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治史证据中的“文献史料”，即王国维和陈寅恪所说的“纸上之材料”或“纸上之遗文”，过去学者大多理解为“文献史料”（包括古典文献和历史文献），事实上，“纸上之材料”或“纸上之遗文”还应包括人类学和民族学调查所得的古籍、古文书等“文字史料”。而王氏、陈氏所言“地下之新材料”或“地下之实物”，即指考古史料，它包括有字的考古史料（甲骨文、金文、木简等）和没字的考古史料（出土的无字实物），人类学和民族学调查所得的“实物史料”（古代遗物）同样属“考古史料”一类。如此一来，表面上看区别于“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调查所得的“调查史料”，实际上它包括的调查所得“纸上之遗文”、“遗传实物”和“口述史料”中前两项应该归为“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的范畴，很难作为区别于“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之外的“一重证据史料”，唯有当中的“口述史料”与众不同，独立于“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之外，可视为“二重证据法”之外的另“一重证据”。换言之，在“二重证据”上加上“口述史料”，“三重证据法”于焉成立。一些学者将历史学研究中借助或引入人类学、民族学的史料而不加具体分析视其为“一重证据”史料，更有荒唐者，将引用“国外史料”（即在国外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民族、风俗的“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当作“二重证据”之外的“一重证据”，这是思虑极浅和牵强附会的误识，真学者向不以为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