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上海社科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承办，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近五十位学者，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外高校的学者，在两天的会议中分八个专题分享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近成果，共同探讨未来抗战史研究的新趋向。

“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首席专家马军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下考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准确理解和评估抗日战争有着重要意义。同盟国内的各国军队在各大战场相互协同、彼此支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特征和有效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存在着这样的互动关系。

研讨会现场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2017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应该说，近年围绕抗日战争主题展开的学术研讨会不在少数，在其中的一些会议，也常常能见到港台地区的学者和国际学者的身影，也不断有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出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刘维开在这次会议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就表示，改革开放后，伴随两岸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台湾的抗战史研究，尤其在近年受到了比较大的外在冲击，这个冲击主要就来自大陆方面。以其经验所见，从抗战胜利50周年到抗战胜利70周年，学界在抗日战争史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进步，有新史料，也有新问题，但还有一些未来发展的空间。

在这次研讨会上，刘维开教授所做的报告是“《抗日战史》的编纂与出版”。《抗日战史》是1962年至1968年，在台湾陆续出版的一套由军方编纂的，能够完整呈现对日抗战各个会战或重要战役的战史。刘教授指出，由于认知不同，历史学界对于这套资料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居多，但在涉及与战争相关的研究时，又不得不参考。他参考并运用现有关于抗日战史及国军史政相关档案及研究成果，对战史编纂的展开、《抗日战史》的编纂、出版的经过，以及后续相关抗日战史的整编、各军种的抗日战史进行了研究，希望以此理解抗战历史研究中军方关于战史的研究成果，并思考如何应用这类由军方主导的战史，以此补充抗战史研究中对会战、战役研究的不足。刘教授认为，在军事方面，研究抗战的学者或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其实这个观点并不唯刘教授所独有，在近年关于抗战的学术讨论中，也有大陆学者持此观点，希望学界对军史投以关注，并进一步展开研究。而刘教授此次的报告也为这一方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启发。其实这次会议中，至少有四篇论文即与此相关，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齐小林《浅议中共平型关战斗的决策、过程及反思》、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蒋宝麟的《“一二八”至“八一三”期间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上海市保安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张帅博士的《抗战中国战俘的数量问题及其研究展望》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高翔的《抗战前国民革命军制式武器选定工作研究》。

在这次研讨会上，性别史的研究也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陈雁教授在十年前即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课题“战争与性别”。在这次研讨会上，她与大家分享了她的研究经历和思考。陈雁教授回顾说，在她做这个课题研究时，李安导演的《色·戒》正在世界各地热映，伴随影片的热映，“汤唯脱没脱、脱了几分”的话题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由此又将这个战争与性别的电影叙事推上了道德审判的风口浪尖。张承志、孔庆东、曹征路等多位作家、学者甚至联名发表了致海内外华人的公开信，声讨《色·戒》，认为张爱玲的小说以个人情欲解构民族大义，而李安的电影在他们看来更是变本加厉，“以赤裸卑污的色情凌辱强暴抗日烈士的志行和名节”，是公然践踏民族情感和伦理的举动。王佳芝这个人物是有历史原型的，就是国民党中统的地下特工郑苹如。陈教授在其研究中关心的问题是：郑苹如或王佳芝这样无法置入——至少无法完全置入民族国家抗战英雄史的历史叙事将如何安放？

汤唯饰演的王佳芝

王佳芝的人物原型，郑苹如

自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就与民族国家的独立、现代化紧密相联，而陈雁教授指出，探讨战争中的女性，她们不应该仅仅是与反抗、与苦难相关联的，应该有其他的研究维度，应该将其置于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这些传统认为是男性领域的历史中进行思考。在此，陈教授以“长筒丝袜”的研究为例做了说明。

长筒丝袜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欧美女性的裙长开始缩短到膝盖附近，而催生了长筒丝袜的流行。二战前，美国是进口生丝最多的国家，这些生丝主要用于生产丝袜，而产地就是日本。但生丝也是制造降落伞、帐篷等军用物资的重要原材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终止对美生丝交易，而美国宣布生丝成为应急军需品。如此一来，不仅长筒丝袜生产告急，降落伞等军需品生产也缺乏原材料。面对这一短缺，新的发明诞生了，就是尼龙，这让美国终于摆脱了对日生丝进口的长期依赖。但二战期间尼龙极少用于生产丝袜，因为它首先是重要的军需品。所以，在当时，不穿丝袜成了欧美女性的爱国行为。女性要不要穿丝袜？这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是个被讨论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长筒丝袜早就成为都市女性的正常装扮，但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国货运动”中，穿丝袜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因为这被认为是浪费“国家民族膏脂”的奢侈品。而当女性抛弃这一装扮时，又引来了反对声浪。因为女性不穿丝袜，转而使用润肤霜粉，使民营袜厂经营不振，濒临破产……要不要穿丝袜，这一妇女消费与爱不爱国相联系，这是战争与性别议题下的一个很好的个案，在这个议题之下，我们或可进行更多的案例研究，以丰富这一议题。

另外，这次会议中不少论文涉及对沦陷区、根据地、国统区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诸如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杨豪对根据地非婚关系问题的探讨，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云对抗战时期延安边区二流子的改造运动的研究，还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葛涛对“孤岛”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的研究等等。社会生活的面向很多，所以，圆桌讨论环节，抗战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如汪朝光、刘维开等都表示，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拓展。

这次研讨会的参与学者人数众多，资深的前辈学者有如前述的刘维开教授，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郑会欣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汪朝光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的张同乐教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鹿锡俊教授等等，而年轻学者更是占了多数。在圆桌讨论环节，不少前辈学者在回顾抗战战争研究历程时，也不禁感慨时代变化之下学术环境的新变化——年轻学者所具备的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更国际化的研究经历和视野。这一点在本次研讨会上也颇有体现。上海师范大学的蒋杰博士有留法经历，在本次研讨会上他向与会学者介绍了2000年以来法国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情况，而此次受邀与会的，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罗曼诺夫教授则介绍了21世纪俄罗斯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这两个报告涉及的内容都是国际视野下相关领域的新近研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