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敏俊卿 李如东 张舒欣
华涛，江苏南京人，198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北方/西北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熟悉中国西北民族历史发展，能较好运用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史料从事西北民族历史研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福特基金项目1项，澳门特区政府项目1项，目前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古时代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文献中有关中国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西域历史研究（8至10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获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1年）。近年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当代发展，从事当代民族社会调查（国家社科基金）和当代民族政策研究。主持南京大学－哈佛大学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文明对话国际会议（2002年、2005年、2006年、2010年）。多次在国外从事合作研究。
一、学术研究缘起
问：华涛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穆斯林》杂志的专访。我们知道，您长期从事中国西北民族史及相关宗教历史研究，在8到 10世纪天山地区历史研究和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史研究方面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什么机缘让您将此作为研究方向？您能否给我们回顾一下您的学术研究历程？
华涛：谢谢《中国穆斯林》杂志的采访！我做西域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与两个学术机构有关。首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我读大学时在上外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当然更重要的是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近代以来，元史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学术基础。第一是清代的乾嘉考据。乾嘉考据虽然在中国思想史上往往受到不少批评，但当时的学者“竞言训诂音韵”，以仔细尖钻的精神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为后代学术的发展奠定了不少基础。第二个学术基础是嘉道之际兴盛的西北舆地之学。当时，康雍乾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要求学者回答与西北有关的各种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问题，到十九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前后，一方面由于西方强权入侵而导致边患日益严重，中国学者不能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而学术注意力进一步转向危机日重的边陲。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为重要。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的著述，学术资源和学术视野有所拓展。“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和西北史地研究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这些学者包括魏源（1794－ 1857）、张穆（ 1805－ 1849）和何秋涛（ 1824－ 1862），其后的李文田（ 1834－ 1895）、洪钧、丁谦（ 1843－ 1919）、柯劭忞（ 1848－ 1933）、屠寄（ 1856－ 1921）、沈曾植（ 1850－ 1922）等，其中，洪钧在与元史相关的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最为突出。洪钧在清末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 1889— 1892年），他喜欢研究元史。他到欧洲后发现当时欧洲人在关于蒙古—元朝的著述中使用了很多中古阿拉伯 -波斯史料，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不知道的史料。例如多桑（ 1780— 1855年）的著作《多桑蒙古史》中使用了大量阿拉伯—波斯史科，今天人们仍然会阅读。洪钧通过译员阅读了这些著述，著有《元史译文证补》，去世后出版。虽然洪钧本人主要是利用二手史料进行研究，但是他突破了中国史料的局限，不仅使中国学者特别是关注蒙元和边疆的研究者眼界大开，而且他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中国蒙元史研究、边疆研究的新潮流，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学术标准。元史研究室的奠基人韩儒林先生 193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前往欧洲学习，在蒙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方面掌握了当时先进的研究方法，结合了中国传统汉学和近现代西方东方学的研究方法，非常注重多种语言史料的利用和相互比堪。韩儒林先生在我进入元史室前已经去世。不过韩儒林先生在 1949年以后培养的学生，如我的导师陈得芝教授，以及元史室指导过我的邱树森、魏良弢、丁国范等教授，都继承了韩儒林先生的传统，我在他们的引导下考入元史室读硕士、博士；并且在他们的指导下，逐步走上利用中文和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史料研究西域历史的道路。
（1990年代的博士论文答辩合影。前排左起：魏良弢、黄时鉴、蔡美彪、丁国范、陈得芝，后排左起：尚衍斌、刘迎胜、姚大力、高荣盛、华涛）
西域，特别是我在攻读硕、博士研究生期间关注的天山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结点，是多种文明交汇之地，但当地民众后来大多信仰了伊斯兰教。元史室从韩儒林先生开始，就对汉文明和非汉文明在东亚大陆、在内陆亚洲、在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不仅我们的老师，而且改革开放以后在元史室学习的各族学生，都表现出对多种文明相互交往的关注，其中关注伊斯兰文明的有刘迎胜、姚大力、刘正寅、王东平等。我对伊斯兰文明的关注与这样的小环境有很大关系。当然，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老师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有很好的了解，对我也有很多影响，如朱威烈、袁义芬和周顺贤等教授。另一方面，我在元史室学习和留下来工作以后，我与回族、维吾尔族学者有很多接触。就回族学者来说，老一辈的杨怀中先生、南京已故的郑勉之先生、马大麟先生等，同辈的南京的米寿江、宁夏的马平、云南的姚继德等，还有北京的高占福、丁宏，都是联系比较多的。他们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视角对我研究和认识西北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历史发展大视野下的民族、宗教研究
问：阅读您的著述，特别是博士毕业以后的著述，我们看到您将西北的民族历史研究放在中国历史发展大进程里进行考量，这对我们理解我国西北地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您能否介绍一下这种研究取向形成的过程及学术理路,并在此基础上谈一下在中国西北研究中，如何处理民族史、宗教史、边疆史之间的关系？
