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刚刚与理央姐 @白泽慧 聊过这个好问题。

简单来说，问题意识就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初始动机，史学工匠对史料的先验理解图景以及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提出、论述并常识解决合适问题的能力，将这个成果以他人所熟悉、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展现的过程，以及历史感与历史理性的糅合。

一、怎么理解历史研究工作的初始动机？

史学工作是一项需要人来完成的工作，往往要耗费巨量的时间精力，那么人为什么要做这个历史工作而不是其他的工作，这就是历史工作的初始动机。这种动机往往来源于某种内部关切，比如对某个未解之谜谜底的好奇心（我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比如把握某个时代或者片段的图景（我想提出一种历史诠释框架），比如为某个问题提供辅助材料（我想提供什么样的史料说明什么问题），再比如一种深切的情怀（中西之争、“李约瑟问题”、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卡洛金茨堡的微观史学、女性主义史学皆属此类叙事，我想如何让本工作服务于这种情怀）。我曾经在上一篇回答里面谈到过，这种情感（“我想”）是内在关切的基础，往往是由经历、时代以及个人性格特质所赋予的，这也是推动历史学工作的重要动力。初始动机与历史工作相契合则顺，反之则相互抵触。

如果没有自己内在的关切，那么这种动机就只能是外部所赋予的，比如说导师是搞这个方向的而我需要毕业文章，也比如说这个话题最近好发文章所以我要做这个东西。当然，这也可以，只是人也不应该只有这个动机。如果单纯为了赚钱不如去来钱快的领域，没有必要在这个清苦的专业里面打转转，折磨自己还折磨其他人。

二、为什么会有问题意识？为什么史学理论要如此强调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的根本是意识到问题是什么，光有情怀却认识不到问题是什么往往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会有史学理论？就是为了认识历史与历史学，反思史学实践，提炼出史学技艺中的各种经验技巧。然而历史学并不是一门科学（至少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此），能够有一套所谓科学化的方法只要遵循这套唯一的方法论就可以批量地做出成果。

近百年以来，各类史学著作层出不穷，各类思潮也冲击着历史学本身的兰克所希望树立的“客观性”。这里我们恰好可以用库恩的理论体系来阐释这一问题，“你从史料中看到了什么”与“你在罗夏墨迹测试里面看到了什么东西”以及“你认识的格式塔是什么样的”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同质的。人会有一个先验性的范畴，影响着人们对“事实”（fact）和“事件”（event）的认识、理解和诠释，历史学家难以排除历史学家本人的世界观、知识结构与个人情感的影响。

但是这也是历史学工作有意思的地方所在，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个历史事件，有些认识方式是成立的但是并不有趣，有些认识方式有问题但是很新颖能给人启发，有些认识方式则会让人们觉得事情本该如此。人们看到了一些事情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所谓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问题。所以这是一种看待问题视角的训练，同时也暗示着史学内部有着不同看待史料的视角，也意味着不同的学派有着各自的学术范式与学术理解，此时问题意识也就是学派范式的代名词。

新文化史的初始动机就是阐释“社会文化的重新建构”，卡罗金茨堡就是要赋予历史上的失语者以话语权，一些女性主义史学家就是要发掘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李约瑟问题就是追问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当然我们不在本文评价这种动机本身的目的）如果你不认同这个预设或动机，或者认为这个问题本不应该是个问题，那么就没有对话的基础与可行性。

格林伍德为什么会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并不是在说历史学本身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说人们在认识历史时本身就有着当代的认识成分，过往的历史也只有在现在和未来产生链接才能够重新获取生命力。马克布洛赫也强调“任何文献或者资料，只有在适当地被询问时，才会开口说话。”用更通俗的话来说，问题意识就是给历史学新人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从而使他们不仅看到了史料也能一定程度上理解历史，能够有一套或者多套诠释图景，从而使他们能够基于这样的理解把握历史，此时才算是入了门。

最次最次，也应该能认识到不同史学实践流派的方法论与关切这一常识性差异，认识到某个史学工作所开创的或者继承的史学传统，从而意识到其他人工作背后的“问题”与“动机”。

