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唐代时，淮安是“淮河、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淮河入海的唯一通道，中国最早的海关云梯关就在淮安境内。作为东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淮安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枢纽城市，也是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历代众多使者、商贾、僧人接踵而至，他们经抵淮河、长江、运河来到淮安，与淮安人民交流、经商、学习，甚至定居在这里，形成聚落，对淮安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淮安古代对外交往最早的记载是从西晋开始，月氏国僧人敦煌菩萨来淮传教建正法华院，后来到唐朝时候除了传教之外，对外贸易逐步发展，至明清时期往来不绝。从早期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国家和地区，逐渐扩展至中东、欧洲、美洲甚至是非洲一些国家。唐代时，淮安与日本、韩国的交流最为密切。他们中以商贾、僧人居多，多由淮河口乘船入境抵淮。也有部分由长江入境，再经里运河北上后抵淮。唐代与新罗的民间交往非常密切，得到了官方的优待。在淮安运河、淮河交汇处古末口附近，形成了新罗人的商业聚落新罗坊。日本高僧圆仁法师（794－864）入唐求法，曾经三次经过楚州，每次都获得住在淮安的新罗侨民的援助，最后又搭乘新罗人的海船回国，成就了他求法的事业。在淮安元代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由大都前往扬州任职，途径淮安时就记载了当时淮安城的繁荣景象，认为淮安是“一座甚大城市”。在明代朝鲜高丽王朝时期使臣朴寅亮、权近途经淮安时欣然赋诗；朝鲜王朝时期使臣崔溥还作《漂海录》，记述了游历淮安之见闻。明代后期，日本高僧策彦周良多次途经淮安，并在其《入明记》中描写了淮安府的繁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记述自己在淮安的见闻和经纬度。到了清代，更多的欧洲人进入了中国，荷兰人约翰•尼霍夫制作了淮安城的铜版画;英国人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先后率使团由运河经抵淮安，对淮安的运河风情有着较为详细的描绘。清代时，甚至还有淮安人不远万里，奔赴非洲开展对外贸易。民国初年，江苏省还选送了淮安“鞠永源”所产花生饼和菜籽饼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30年淮安茶馓参加巴拿马赛会并获得奖牌。

“山川异域，风雨同舟”。无论是国际友人不断来到淮安，还是淮安人以各种途径出境交流、学习和贸易，都能印证运河之都淮安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主管：淮安区政协

出品：淮安区文史资料研究中心

摄制：淮安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