华涛：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要在这个大视野下认识各种历史问题。例如，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族以及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非汉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活动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例如在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制度上，有开创性的是元朝和清朝。这些制度经过了各种变化，体现在今天中国民族事务的管理上。而清朝对中国辽阔疆域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当然，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难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在民族问题上始终面对一个大课题，即如何在学理上认识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并在政治上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后，比较系统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确立了一个既符合学理，也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多民族中国真正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理论。这些理论的形成与中共对中国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虽然以蒙古—元朝历史研究为核心，但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大元史”，而且我们关注中国历史长时段的发展。例如我的导师陈得芝先生不仅是蒙元史专家，而且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通贯条目”的主编。邱树森先生通史性著述更多，如《中国回族史》。魏良弢先生在喀喇汗王朝、西辽、叶尔羌汗国方面的著述，跨越了 9至 17世纪的天山地区。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元史室的新一代学者注意借鉴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而且对中国民族、宗教的当代发展也有所关注。这样的学术小环境，对我研究和认识中国回族、维吾尔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和当代状况，很有帮助。
（华涛教授著作）
问：从您的研究著述来看，您开始从事的是西域研究，后来扩展到西北民族特别是回族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是否可以谈谈如何理解我国西北与西域、中亚的历史关系？
华涛：历史上狭义的西域差不多相当于天山南北地区，即今天的新疆；而广义上的西域则是指天山地区及其以西广大的地域。蒙古兴起以后，成吉思汗的后代不仅建立了元朝，还建立了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伊利汗国等。因此，元史研究室研究的是“大元史”（刘迎胜语），关注的不仅是蒙古—元朝，而且是北方草原上的历代部族；不仅是天山地区，而且是广大的西域；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丝绸之路上的多种文明。我在元史室读硕、博士研究生以来，关注唐和唐以后的西域，关注的范围不局限在今天中国的境内，一直到中亚的阿姆河地区，甚至更西的伊朗和阿拉伯地区。例如， 840年漠北回鹘瓦解后，回鹘部众不仅南下塞内，西迁河西走廊和天山东部，而且很可能还西迁到更西的地方。总体来讲，中国历史上的部族、民族、政权的历史活动不一定会固定在某一区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也不是一两千年前固定下来的。西域史就充分反映了历史和历史疆域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存在，突显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伟大意义，也展现了与此相关的历史研究的魅力。回族历史、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发展也同样具有复杂性，不是线性发展。我在研究《冈志》和《经学系传谱》时曾经强调了这种复杂性。
(华涛教授译作)
问：您曾参与翻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负责翻译了第四卷（上）。该卷的副标题是《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 15世纪末—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我们所知，《中亚文明史》第四卷讨论的核心是中亚伊斯兰化历史过程中的诸面向。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国内引进《中亚文明史》的大概背景，以及您参与翻译工作的缘起、过程和个人感受吗？
华涛：《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大项目。“文化大革命”后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中国学者参与中亚文明史的编撰，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曾经担任编委会副主席。此后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参与了编撰工作，如北京大学原教授张广达先生是第四卷的副主编。《中亚文明史》在地域上涵盖了从里海到蒙古广大地域，时代上涵盖了从新旧石器考古到近现代。虽然中国学者研究西域的历史很长，但对《中亚文明史》涵盖的很多领域并不熟悉。这本书差不多完成时，中国有关方面希望能够把这部由各国学者合作的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翻译工作是由中国社科院余太山教授牵头，我和刘迎胜教授负责第四卷。《中亚文明史》第四卷的标题很明确，就是讲伊斯兰文明的辉煌时期，从公元 750年到 15世纪，这与我们俩的研究是非常吻合的，我们很高兴承担了翻译工作。中亚的历史非常复杂。就第四卷涵盖的 750年至 15世纪末而言，很多民族和很多政权相继成为伊斯兰东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学术界对其中有些问题相当不熟悉，所以各国学者合作完成的《中亚文明史》，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很有意义。而翻译工作对了解这一时段历史及其研究更有帮助。不过该书第四卷完成于 20世纪 90年代（全书完成是 21世纪初），最近 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取得了很多进步。不过总体上讲，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对阿拉伯 -波斯史料的利用，还是比较薄弱的。结合汉文史料和非汉文史料，是推进中亚历史、西域历史研究的重要条件。
三、文明对话的意义与成果
问：您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涉及文明对话的议题，其主题是讨论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是对抗还是合作，这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也是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请介绍一下文明对话活动的具体情况。
（第三次文明对话会议成果）