三：什么样的问题是合适的问题？

我心目中的好问题通常有几个标准（并不绝对，欢迎补充）：

四：如何解决与表述问题？如何培养解决和表述问题的能力？

好的问题通常有两个显然的出发点：你关心的问题 and 对其他人有价值的问题。这两个出发点如果是一个，自然是最好的，如果不是一个那么就需要建设一个桥梁将自己的工作以别人所感兴趣的方式以及能够更好地影响其他人的方式进行表述。（这方面的材料有很多，可以参考其他人写的的学术写作策略，我比较懒有时间单独再写，此处不再赘述）

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多读多听多写，不断训练自己的写作与编史技法，通过其他人的反馈意见调整自己的方式与状态。而另一方面就是时刻思考组织架构，不断调整顶层设计，以更清晰易懂且具有吸引力的方式进行学术写作。这样的工作做多以后，自然就有足够的执行力和规划能力解决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五：问题意识与历史感

这一部分是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部分。之前理央姐批评过我的上一个回答资料堆砌的太严重可读性太差，我试试用大家能接受的角度写得清楚点，也不排除哪天再单独写个回答讨论这一问题。

历史学工作大致可以归类到四个方面：事、理、情、意。

希罗多德说得很好，所谓历史就是为了让古希腊人与异邦人的成就不至于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何兆武老先生也说，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要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历史工作本身的目的不仅要探究于事和理，也要传达情和意。前者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本身的面目，而后者则是历史的根本目的——对人的关切与回归。

我们先抛开情和意，单纯讲事的还原与理的理解。我们应该如何还原和理解过往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当这些历史事件有着众多的人参与和推动时，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过去的人所持有的观念和思想以及基于这些思想观念所做出的行为？

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应该搁置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避免自己脑海中的成见阻碍我们对现象的认识和把握，不应该以现在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对古人进行审判，不应该简单地认为过去的人就是蠢笨和迷信。如果我们想要重演历史，不仅要考察当时的生产力与各方面技术条件，也不仅仅要了解地理、人文知识与各类制度，更要寻找到一批有着当时思想的“演员”，不然这些“演员”的思想就不会使得他们做出那样的行动，这也是克罗齐与格林伍德所谓“重演历史”的道路。所谓情和意也是探究事和理原因的必经之路，更直白一点就是不要让现在人思考的问题阻碍你理解过去人理解问题的方式。

叙事主义史学也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点，海登怀特敏锐地意识到历史学家叙述事与理的文本，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情与意。当历史学家试图将自身的情感与先验意识排除在历史之外时，他就已经在自身的叙述当中注入了一种情和意。既然历史学家本身的情感和意识无法排除，那怎么办？便是将这种情意与古人的情意相契合，将自己的情感调整至与被研究的对象同频的状态，自然能够意识到前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从而意识到何为问题。

历史学家在历史工作当中必然要接触很多材料，在生活中也要经历和感受生活，这些随着岁月积累的阅历本身便会养成一种经验性的感觉。历史学家有了这样一种生活基础与知识基础，便很容易被某些历史遗迹（文物档案）所打动，从而与历史上的人物产生共鸣。也正是在这样的共鸣当中，想要将其情与意表现的情怀便提供了问题与动机。正如同卡洛金兹堡所说：

“这本书讲述的正是他的故事。感谢大量的档案文献，我们得以了解他读过的文字和发过的议论，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感——那些恐惧、希望、嘲弄、暴怒和绝望。时不时地，这些素材的坦率直白让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之近：这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但我希望两种读者都能从这个故事中辨识出一个已被湮没大半的真实历史的一个不起眼却非同寻常的片段，而这吉光片羽于默然之中，向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我们自身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当然，这种情感也需要接受理性与史料现实的束缚，但是两者可以调和，甚至可以相互激励。历史学也是如此，尽管历史学难以完全避免历史学工作者的主观性，但是历史学工作者仍然可以依托其经验与技艺达成这一张力的微妙平衡。

此处我想化用格伦·古尔德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超脱这个时代所赋予给他的锁链，他可以与所有时代的人物共鸣，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是一种对人文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终极辩护。人可以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凭借其意志与智慧拒绝被强加的目的而为具有主体性的自己寻求意义；人可以在自由与现实的张力中为自己与他人创造时间组合，将过去与未来融为现在从而确立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人更可以怀揣着最为原始的好奇心，向这个能够理解却又难以理解的世界发问。

这种浪漫或许也是共通的。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李白《把酒问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