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热点之一。2022年，抗日战争史研究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史料收集、方法运用、观点创新等方面都有所突破。
首先，2022年度有较多成果聚焦于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军事战略与行动。吴志山的《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实施》认为八路军在太原会战期间执行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源于对日作战的客观现实，对此的不同观察是中共领导人产生不同看法的直接原因。郭宁的《从华北到华中：八路军南下与中共苏北根据地的生成(1939—1941)》探讨八路军南下与中国共产党苏北根据地生成的历史过程，八路军与新四军相互配合，完成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宋弘的《抗战时期昆张支队的日常斗争研究》将昆张支队的组建视为中共面对形势变化科学决策的结果，也是中共整体政策调适的一部分，成为中共力量生存和发展的缩影。高航的《抗战胜利后鄂豫边区“三路会师”与中原部队的战略转移》认为三支部队和中原军区为中共在全国的战略布局做出巨大贡献。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与组织也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徐志民的《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汪朝光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七七”之后中共中央的抗战决策及其路线初定》认为中共在历史转折关头确定正确的政略与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始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王龙飞的《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长》以冀豫晋省委的成长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的局部图景，一些颇具特色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机制也被沿用与创新。此外，亦有多篇文章考察了沦陷城市的中共组织工作。
再次，思想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力量源泉。桑兵的《大处着眼：〈论持久战〉与抗战研究的进路》梳理了《论持久战》的研究脉络，指出可从文本与事实互证、单向取信与各方比勘、实时与源流沟通、评价与实效兼顾等方面推进研究。金伯文的《从战争研判到历史总结：“相持阶段何时到来”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认知演变》则关注“相持阶段”这一重要概念，中国共产党对“相持阶段何时到来”的研判经历了从战争研判到历史总结的转变。黄江军的《整风运动的技术史——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从整风运动的考察入手，在组织和个体围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的频繁的技术性互动中，思想改造得以触及个体的心灵。
上述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细致过程，对中共在抗战实践中的各项经验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总结。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战时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学界的研究重点。
2022年度有诸多成果以中苏日三方互动视角审视战时外交。鹿锡俊的《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讨论了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中苏日出于自身利益各有考虑，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路径分歧的发展与终结(1937.8—1938.1)》则接续研究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的决策，日本“共同防共”等条件的压迫，使苏联因素对国民政府发挥了鼓舞抗日与阻止屈服的作用，日本在代为国民政府终结内部决策的路径分歧的同时，走上与既定目标适得其反的绝路。吴启睿的《〈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运用多方档案，认为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无实现的空间。上述成果将对苏联的态度的考察纳入中日博弈之中，有助于对战时国民政府各项外交活动的决策过程与诱因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多位学者考察局部抗战时期中国的对日交涉。侯中军的《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认为国民政府最初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但日本罔顾国联决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马海天、张生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与各方因应》同样将视野放置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呼吁国际社会介入日本承认伪满洲国问题后，英美干涉有限，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退出国联、自绝于国际社会的道路。孔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儒道大会为中心》将视线转至文化领域的中日交锋，日本利用尊孔手段大肆开展对华文化侵略，国民政府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的需要，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吴景平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则管中窥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核心考察其体现出的国民党涉日危机应对，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此外，战时中国与欧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关注。周祖文的《抗战时期马来亚外汇统制下的侨汇与侨捐》认为英国对于马来亚的外汇统制在欧战爆发后不断加码，严重影响了侨汇侨捐的流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马来亚当局逐步放开外汇管制，侨汇和侨捐问题才得以较好地解决。侯中军的《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以此前学界关注较少的中梵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中梵建交一波三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中梵建交一事终获解决。张俊义的《全面抗战时期中英修筑滇缅铁路交涉》关注战时中英关系，利用中英两国档案还原了铁路筹建及修筑时中英的多次交涉及背后考量。张毅的《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通过中英美三国交涉审视战时外交，经过三国协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发生改变，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多国视角的引入与多国档案的运用，本年度产生了诸多更具国际视野、更加精细化的新成果。战时中外关系研究的推动有赖于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战时经济史的新成果
经济体系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对战时各方经济政策与执行的深入考察是2022年度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情况受到学者的关注。李金铮的《背后：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统累税税则的出台与修订》从财税史的视角考察根据地财政，认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统累税税则的制定与调整既要达成财政收入目标，又需追求负担公平，并与乡村社会实际相契合，党政机构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制度创新及运行奠定了基础。李叶鹏的《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村财政管理制度探析》考察根据地基础财政管理体系，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将村经费开支纳入地方粮款范畴，由县、区政府统一管理，降低了财政开支水平，也建立起村级账簿体系。
关于国统区的经济政策，陈默的《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代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考察国民政府粮食统制政策的内部讨论与出台经过，认为此反映出不同人群对国家治理逻辑及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张祥梅的《统制经济视野下的1942年陕棉征购案》则聚焦个案，以1942年陕棉征购案审视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认为陕棉征购失败源于国民政府整体管控能力的不足，国民政府试图在前现代的社会经济框架下运用现代的统制技术，捉襟见肘在所难免。
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统制同样对其侵华的战略产生重要影响。郭晓辉、肖红松的《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关注华北沦陷区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石嘉的《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烟草业的统制》则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烟草这一重要行业，认为日伪以经济掠夺、实行“以战养战”为本质的统制政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加剧烟草产业危机，必然随着侵华战争的失败而崩溃。
上述研究既关注宏观经济政策，也涉及具体区域的财经状况，同时涵盖根据地、国统区与沦陷区，从经济角度审视战时各区域的发展变化情况，帮助我们理解抗战为何取得胜利。
区域抗战史的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从全局性的事件与政策下移到某一区域或地区，考察抗战历史与地方特色的融合与变奏，区域抗战史由此不断深化。
马瑞的《徐图自保：阎锡山与长城抗战》考察长城抗战中阎锡山的活动，认为阎锡山虽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号召，但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盛差偲的《全面抗战时期战区地方政府的生存之道——以湖北省罗田县为中心》梳理战时罗田县政府的活动，其体现出地方政府行政风格深受军队影响，战时军队与地方政府之间也可能存在互利共生的关系。
吴敏超的《“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将视野放至西北，认为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对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重新认识与逐步经略，一改国人视嘉峪关外为偏远之地的既有看法，显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边疆的重视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决心。程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河滩地开发与环境治理(1937—1949)》运用环境史的视角，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冀西河滩地开发与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各阶层在生态退化中不断因应与调适，努力使滩地环境逐步恢复，也认识到流域环境治理中山、水、林、滩的一体性，进而付诸科学的环境治理实践，冀西滩地得以持续开发。
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具体的区域，认识理解战时各地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可更好地把握、阐释和理解抗战历史的复杂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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