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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沈逸千关于战地写生作品征集请资助经费事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呈

据现有史料显示，为毛泽东作过写生像的中国画家仅有两位，一位是尹瘦石，另一位便是沈逸千。关于这幅画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中亦有记载：“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该队是去内蒙拍摄《塞上风云》影片外景时途经延安的。上海青年画家沈逸千应邀出席晚餐，毛泽东在沈逸千即席为他画的速写像上签名留念。”可见，毛泽东本人很喜欢这幅画像，当即在画像上写下“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除了毛泽东肖像画，写生作品中还有一幅头像组图名为《延安名流》，画中人物从上至下、自右至左分别是陈绍禹、丁玲、高自立、萧劲光、林祖涵（林伯渠）、周扬。丁玲神态平和、周扬笑意盈盈，萧劲光、林伯渠等人则表情端正，或平静，或严肃，寥寥几笔，延安名人的特质和气息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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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名流》

战地写生队之所以选择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不无关系。1939年1月，中共中央在重庆组建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当时中共党组织被国民党禁止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的很多工作都是秘密开展。沈逸千得知后特地前往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拜会老朋友周恩来，言谈间，周恩来建议沈逸千到各解放区，特别是延安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沈逸千对共产党并不陌生。1937年卢沟桥事起，他曾以《良友战时画刊》特派记者身份奔赴前线，拍摄了大量照片，报道过平型关大捷，宣传八路军英勇善战的抗敌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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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千与八路军将领合影（左起：沈逸千、萧克、彭雪枫、林彪）

这次与周恩来的会面，无疑点燃了沈逸千心中埋藏已久的红色火种，于是便开启了这场红色旅程。战地写生队一路去了中共领导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作了大量写生和摄影，向国统区的人们真实客观地呈现出共产党粉碎日伪军“扫荡”、发展抗日武装和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形。在晋西北，沈逸千拍摄了《晋西北今战场》，内容为晋西北二十里铺的反扫荡战场。他描述道：“三年以来，日方的扫荡战，与华方的反扫荡，大小数十百次，战局仍无显著变化。所可知者，日方士兵死伤惨重（华方死一人，日方死十四人）”，“今夏华军反扫荡战役中，在此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伏尸遍野，为有名之今战场。” 1940年《抗日画报》刊载沈逸千作《北线的军民动态》漫画，描绘了太行山上农民运输队自发帮助游击队的情景，文字介绍道：“他们（群众）自动的给军队救护伤病、运输弹药粮食，予我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部队诸多方便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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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1日，沈逸千关于战地写生队工作情况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的信件

1941年《东方画刊》以游击战区风光为专题，刊登沈逸千、彭华士和黄肇昌所作5幅漫画，把游击战况的实景带给读者。《参加游击队的小战士》主角是一名年轻的小战士，他身着军服，手执小号，虽然年纪轻轻，但眼神坚定，已然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样貌。《在游击区域中，放哨回来的自卫队战士》是一位已参加游击战的自卫队战士，他手持武器，刚刚放哨归家，在家门口与亲人谈话的生活景象，这些出自彭华士之手。另3幅以表现游击战斗为主，沈逸千的《从火线上抢救伤病的农民担架队》与《北线的军民动态》有异曲同工之妙，皆反映军民互助内容，农民组织的担架队不惧危险，在战场上救助受伤的游击队战士，有的为他们包扎，有的在旁看护。如此频繁将这一主题速写，可见类似事情时常发生。另一幅描绘了一队学生，扛着武器，组成队列，气势磅礴要去打游击，名为《延安抗日大学的学生，他们上课听先生讲，下课便打游击》。黄肇昌的《敏捷的游击小组，登山涉水，突击日军》一画也以游击小组为主角，表现他们背着行囊，敏捷行走于河中，准备突袭日军的景象。观看这些反映军民生活的漫画，读者自然而然被游击区战士的朝气和战斗精神所感染，向往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们在延安鲁艺举办展览时，艾思奇在观感中写道：“有真实内容、适应形式，就有成功的作品。就中国的美术运动史说，任务就在于反映抗战中的现实斗争，创造美术上的民族形式，战地写生队诸先生的大作正表现着这样的方向。”后来，茅盾在观沈逸千画展时也曾赞叹其“写生画应作五年来抗战史料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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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战地写生队在延安举办画展

1942年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制造反共摩擦, 战地写生队被迫停止工作，沈逸千亦于1944年离奇失踪。但是战地写生队的这些画作和经历通过老报刊、档案史料等载体留存下来，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历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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