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的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文章钩沉了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以及该理论对西夏史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通过徐中舒先生而进入吴天墀先生视野，并为吴天墀先生所接受。《西夏史稿》首次运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研究西夏史，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西夏史稿》采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一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西夏史，提出许多重要观点，理论的核心即中国历史有整体性观点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得到继承、发展，深化了西夏史研究，促进了宋、辽、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推动了“大宋史”概念的提出。

关键词：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方国瑜；徐中舒；吴天墀；西夏史

1963年3月，在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学术报告活动上，方国瑜先生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1]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是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2]“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方国瑜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提出的理论认识，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创性总结，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没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3]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其内在的本质联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石。没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4]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不仅对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西夏史的研究也有着深刻影响。但长期以来，西夏学界对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缺乏了解，云南民族史专家对西夏史有隔膜，吴天墀先生也没有提及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自己西夏史研究的影响，因而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深刻影响亦不为人所知。[5]本文试图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入西夏史研究的过程及该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影响作探讨，以期能够对我国西夏研究史的认识和西夏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有所帮助。论述是否合理、可靠，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解析

林超民先生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思考，对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总结。他指出方先生这篇论文是针对国内外一些学者将中国历史当作单一的汉族历史，将非汉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荒谬言论而提出来的。认为论文提出几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历代王朝史与中国史应当有所区别。”“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二是，整体性与统一性有所不同。整体性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治而言，即由一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统一，由几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不统一。”“政权的统一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是一个整体之内的政权分合，并不是整体的破裂与复原”。三是，“中国历史之所以形成整体发展，是由于有它的核心起着主干作用。这个核心就是早在中原地区形成的诸夏族，后来发展成为汉族的人们共同体。”四是，整体中有不平衡性与差异性，但也有一致性。以一致性的共同要求而结成一个整体，以不同情况而互相依赖，得到共同发展，发展了整体性。五是，整体之中存在差别，但不容有内外之分，更不容稍有歧视和排斥。强调论文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6]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强调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联系与凝聚，充分注意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体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是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进行比较，实际上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其区别和分歧主要是基于“学科差异与方法论问题”。所谓“学科差异”，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强调了历史本位，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总结，是方国瑜先生几十年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的理论认识。所谓“方法论问题”，就是坚持历史的“过程”叙述，而不是从现实倒叙历史，更不是因现实需要去“选用”“误用”历史材料。[7]

二、“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在西夏史研究中的首次运用

方国瑜先生与徐中舒先生互相敬仰、互为知己。方先生逝世时，徐先生曾撰挽联：“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一朝溘逝，百身莫赎。”方先生的学生回忆：“徐先生精于甲骨文，对巴蜀史的研究做出很大贡献，方先生则致力于研究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他们各有建树，在人格上互相仰慕、在学术上互相尊重，由文字之交而成莫逆之交。方先生常对我说，四川的历史有徐中舒先生研究，做出了许多成绩，我们的任务是把云南、贵州的历史研究好。”[8]

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提出后，得到了徐中舒先生的认可。1980年徐先生在给吴天墀《西夏史稿》写的序中说：“一部整体的中国史，是由祖国各民族的创造活动所共同组成的，各民族部分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彼此互相结合的过程，在政治上尽管出现一时一地的分裂对峙，而经济文化方面则始终血脉贯通，浑然一体，绝对难以分离。”[9]徐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有经济、文化的整体性，指出整体性不同于统一性，中国史不同于王朝史。

为帮助吴天墀先生撰写《西夏史稿》，徐中舒先生投入很大精力，曾有三次指导。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初稿写成于1955年，当时得到徐中舒、蒙文通、王恩洋三位先生的鼓励和支持。1963年对初稿作修改。初稿及修改稿都曾得徐中舒先生校阅，并“作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指示”。书稿搁置15年后，1979年下半年又作一次修改然后于1980年出版。在第二次修改中，又得徐中舒先生作最后一次“校阅指导”。[10]

在徐中舒先生对吴天墀先生的三次指导中，尤其是1963年对第一次修改稿作的“一些极有价值的指示”里，曾应涉及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为什么这么说？

