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竟此一时代，是现代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近代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以说即是梁氏史学的导论，也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断，如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因此，比较细致地看了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来写这篇书评的。 史学是梁氏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梁氏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其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

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言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言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言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言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六章言史迹之论次，附编则言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此即为本书之章法结构，下文再详述之。 概如梁氏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而随此产生的新史学之任务，即如梁氏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而其书以下之章节，即是围绕此二中心问题所展开的论述。而其行文方式，则是前三章言治史之主观观念，后三章言史料之整理。 近现代史学之主观观念，概皆逃不出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言的两种形式，一则为受近代工业社会影响的科学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则为治史学的学者，多逃不出民族性这一特点。梁氏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之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象梁氏这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者，虽不一定是象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他是因为政治生涯的失意也转向了学术之路，但其毕生之经历，对其治学还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如他所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

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再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纯属为政治搞宣传的文以载道的东西，其学术价值根本就不用提了，而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还小赞了一下。因此，梁氏对于史之意义之论述并没有逃脱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论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由此而观之，梁氏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概只就一民族之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来整理探求民族之过去，以为现在、未来借鉴。因此，没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新史学建立之必须，此概与西方同，实现汤氏所言的现代史学方式解构的后现代史学，皆是在此过程之后，中国近现代之史学也是要经历这一过程的。尽管这一过程本身，无论是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后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其中都多杂时代精神和史学家自身之主观性，而史实往往因为夹杂太多之主观色彩之文字中而难以辨别，这种现象虽说是古以有之，如北宋朝之王安石变法，因后记史者之主观色彩过浓而时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

而梁氏对于这一点是有觉悟的，他在此书中论述道:“著述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当今之法亦然，试想几千年后，时代精神之巨变，后世之人想明今世之史实，恐怕是要在恐怕是要在大漠狂沙里淘金了。 是书第二章详述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其意图大概一则对于前代治史方法进行点陈述，二来主要是为其史学之改造张本，以详述其新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梁氏在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精当的论述，读者于此获益甚大。此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有关，资料详实，论据充分且有思想性，当为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文章了。然其认为，“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并举证道:“《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以前者，仅百九十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梁氏思想激烈，文采飞扬，吾观其书，感觉其对于司马迁和万斯同最有认同与怜悯之心，概却如林志均所言，史学为其学问的中心之骨，而其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说其投入史学之经历与情感甚多一点也不为过。说司马氏为中国史学之一泰斗，是可以的，毕竟一部《史记》恐怕是后世史家攀越不了的高峰了。而说其为中国史学之鼻祖，恐怕失之偏颇了。一则否定了司马迁以前之治史者;二则古来中国史官记史之习俗，并没有因司马氏而破;再则司马迁“究天人之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史家于治史中融入主观色彩的肇始，在司马氏还算把握的不错，而后代史家，恐怕就有点捉襟见肘了。而如矛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所言，司马氏这种治史之态度，使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也难免不给历史蒙尘吧,并且史学之建立，当在一过程而不在一人。而其列证，史部著作之增多，东汉后期纸的发明是不是使著述立说记事更加容易一点, 是书第三章言史之改造，从旧史学思考而进入新史学的研究里，从旧史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历史转向近来之文化史研究探讨中来寻求因果规律，在民族的历史中演绎民族的现在未来，可以说是这种史学转变的根由所在。即如其所言:“史学范围当重新确定，以收缩为扩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正是这种历史研究的变迁，使文化史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梁氏此书还有种过度的色彩，而钱宾四之《中国历史研究法》则分章分节地对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之历史研究方法论述，并总括以文化史研究方法总论。

此与梁氏对于新史学学科分类与总括，专门史与普遍史之分类相印证，正如梁氏所言:“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 正如宾四所言:“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页)梁氏此书，在治史方法，尤其是在史料的处理上，可谓是经清一代经学、史学发展至晚清方法论的总结之集大成者。梁氏史学的方法论受益于明末清初黄梨洲、顾亭林、万斯同以及清之戴东原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于颜李学派的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很是推崇。正是在这种思想源流的综合与历史变迁和时代的使命中，因此，梁氏之新史学，在其总的体系上看是受西方近代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历史科学及进化论的影响而打上的新史学的外壳，而就其最基本的史料的研究而言，还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实现的。其对于史料之辑佚、考证、辩伪等等，对后来之学者，如其顾颉刚、胡适、钱玄同大开疑古思潮，陈寅恪之治史之考证法等等，不能不说其影响至深。 尽管对于历史学之任务历来众说纷纭，但比较认同的是，历史之任务在于使历史真实，因此，史学家的任务，对于当代之史则应该就近以记之，如梁氏之《戊戌政变记》、王铠运之《湘军志》;对于异代之史，则应还历史以真实，史家所据者，即为史料矣。