华涛：我开始这项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1990年代初，我作为哈佛 -燕京学者在哈佛大学学习过。 2000年哈佛－燕京学社举办校友学术会议（苏州），时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与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商定的会议主题是“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当时我们对“文明之间的对话”并没有什么认识，但是会议的副标题“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却促使我思考我所研究的对象—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本土知识。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奇迹，和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对新教伦理在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积极促进作用的论述，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亚洲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发展关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东亚的发展中儒家思想是否像新教在西欧现代化中那样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在 1970和 1980年代，甚至在 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不少学者特别是所谓的新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儒家思想和行为方式受到广泛批评，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东亚现代化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非欧美模式的现代化必然无法成功的结论。这也是哈佛大学已故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对于这种观点，杜维明教授和一批儒学代表人物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当然必须遵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性、科学等等，但是即便在欧美国家，由于各国文化、历史的差异，现代化发展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不会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障碍，而应该成为发展的资源。
这种关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促使我认真思考我所研究的对象—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我在为会议准备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中指出，中国学者在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民族文化命运时，基本上没有思考如何对待本国非汉民族群体文化的问题；在探讨全球化与本土资源的关系时，也不关心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资源。就中国伊斯兰文化而言，主流学者很少关注这种似乎异己的文化，当然也不会提出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发展，甚至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源性意义问题。缺乏对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性角色的认识，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三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点是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第二点是汉族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认识；第三点是西方“帝国主义话语”对中国的影响。在跨入 21世纪时，我们首先要明确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资源性角色，其次要从开发这种文化资源的大目标出发，研究它的创新问题。这不仅是中国伊斯兰研究者，而且也应该是所有关心本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关系的人应该关注的课题。
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会议和杜维明先生的肯定。杜维明先生是哈佛大学哲学和宗教学教授，新儒学的代表之一，1990年代广泛参与了国际社会的文明对话活动，包括联合国主持的文明对话活动和马来西亚举办的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在哈佛—燕京学社和杜维明先生的支持下，我和南大元史室的同事在中国组织了四次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活动（ 2002,2005,2006,2010），杜维明先生亲自参与了其中的三次。其后的哈佛 -燕京学社主任裴义理教授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文明对话得到中国回族学者的积极响应，不仅马平教授、姚继德教授和我们一起合作，在银川和昆明联合主办了其中第二、第三次国际会议，而且杨怀中先生、米寿江、高占福等多次参加了对话。
在2006年第三次文明对话中，马平教授总结了他对几年来文明对话的感受：一、打破了中国回族学、中国伊斯兰学、中国穆斯林问题研究长期以来单向的、封闭的、自言自语的局面；二、推动非主流学术界与主流学术界的思想交流和沟通，使中国回族学、中国伊斯兰学以及中国穆斯林问题研究，在学术思想层面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大学术框架 。马平教授和我都认为，在文明对话的旗帜下，不仅参与对话的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有了非常积极的发展，而且中国非穆斯林学者也能够更加自信地与穆斯林相处。可以说，我们的文明对话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最吸引人的一次互动，不仅为“中国的”“伊斯兰的”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推动，也从东亚社会的角度，为全球各地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的相处共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文明对话需要解决的难题与新的设计
问：您提出中国回儒文明对话还有一些尚待解答的难题。您认为这些难题主要是什么？为解答这些难题，我们需要做什么工作？
华涛：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文明对话进一步展开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既需要中国主流社会的学者开阔眼界，认识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也需要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以更多的热情创造中国主流社会的学者参与对话的条件；第二，更多的中国穆斯林群体参与文明对话；第三，更加成熟的学术设计。
南京大学中古阿拉伯文献与丝绸之路研究工作坊
问：从2010年第四次文明对话到现在已经差不多 10年了，近年来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那你们有什么新的考虑吗？
华涛：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单边主义都在抬头，如何在学术上加以认识，进而采取合适的应对，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大问题。在思考这个大问题的同时，我们正在相对具体的层面做一些思考和设计。我们看到，中国的回族学者一方面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感兴趣，但另一方面对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多彩注意不够。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大家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都很感兴趣。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世纪人类物质和文化交往之路，虽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张骞出使西域，甚至更早，但丝绸之路要到唐代才进入繁荣期，到蒙古兴起后更进入高峰期，一直到明初。而这一历史时期，世界上繁荣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就研究的文献而言，中古阿拉伯 -波斯语文献和东方的汉文文献是那一时段最重要的历史文献群。可是中国学者包括回族学者使用中古阿拉伯 -波斯文献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很少。