吴天墀先生也接受“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吴先生通过西夏不断汲取西域、西藏和汉族三系文明来滋养自己的事例，认为中国历史呈现出经济、文化的整体性。吴先生指出，西夏立国陕甘宁地区，由于所处的位置紧邻宋朝、吐蕃、回鹘（以高昌为代表）的关系，长时期里汲取汉族、西藏和西域文明来滋养自己，并以中介的身份使这些文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如以盛行于西夏社会的佛教为例，它的大批佛典主要来自宋朝，其次也从西藏、高昌输入一部分，而用西夏文翻译佛典的工作，则多得力于来自高昌的回鹘僧；此外，西夏人又曾把西藏的喇嘛教移植过来，连同其他佛教文化进一步转输到邻国。西夏后期在与南宋处于隔绝的状态之下，除继续汲取西藏和西域二系文明外，也还不断从金国间接学习汉族文明。他强调这些事实说明，尽管封建王国的统治阶级之间经常勾心斗角，甚至发生血腥战争，但各族人民为了满足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总是热切希望加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考察西夏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到它的宗教、学术、文艺、绘画、工艺以及音乐等各方面，无一不体现出各族人民的相互合作精神；从经济上看，更是如此：在祖国大地上所建立的各族政权，尽管统治阶级由于剥削的本性要一贯大搞争夺攘窃的勾当，或者发生分裂割据，但经济上则始终脉络贯通，蔚为整体，绝难分离。[11]如西夏盛产青盐，宋朝为了保障河东解盐的专卖利益，禁止青盐贸易。但由于青盐味甘价廉，为宋朝边境人民所喜食，因此从西夏走私青盐到宋的数额是非常巨大的。[12]

他进一步指出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上，西夏和当时并立的其他政权，往往表现出显著的共同性。例如体现物质文化的工业产品，如丝织品、瓷器，当时都以中原地区和南方的产品为先进，这些产品都在西夏和辽、金以及西域境内普遍使用。特别是长期保存不会变质的瓷器更为明显，像龙泉窑的青瓷、定窑的白瓷、钧窑的天青瓷、磁州的黑瓷以及山西扒村窑的黑釉刻花瓷等，这些磁的产地虽都在宋区，但西夏、辽、金的许多遗址经常有所发现。又如宋钱，也普遍在各区普遍广泛流通使用。属于精神文化的，像绘画、建筑、雕塑、音乐等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也一脉相通，深受汉族影响。又如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汉文，向来通用于祖国的广大地区，如夏、辽、金的统治者，也多数精通汉语、汉文。就是他们制定本民族文字，也无一例外地都要取材汉字，像汉字的偏旁部首，无论西夏字、契丹字、女真字都有所效仿。西夏、辽、金的统治阶级还到处建立孔庙，大事尊崇儒学。[13]可见当时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共同性发展以趋向中原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和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文化。这与方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有整体的社会结构”的观点相契合。[14]

吴先生通过西夏史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他提出要对宋、辽、金时代的西域和西藏文化的发展加深了解，西夏这一环节是绝不可忽视的。“必须加强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才有助于进一步对十一到十三世纪初叶的整个祖国历史获得真正的认识和了解。”[15]西夏的历史是中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西夏史，就难以真正了解与之并存的宋、辽、金史，也就更谈不上了解10至13世纪的整体的中国史。[16]反之，研究西夏史不能只着眼于西夏的范围，范围过狭，视野不广，就会带来障碍；何况保留下来的西夏史料本来十分稀少，要补足空白有一定的难度。西夏处于汉（宋）、契丹（辽）、女真（金）、蒙（鞑靼）、维（回鹘）、藏（吐蕃）之中，它与兄弟民族特别是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汉、藏、维等的交往接触中深受影响，加强从各族中了解西夏史的研究，对进一步加深西夏史有诸多益处，并且有利于把局部的西夏史（或党项史）放在整体的中国史中进行考察研究。[17]这里主要指出了整体的中国史与局部的西夏史之间关系。这是吴先生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史观”，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自觉应用。

总之，吴天墀先生通过徐中舒先生的指导，在西夏史研究中首次运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这是《西夏史稿》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对西夏史研究的影响