史料之重要性，正如梁氏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而何谓史料，其道:“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6页)其内容包括文字记录的史料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作者对此都要一一的详述，算是比较精当。而即使如此，史家对于文献不足之感，自孔子而下尽管史料丰富起来，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史家在这件事情上的尴尬境地和苦恼之处从来没有改变过，哪怕是现在的史学研究也是一样，谁占有史料谁就有发言权，国内做世界史的学者，因为史料的缺乏，自是受了不好的苦和波折了。而且就算了到手的史料，也还有一个真伪的问题。因此，史料的收集与鉴别就成为史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梁氏此书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之法很是翔实。读者于此启发甚大，而且这一方法，不仅在历史学的领域，在其他的学科领域也很是实用，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对于哲学史料的整理就大篇幅的引用了梁氏的历史学研究法的内容。 当时看他那一大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论很是郁闷，后来还好有梁启超撑着，总算有了点味道了。 第六章讲史迹之论次，说怎样理清史料的眉目，按其言:“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7页)梁氏是头脑聪明，文采风流的人，在这方面是他的长处，他的文章，哪怕是学术史之类的读来毫无精神疲惫之感，有人说其文章有妖气，细想之下这一评论当不为过吧。而在杂乱的史料中，通过造表法等理出一条简练的思绪的确是治史之良方，按其所言:“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倾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而梁氏史学之因果律之寻求，盖受西方自然科学因果律和中国佛学之因果影响而成，运用于历史之中，则希望在偶发、孤立、断灭的历史中寻找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如起所言:“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历史到底有无因果，恐怕是所有历史学者所逃不开的历史哲学的问题。梁氏这种探求，其结果必然将历史放入环环相扣的链条之中，通过这种关系将散乱的事实系在一根绳子上，很有点结绳记事的感觉，只是那绳子就是这种方法论。而其最终结果是使史学研究变得凝固起来，失去了流水的轻快感。而后现代史学，也无非是要把这根绳子拆开来，大有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气魄。因为不太喜欢现代史学的这种方式，而且连他后来自己也承认当时求其因果关系是错误的，而且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起因果律来了，认为至少在文化系是没有所谓的因果律的。

梁氏不愧为大师，果然有风度，但是这一章所论问题的出发点就有问题，多说无益，所以此处不想详论了。 最后，想谈一下清代史学的问题。清代史学之建设，主要是围绕一部明史的编修，史家则为万斯同(季野)与全祖望(榭山)的史学著述和成就以及清初的史学家及地理学家。大约清初一代的学者。或者为前明遗臣，或者受传统的满汉观念的影响，以及儒家道德哲学的影响，对于新王朝的统治，多半是采取抵触的态度的，即使后来发现抵触反抗是没有用的了，也多采取不闻政事、不食当朝俸禄的观念在里面。对于清朝政府的命令，也多以行动来反抗或者逃避，比如为了不剃头发，很多人就干脆归隐山林。因此，由明末入清的大学者，多半不闻朝政之事，或着归隐山林或着隐居市井修书讲学。这一现象在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人身上莫不如此。梁启超认为，整整一部明史，其学者是虎虎有生气，很有气魄的。自唐以来中国开始了官修史书，后代人修前代史，尤其是紧邻的一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惯列，清一代也概莫能外，究其原因，大概除政治的因素外，概如梁氏所言:“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最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徨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7页)中国的学者是复合型的，大家的成就大都杂和着近代分化出来的各种学科，因此亭林、梨洲、船山等人的著作中，都参合着史学的东西。而梁氏也是这种复合型的人物，而且他也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他对于史学家的这段言论，可谓到点上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出身明末清初的学者，虽然对于清统治者是及为不满，这一时候，从大量的史实来看，很有可能有真学问或者自认清高的学者都以就职朝廷为耻辱，对于朝廷的任命，也是惟恐避之而不及的，而不单是清廷单方面的对于汉族士人的不信任。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不调和，在清一代情况是很严重的，然而，官修的明史，仍然是由这一批晚明清初的大学者来完成的。究其原因，我想一来有诸如一些入朝为官者，如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等一批与民间学者有裙带关系的士人在朝任职，如徐乾学本是黄梨洲的外侄，同时他又是朝廷主修明史的主持者，因此其明史稿本虽是官府在修，实际为当时的大学者遥控。另一方面正如梁氏所言，概历史学家本来的责任感了，历史学之目的既在于记录历史和还历史以真实，因此虽然对当朝不满，但仍然要负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感，担当起自己的重任。这就是黄梨洲、顾亭林、万季野、全榭山等人在明史的编撰修理上既尴尬又独特也无奈的地位。

而梁氏感慨之清史，尤其是晚清史学之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任何一个时代，哪怕是当代治史者，亦会发如斯感慨吧。 梁启超是近代国学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其学问功底和治学方法都令人佩服。而其行文方式，我尤为感叹，读其书人是不会觉得累的，但是还真象他所说的那样，要处处打几分折头以避免庶几无过的。严格说来，梁氏演讲的主观色彩是很浓的。如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于程朱的一些后学从者，几乎是一种憎恶的态度了，他的书中，是把他所认为的那些假道学的君子狠狠的洗刷了一番的，认为他们在好的一部分人只在修为上是个君子，在思想上则比较贫乏，无有什么创新，如张扬园、陆桴亭、陆稼书、王百田等人。我们且看他对扬园的评价可见一般了，他在第九节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一节中评述道:“杨园因为是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后来朱学家极推尊他，认为道学正统。依我看，杨园品格方正，践履笃实，固属可敬，但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不过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君子罢了。当时象他这样的人也还不少，推尊太过，怕反失其真罢。”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1页)的这些评价，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中肯，想古今学术上多少这样的事，都在这几句评价之中了。

而他对于另外一类言行不合一的假道学的君子，可是说是以嘲讽和漫骂的态度对待了。如他把李光地的家底都给揭出来了，在对其的评价中叙述到:“李光地号称康熙朝„主持正学‟的中坚人物，一双眼睛常常钉在两庑的几块冷猪头肉上头，他的官却是卖了一位老朋友陈梦雷换来的。他的老子死了，他去贪做官不肯奔丧，他临死却有一位外妇所生的儿子来承受家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8页)梁把李骂得是礼义廉耻、孝节义样样都没有了，大有一种光地而为君子，孰不为君子的味道在里面。再如对于方苞在李恕谷的墓志铭上说李因他的忠告背叛颜习斋的事，以及方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一殖财为事，和乡人争乌龙潭鱼利打官司，戴南山文字狱序言的事，都是极其蔑视的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