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回族学者前往阿拉伯国家、伊朗、巴基斯坦等学习，虽然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英语都不错，但不少人的学习科目局限在宗教学领域，对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最繁荣时期丰富多彩的成就关注不够。元史研究室从韩儒林先生开始，对非汉文献，包括中古阿拉伯 -波斯文献非常关注。我从几年前开始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今年（ 2019年）在南京大学和哈佛 -燕京学社的支持下，我们在南京大学举办了“中古阿拉伯文献与丝绸之路研究工作坊”，有 30多位青年学者参加。包括元史室学者在内的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向大家介绍国内外学术界使用中古阿拉伯 -波斯文献从事研究的情况和方法，青年学者则汇报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一位年轻学者研究中古阿拉伯哲学，并进而研究明末清初南京刘智等回儒“以儒诠经”的过程中使用的中古阿拉伯 -波斯哲学 -宗教学著述，有了初步的新想法，非常可贵。我们今后还要举办这样的工作坊，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进来。哈佛 -燕京学社还为参加工作坊的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提供前往哈佛大学学习一年的机会。这也是对文明对话的新设计。
五、伊斯兰文化的资源性角色与创新
问：您提出，在跨入21 世纪时 , 我们首先要确立伊斯兰文化的资源性角色 , 其次要从开发伊斯兰文化资源这一重大目标出发 , 研究它的创新问题。这不仅是中国伊斯兰研究者 , 而且也是所有关心本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关系的人应该关注的课题。请您就此向我们做一些阐述。
华涛：如何诠释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资源型角色，或者说，伊斯兰文化如何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里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促进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虽然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也是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是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例如回族，我们都承认唐宋特别是蒙元时期来华的回回是回族先人的重要部分。但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口，在蒙元时期特别是明代，在中国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族类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民族形成”和“民族发展”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绩之一，是认识到“民族认同”（即主观族类归属感）的根本意义。对照这种研究范式或研究理论，我们可以确认，回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主观归属“中华”这种主观归属感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到明代，这些来华“回回”的后代已经忘记自己原先的祖籍之地，因此他们的所有文化（包括宗教）特征的意义，不在于对异域身份的强调，相反，是异域身份忘却之后，在中国土地上结合成“一个”新的独特族类群体的文化标志。这是开发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源的重要前提。
另一方面，从开发伊斯兰文化资源这个大目标出发，还要研究它的创新问题。我们看到，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当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不仅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来自于内部对道路的寻找。实际上，伊斯兰世界在19世纪以来就在寻找这个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中国社会思想解放，找到了一条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和中国相比，还不能说伊斯兰世界对道路的寻找、穆斯林社会对适合自己、适合时代、适合世界发展的道路的追求已经基本成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全世界穆斯林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性任务。 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在参与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深切的体会，总结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中国穆斯林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发展，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介绍给全世界穆斯林，是义不容辞的重大历史任务。当然穆斯林世界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 , 各国各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上讲 , 伊斯兰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和文化创新问题，是所有关心伊斯兰文明、关注世界发展的人需要认真思考的。
六、网络舆情与应对
问：近年来，在国内外网络上有一些中国穆斯林很反感的言论，有些甚至造成非常负面的社会影响。我们知道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缺乏应有的了解。面对这种负面网络舆情，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应对？
华涛：确实，近年来在国内外的网络上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些言论。我认为，这些言论出现的原因有三种情况：一是世界上非穆斯林对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发展史不太了解。对一种文明不太了解，人们就习惯性地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解释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让穆斯林感到被曲解甚至被诋毁被攻击的情况和感觉；二是现代世界上出现与伊斯兰相关的非常负面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以及像前面提到的亨廷顿那样的学者，会认为是整个伊斯兰文明出了问题。随之，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对贬低甚至攻击伊斯兰文明的言论；三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言论。虽然原因很多，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进入了一个网络全球化时代，一个本来不十分严重的言论和事件，通过网络的传播和炒作就会引起非常广泛的反响。我自己认为，对这样的言论要有一定的控制。换句话说，“政治不正确”的舆论是不能随意发表的。我的建议是， 一方面政府要对那些极端负面的舆论给予控制，另一方面要鼓励对伊斯兰教的科学研究，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只要是科学研究，都应该鼓励。否则，社会仍然不容易了解伊斯兰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误解和偏见会不断加深。当然最理想的是能够心平气和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在与回族和维吾尔族学者的交往中，我们的观点不一定一致，经常有相互的批评和建议。我也要求我的汉族学生、回族学生和维吾尔族学生之间能够相互批评、对话。如果中国社会能够在我们今天谈的问题上实现心平气和的批评和反批评，那将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