《西夏史稿》对西夏史研究有着很深的影响。《西夏史稿》是利用传统汉文文献研究西夏史的著名品牌，是研究西夏王朝历史必读的基础著作，对西夏王朝历史的研讨和诠释，《西夏史稿》仍保持着权威地位和最高水平。[18]《西夏史稿》构建起中国西夏史框架，迄今的西夏史研究基本上是以《西夏史稿》的框架为基础，对内容和资料进一步补充和丰富。[19]《西夏史稿》采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这一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西夏史，对此后的西夏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提出众多重要观点，深化西夏史研究。如他依据11-13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变化对西夏政权的影响，给西夏历史分期。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的崩溃和前两年辽国的灭亡而产生的新形势，对于一向凭恃辽国支援并从北宋汲取经济文化营养的西夏来说，其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首先，北宋的灭亡使僻处西北的西夏不但失去了长期获得的种种经济利益，而且在吸收先进中原文化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推迟了其社会的发展。其次，与旧宗主国辽国支持、袒护西夏，逐渐走向腐化没落、和平保守，辽夏大体亲密相比，西夏的新宗主国金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新兴势力，它在灭辽覆宋的一系列战争中表现出野心勃勃、富于贪欲而又惯用暴力，这对于西夏来说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可怕的潜在敌体。最后，此前处在西夏北方和东北方的辽国要同处在西夏东方和南方的北宋联合起来，才可能形成对西夏的大包围形势，但金人灭辽和北宋并占领黄河流域大片土地后，西夏就完全处于强悍野蛮的金国包围圈中了。这是西夏政权建立后、灭亡前所仅见的。这种深刻性的存在，使前后共历190年西夏王朝历史，被拦腰中断为与北宋、辽鼎力的前期和与南宋、金鼎力的后期。[20]宋、辽（金）两国是当时中国的主体。辽、北宋和后来的金、南宋大体包括了当时的中国。吴先生依据11-13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变化，即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的崩溃和前两年辽国的灭亡而产生的新形势对西夏政权的影响，把西夏历史分为与北宋、辽鼎力的前期和与南宋、金鼎力的后期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不论是单篇论文、报导，还是专史、通史，在叙述西夏历史时，通常把西夏的历史分为与北宋、辽并立的前期和与南宋、金鼎力的后期。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其次，促进宋、辽、西夏、金史的贯通研究，推动“大宋史”理念的提出。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1983年又有修订版。邓广铭先生对《西夏史稿》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不止是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中增添了异彩”。[21] 1983年3月10日邓广铭先生在《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编刊）的《前言》中正式提出了“大宋史”理念。他指出：“收在上一册《论文集》[22]中的，有论及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封建社会特征的一篇，收入在这一册《论文集》中的，既有论述契丹王朝的，也有论述河湟吐蕃的。表面看来，这似乎都超出乎两宋政权所统辖的疆域以至时限之外了，实际上我们却认为，这样做并无不恰当处。”“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事实上，想这样严格地区分畛域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宋与契丹、西夏、回鹘等政权，南宋与大理及金等政权，彼此之间的和平交往与矛盾斗争的事件是大量存在的，在论述这类事件时，只谈其中的任何一方而不涉及其对立的一方，那是断然讲不清楚的。”[23]邓广铭先生“大宋史”理念包括的是10-13世纪整体的中国历史，强调的是10-13世纪中国范围内各政权的联系和影响。在邓先生提出“大宋史”前，吴先生已经在《西夏史稿》初版里通过西夏史的具体研究作了11-13世纪中国历史整体研究的示范。如前揭吴先生依据11-13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变化，即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的崩溃和前两年辽国的灭亡而产生的新形势对西夏政权的影响，把西夏历史分为与北宋、辽鼎力的前期和与南宋、金鼎力的后期的观点。又前揭吴先生在论述整体的中国史与局部的西夏史之间关系时，提出要对宋、辽、金时代的西域和西藏文化的发展加深了解，西夏这一环节是绝不可忽视的看法和“必须加强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才有助于进一步对十一到十三世纪初叶的整个祖国历史获得真正的认识和了解”的观点就是“大宋史”理念的先声。

再次，理论的核心即中国历史有整体性观点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中得到继承、发展，推动了西夏史的研究。《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24]《宋夏关系史》[25]《辽夏关系史》[26]等先后问世。《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指出战争是西夏对外关系中很重要的特点，但战争不是西夏对外关系的主流，战争并没有阻挡中华民族逐渐走向统一。各民族间，尤其是与中原汉族间，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使西夏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逐渐和内地接近，另一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经济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多元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没有宋辽夏金时期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就没有元明清时期空前的大统一。[27]《宋夏关系史》则提出虽然党项拓跋氏大力突出本民族的特色，但西夏社会发展是向着逐渐汉化的道路前进的，西夏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或仿造唐宋的封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西夏虽然与宋在政治上对立，但并不能割断双方之间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联系。即使是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夏与宋的经贸关系不正常所致，说到底还是一种经济交流需要的反映。[28]《辽夏关系史》突破汉族王朝主导下的“天下中国观”，提出唐朝的“天下”大一统政治格局在澶渊之盟后嬗变为为以辽宋为中心的“天下”两极化格局，在宋辽夏三角关系中西夏始终都是辽宋双方共同的属国。不过作者指出，辽夏虽然都是非汉族政权，但两者关系中却浸润着中原汉族王朝的“天下中国观”。据这种“天下中国观”，周边的国家或部族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被笼罩在一个统一的王朝国家体系内。因此，辽夏关系本质上是“天下中国”的辽王朝与其附庸政权的关系。[29]这种看法也是对中国历史有整体性的承认。

按，作者和智，1987年生，云南丽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文文献、西夏历史和云南民族史。原文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4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参考刊文。本文推送已获作者授权，特此致谢。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