧美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视作对西方道路的仿效、重复，因此，这种研究范式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例如，西方现代化理论通常将民主化、市场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等指标，作为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但在评价标准上，则基本上是趋同化的，认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西方文明的标准；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如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编制的发展中地区现代化统计指数，便按当时大约60多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程度排队，以此作为测量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准。布莱克也基本上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现代化（主要是民主程度高低）作为基准，对各国进行现代化类型划分。到20世纪90年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是将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推到极致，乐观地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尽管福山后来对自己这种极端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仍坚持认为“历史终结”只是延迟了而已。

显然，具有明显“西方中心”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它既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不能合理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更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是双重问题：一方面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如何有尊严地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在各国现代化的共性之外，自有基于本国国情的特殊性，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与规范，不可能被纳入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之中，注定要走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现代化理论进入中国之际，许多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诸种弊端，提出中国需要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为此作出巨大努力。为了探索如何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广泛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创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主张。与此同时，章开沅等学者也从历史比较角度，展开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曾一度兴起了现代化研究的热潮。比较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中国本土的现代化研究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但总体而言，仍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原创性，尚未真正形成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学派。尤其是相对最近40多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还跟不上时代步伐，无法对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进行及时的理论总结并提供相应理论指导。

与40多年前重在引进现代化理论、思考中国应该如何走现代化之路不同，今天最需要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并上升为以中国经验为内核的原创性“中国理论”，从而对探索人类现代化道路作出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

尽管全面开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探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已经对现代化的中国实践、中国创造作出高度概括，指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树立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标杆。为此，首先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观点为指导，明确现代化虽是人类社会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却不止一条，各国都有选择适合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权利，从而把握好特殊性与统一性、主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切实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再次，要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的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永续发展；是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以人为本，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后，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指导，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180多年中国近现代史、70多年新中国史和4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多重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和诉求、推动了人类文明整体进步。

总之，中国开拓的现代化新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国情、独立自主闯出的一条新路，是对不同于既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中，提炼、总结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为世界上那些渴望独立发展、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作者马敏，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