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抵抗日本侵略军入侵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这一年中，研究人员不断创新，在抗战史多个领域取得了进展。

政治军事史

研究抗战取得胜利的原因离不开对动员人民群众的分析。宋利、李玉伟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策略及现实启示》，考察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背后的机制及战略决策。宋仕宏、杨天宏的《抗战时期民意测验与时局变化》从抗战形式、民主政治以及国际关系三方面，对测验题目和投票结果进行了整理。最后进行了民意测验反映的“民意”趋向分析，从国人对抗战形势及中国命运前途的认知及变化，战时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认知及其变化，国人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及其变化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对比论证。

宣传口号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介质,是抗战时期中共进行动员群众和自我宣传的重要手段。李涛等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实践与效果》，就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实践与效果，以抗战时期中共海外形象传播的背景、实践、收获三个方面为切入点进行探讨，认为在此时期中共进行海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李妍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研究》，在详细分析国外访华人士著述、中共中央各类文献、海外报刊文本、共产党人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等基础上，系统阐述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开展国际宣传的背景、方式、内容等，总结其效果及特点。她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国际宣传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公开性；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三是强调共同利益。范海龙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国际视野及现实启示》，以国际视野为切入点，分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他认为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争取抗战胜利、塑造良好形象、取得国际援助、遏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等因素的考虑，围绕“争取抗战胜利”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宣传工作的开展，以“向国人介绍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为导向，围绕“外塑形象，内强凝聚力”的任务，以高度开阔的国际视野稳步开展宣传工作。

关于在抗日根据地的党建，王龙飞在《破旧立新：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通过中共在短时间内成功实现根据地建设的大范围战略展开、政权建设中的改造与重组、政权建设所取得的卓著成效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中共在抗战期间成功建立了一个上下贯通、党政军民密切协作的多层级多维度的政权体系。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中共在抗战时期重组政权和再造社会的努力，既赢得了当下，也为从局部建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重要基础”。郭宁的《发展与改造:抗战时期的中共党组织》提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壮大的两个因素，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扩大和知识青年的加入及改造。他从发展基层党组织与改造乡村社会、知识青年的加入与中共的调适、组织的制度化与纯洁化这三个角度展开论述。既强调了抗战时期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扩大以及知识青年对中共党组织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又体现出组织的纪律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乔石豪在《浅议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干部培养机制》中，从全面抗战前国共两党对干部培养机制的探索、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干部培养机制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干部培养机制的历史反思这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他认为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干部培养机制的重要性，都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培养机制，注重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干部选拔标准。但相比较来说国民党干部培养机制的指导思想僵化，执行力差，因此很难取得成功。

抗战时期是中共军事力量成长的关键时期，对后期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陈默以组织形态为切入口，分析国共两党军队组织形态的异同。李雷波从中共在战局中的作用逐渐增强、“精兵”与“扩兵”政策的适时调整、正规化军队建设及内外限制三个方面展开叙述，系统论述抗战时期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抗日战争时期，无线通信技术在八路军的信息传输中居重要地位。齐小林利用大量资料梳理并总结了无线通信设备和器材的获取和人员的培训，通过设备与人员的规划安排佐证了有关通讯领域的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为了摆脱危机，中共中央适时增加、划分不同的通信系统，严格不同系统间的隔绝，以公开、半公开系统掩护核心机密系统。以上措施的逐步实施，初步缓解了结构、制度和人员之间的张力，改变了无线通信网路在安全和效率方面的被动局面。

此外，李俊杰的《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央设计局》从国家设计制度的建立、专心致志建立强大国防、谋划工业建设三个方面对中央设计局展开论述。既指出设计局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又点出其制定计划的局限性。虽然设计局在国家建设中起统揽全局的作用，但因抗战形势所限、缺乏经验、与产业缺乏联系等原因，最终导致计划无法实施。黄鹏等的《“以邮就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述论》认为，中国近代军事邮递的筹设，既有传统邮驿的特点，又有德日等国的先进经验，同时还结合中国抗战实际，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社会经济史

