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一书是钱穆1961年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的历史研究类专著。全书主体部分亦分八讲展开，首尾讲分别为如何研究通史和文化史，中间分述如何研究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与地理，大致涵盖史学研究的主要分类与范围，也是钱穆治史思想脉络的集中体现。每个研究专题都相互独立，从不同维度详述具体内容，以方法讲授为主，却并不以此为限，内容更为丰富，并有许多创获性见解与独特思考。但同时，每一个部分又都同所有其他部分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系统性联系，如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是以文化为主线，串联共通起来。本书可视为历史研究重要阅读书目之一，对于我们了解国史大家钱穆的史观，形成自身对中国历史较为全面的认知大有裨益。

治史需先有一番意义，而后运用相关材料与方法，才能有所得，以此避免人云亦云，陈陈相因之研究。钱穆谈及中国历史研究法，总是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之土壤，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所以最应注意者，乃为此在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1]历史是外表，文化则是内里，钱穆通过诸多历史分题较为深刻地揭示中国文化之精神内涵。如在中国传统政制中，钱穆认为考试制度值得一提，原因在于以考试选拔官员，不仅打破了门第限制，促进社会阶级流动，将儒家思想文化较好的传承下来，而且由此形成的“士人政府”[2]（贤人政府）又可进一步巩固与维护国家稳定。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重大发明，广为西方借鉴和学习，可被近代国人所忽视，钱穆认为实为憾事，为之惋惜。

其实近代以来，国人盲目追捧西方所谓先进文化，对自身文化传统怀疑与漠视的态度使钱穆感到危机与担忧，保存与传承文化传统的任务在其眼中变得异常重要与紧迫。因此本书将较大笔墨用于对比中西制度与文化（如中西宪制、社会形态、经济制度、学术体系等）之异同，以期令读者对两方有客观的了解与认知，避免盲从西制，误读误解国史，加强对自身国家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如就“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是否是一个封建或专制政治”这一问题，钱穆就提出了疑议，他认为这是以马克思划分历史形态的理论为依据进行的盲目划分，历史向来有其特殊性，以西方观念强加中国，导致牵强附会，并指责到这“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3]。此点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打破了我们一贯对中国古代史的认知体系，帮助我们溯清产生这一错误观念之原因，并提醒我们以马克思唯物史观治史有其合理性，但亦不能盲目崇拜，奉为圭臬，而是要结合国情与实际，将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与体悟境界甚高，而其又能以平实易懂的文字，言简意赅的表达出来，理论与实例相结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增加研究方法类书籍的生动性与可读性。其中，关于历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令人深有感触。如研究制度，钱穆指出要配合与制度相关的一切史实进行研究，而不应单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否则有失片面。此外，必须要对此制度背后的那套理论与思想有一定认识。这也是针对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言的，钱穆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制度制定与推行大多都是拥有实际为官处事经验的士人所为，他们的政论与实际政事紧密结合，由此研究政治制度史其实也是在研究背后的政治思想史，材料可以是共通的。这提醒我们，研究制度史要将其放在对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综合所有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之史实，才会比较全面。由此看来，中国历史本身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系统性、跨学科性的学问，断不能以现今狭隘的学科分类割裂视之。

观其书，知其人。笔者在通读完钱穆几部大作后，从行文用语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怀有高度的认同感与深沉的热爱，甘愿为其极力发声、宣扬与辩护。如在书中处处可以看见“中国之伟大……，中国历史之伟大……，中国文化之伟大……”等等云云之言论。在这样一个盲目的时代，保持着屈原式“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清醒，这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不易与苦闷。钱穆令人醍醐灌顶的言语之中，处处暗喻的就是这等不易察觉的失落，但又满怀希望与卫道尊严。钱穆无疑是传统史学家的典型代表，其身上闪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却并非是一位抱守残缺，固步自封的“老学究”，正如其学生严耕望所言：“先生为学善师法，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4]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着眼于以文化关怀与向度为主线的历史研究的“大学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主题所要探讨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小学问”。本书篇幅不长，内容涵盖面又广，导致对方法的论述较少，专业深度略显不足，可与其他探讨方法类的专业书籍，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互为参照与补充阅读。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序第1页。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页。

[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0页。

[4]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