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调查研究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要求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著作。
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选择
1937年10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毛泽东同志就重提调查研究,准备将部分调查材料汇编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下了序言。但因各种原因,《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事宜被暂时搁置。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中再提调查研究,指出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遵义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正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但在党内遗留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依然有一定市场。
面对这一状况,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序言最后指出:“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
在延安整风发动之前,毛泽东同志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重新启动搁置三年多的《农村调查》的出版工作。1941年3月17日,他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下了第二篇序言。在序言中,毛泽东同志写道:“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要求,“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可见,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基石,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党中央立即从确立制度着手,将成熟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在全党推开。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局。8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两种鼓励”“两种批评”和“两种反对”,即“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
为了推进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8月26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高克林写的关于运盐的调研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后,特地加了按语并推荐给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到1942年延安整风正式开始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广,在思想领域内,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
为使调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调查研究决定是反主观主义的重要指示”,并对各地执行程度进行了全面检查。
调查研究成为延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整风学习更深入,整风中实行了学习测验制度。9月,安塞县学委会举行学风文件学习测验,题目中有:整风学习中,你感到自己的工作部门哪些地方存在主观主义毛病?哪些地方调查研究不够,你计划怎样改进?这样的考试在当时比比皆是,即将调查研究与党性、学风、作风相联系,从而让党员干部在思想和实践中有所改变。
把调查研究推向深入,党的领导推动和示范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针对1940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现的空前财政经济危机,毛泽东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性文章《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普遍宣传。1944年7月28日,他致电李先念等人,请各地就党外人士工作、减租、双拥、军队建设、人民负担等十项重大问题进行扼要答复,其目的是“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这反映了党的重大决策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决定的。
成为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延安时期调查研究以几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观点在党员干部中普遍形成和践行为前提和基础。
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历史观。只有如此,党员领导干部才能真正理解人民大众有着无穷的力量,才有甘当大众的小学生的态度,调查的对象群众才会讲真话讲实话,并把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办法真心实意地讲出来。
二是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首先,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使调查研究真正发挥作用,才能洞察事件发展的规律。其次,科学的调查研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会了解马克思主义。最后,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的重要方法。通过历史,判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没有结合、结合得好不好。
三是“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是从问题出发,了解对象,熟悉情况,制定出科学的政策。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才能在详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抓住要点,进行典型的“解剖麻雀”,抓住主要矛盾,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发展需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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