妇女的解放与独立是近代以来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在抗战时期如何调动妇女的力量以壮大革命队伍是值得思考的研究点。李玲玲的《抗战时期妇女“走出家庭”与托儿所研究》，综合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演变以及民族危亡关头对全民抗战的媒体呼吁等多重因素，考察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参与救亡运动的现实要求。郭培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的社会生产动员研究》，从边区政府对农村妇女的社会生产动员研究出发，梳理了妇女解放、妇女工作，以及妇女运动的有关报道，研究了这一时期农村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实践。

近年来，医疗社会史方兴未艾。全面抗战时期，面对伤病问题，新四军以外来医务人员为基础组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卫生勤务系统。李恒俊的《从“进入”到“融入”：新四军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与群体转化》，从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与群体转化这一角度出发，研究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参军初期的误解、摩擦与冲突以及政策落地与外来医务人员的群体转化，以外来医务人员为研究群体，全面叙述外来医务人员在与部队的长期相处及革命战争洗礼中，不断实现自我转化、逐步融入到革命队伍之中的过程。全文指出，外来医务人员“进入”和“融入”新四军的过程，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吸纳和转化外来专业技术人员的缩影。

在战时经济方面，刘岩岩的《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经济互动探析》侧重在企业西迁背景下四川、陕西两地的办厂情况、比较优势视域下四川、陕西两地的资源互补、西南西北地区间的金融互助、大后方西南和西北地区经济互动机制的初步构建这几个方面展开讨论，丰富了抗战期间中国经济研究的内容。高蓉芳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与通货膨胀的恶化——以国民政府抵押内债为主的探讨》，分析了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指出其为“发行内债——抵押内债——通货膨胀——发行内债”的恶性循环。陈争平的《抗战时期中国农贷扶贫经验》以北海银行为例，系统分析抗战期间中国的农贷扶贫工作。通过阐述抗战时期山东农村的艰苦局面、北海银行及其农贷业务的发展、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农贷扶贫的主要经验及主要绩效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系统总结了北海银行农贷的经验。

文化史

近代以来，电影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战争的认识。秦翼的《弥合“黑洞”——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广泛存在与历史延续》认为，不管是考察电影的产生还是其后续引发的各种影响，包括沦陷区域电影在内的抗战时期电影，都与抗战前后的其他中国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认为当下对于抗战时期电影的研究，正由以往清算战争问题转变为更客观的陈述，因此接下来也应当将原本地域板块式的电影研究转变为整体性的研究，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汪浩的《全面抗战时期军事电影发展述论》就军事电影创作理念的嬗变、主题不断拓展、形态更加多元化、艺术表现异彩纷呈、抗战时期军事电影发展时代价值及历史意义这五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军事电影从另一个角度书写战争，既推动了军事电影创作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军事电影也能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间接推动抗战胜利。

活报剧作为抗战戏剧舞台上最重要的演出形式之一，同样具有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胡丽的《抗战时期活报剧研究》从活报剧的起源、发展及特征、艺术形态、价值与局限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活报剧在抗战时期承担着宣传政策、启发群众、鼓舞抗战的使命和责任，并不断鼓舞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战中去，促进了民众意识的觉醒。蔡迎春的《全面抗战时期沪版戏剧期刊的创办及其影响》，考察了抗战时期沪版戏剧期刊创办情况、沪版戏剧期刊文化抗战的演进历程、全面抗战时期沪版戏剧期刊的创办特征及影响。

抗战研究展望

总体而言，2021年对抗战历史的研究形成了大批的成果。从研究视野上来说，比较开阔，能够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纳入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从国际视野角度进行考察。从研究领域来说，研究者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力争跳出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层面。从资料方面，注重挖掘国内外相关原始资料，特别是英文、日文相关的史料。但我国抗战史仍有研究空间可施展，对诸多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进一步深入。概言之，笔者对抗战研究有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研究领域分布不均，主要成果仍集中于政治领域，对于其他领域特别是跨学科领域及民众生活史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拓展。

其二，研究所引用的史料还需进一步深度挖掘，目前许多研究所引用的史料多为国内整理出版之资料。为了提高研究的权威性，应当进一步拓展挖掘海外史料，特别是之前关注度不够的诸如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相关国家的资料，应当继续挖掘。

其三，大部分区域抗战史研究既难以将地方与整体相联系，也无法从地域研究窥视总体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限制性。

（作者：臧叶蕾 徐紫璇 叶 铭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