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后排右四）和西域所学生在扎什伦布寺考察。资料照片

离开沈卫荣的办公室，记者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多么年轻的一个学术群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在西域研究中达到相当的高度……

蓦然间，一个词跳进脑际：珠穆朗玛！它是世界最年轻、还在成长中的高山的主峰。面前的这群年轻人，不正是在西域研究领域攀登珠穆朗玛峰吗？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应届博士生安海燕把一本厚厚的书放到记者面前。

《文本中的历史》，朱红色的几个大字，从黑水城出土文书残片斑驳的字迹中跃出，格外醒目。副标题“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直指主题。

书中汇集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品牌计划“汉藏佛学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涉及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西夏时代藏传密教文献研究等领域。更让人兴奋的，是书后专列的22位作者名单中，17人是人大国学院在读博士生、硕士生。

书的主编，人大国学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域所）所长沈卫荣在书的序言中说，“这些文章从研究方法到文字表达或均尚嫌拙朴、稚嫩和粗糙，有待琢磨、精炼和提升，但在作为一个新建的学术机构——‘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和在作为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新学科——‘汉藏佛学研究’的历史上，无疑它们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此时，距“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成立，刚刚花开四度。

追梦西域两代人

2005年11月的一天。

急匆匆赶到京东通州芳草园的沈卫荣，心中带着诸多疑问。

月前，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沈卫荣意外地接到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的来信。在信中，荣新江说自己应冯其庸之请，邀他加盟新成立的人大国学院，筹建西域所。“何以要在人大国学院建立一个西域所呢？”沈卫荣不解。

面对小自己30多岁的沈卫荣，冯其庸倾吐着自己的西域情缘。从冯其庸的话语中，沈卫荣仿佛看到了老人一次次跋涉在玄奘当年走过的路上，实地考察《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遗留。“就在此前不久，冯先生复以83岁之高龄，带领国内一干西域研究之新进，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丝路考察。他和年轻人一起风餐露宿于罗布泊中，还踏入大漠深处，勘察楼兰古城，探寻玄奘当年留下的足迹，斩获甚丰。”

冯其庸的话，沈卫荣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主张的国学不是狭隘的汉学，而是包括中国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学。西域文化荟集中西文明之精华，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重兴国学，当然也应该重视对西域文化的研究。不幸的是，虽然中国学人念念不忘上个世纪初西域文献和物质文明遭受西方殖民者肆意劫掠的那段‘学术伤心史’，但我们对西域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至今却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许多领域已成‘绝学’。所以，我们要在国学院建立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认真培养好下一代青年学生，继承绝学，把西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来发扬、光大。一代代中国学者，对此望眼欲穿。”

冯其庸期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能在西域研究领域取得权威的解释权，让世界能够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

这忧思与抱负，竟来自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让青年才俊沈卫荣不能自已，追随先生，倡导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弘扬大国学理念，将人生和学术、事业熔于一炉，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当机立断：结束长达16年的海外漂泊，踏上海归之途。

如同当初在导师的指引下，于蒙元史研究的冷僻学术之域，寻找研究方向，沈卫荣这次的选择，诱人前景下的起点，依然是坎坷之途。

璀璨的西域古代文明，汇聚了东西方众多民族的文化，仅敦煌文献就曾以17种语言、25种文字辉煌于世。西域研究在中国最初肇始于“西北舆地之学”，兴起于清末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出现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之时。为了确保领土完整，明确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中国学者中间应时出现了一股研究“西北舆地之学”的热潮。但到嘉、道以后，因缺乏新材料和新方法，这门学问就渐渐失去了活力。此时，“东方学”在西方盛极一时，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首的一批西方学者，从中国西北地区劫走了大量珍贵的古文献，又在学术上独辟蹊径，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处理、解释多语种的西域古文献，其成效较“西北舆地之学”更上一层。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吸引了不少当时留学海外、身怀学术救国抱负的中国学人投身其中，并迅速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西域研究成果。

而此时，沈卫荣面对的是另一番境况。

当年因陈寅恪、王国维、陈垣等大师身体力行，傅斯年、顾颉刚等杰出学术组织者积极倡导，于烽火连天中构筑起来的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象牙之塔，早已灰飞烟灭于历史深处，大师们曾经企及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高度，已成世界西域学研究路途中的“昔日名胜”。当中国学者再次有机会重新面对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领域时，这里的中国之园早已风光不再，绝学之所、空白之点有之，荒芜之地、冷寂之处也有之。在敦煌以及与其相关的丝绸之路、西域各种古代非汉语文献研究，突厥、西藏、西夏、蒙古、满洲研究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学者寥寥，世界一流的成果匮乏。

老一代筚路蓝缕，心事未了，新一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在中国两代学人心中，目标遥远但清晰：那里，西域研究风光旖旎。

殊路同赴西域

沈卫荣坐拥书城。占去办公室两面墙的书架上，西域研究图书满目琳琅。

主持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段往事沈卫荣挥之不去。

当年，陈寅恪受聘清华国学院后再三推迟归国行期，于柏林苦等其妹从国内为他筹集购买《西藏文大藏经》的巨款，最终仍只得抱憾东归。其最终放弃做西域研究的努力，或主要是因为国内相关图书数据的不足和其个人收藏的丢失。

陈寅恪之痛曾是几代中国西域研究学者之痛。由此，中国西域古代胡语文献研究落后西方一个世纪。

今非昔比。“国际上有关西域的研究著作出版后，很快就会出现在这里。这些书，不少是我出访、讲学时一箱箱带回来的。”沈卫荣的办公室，如今也是他的学生们的图书馆。“这里的书涉及的均为西域研究，我们博士论文的起点，常常是从阅读这些书开始的。”安海燕说。

“从事西域研究，中国学者有着天然的优势。汉文文献是一个宝库，不管从事西域哪一种文化、哪一个民族的研究，如果不能利用汉文文献则必然是一个天然的缺陷。”不仅如此，沈卫荣更清楚，西域各民族的古文字、考古学学识，更是研究西域不可缺少的工具。

他开始集结西域研究团队，以彻底改变中国西域研究中的窘态：藏学家不懂藏文，蒙学家不懂蒙文，满学家不懂满文，西夏学者不懂西夏文。

“西域研究，我们有天然的地域优势，岂可成为‘绝学’。我们在学术传统上有缺陷，缺乏脚踏实地的文本研究，丧失了非汉文文献研究的优势，亦丧失了西域研究学术上的主导地位。”痛定思痛，沈卫荣信念弥坚。

共同的学术理想，是一支嘹亮的集结号。从少有同行者的偏僻学术研究之路出发，沈卫荣和他的同事们的集结颇有几分悲壮。

乌云毕力格最先加盟。这位蒙满历史研究学者，早在波恩大学教授蒙古语、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经在国际满蒙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他精通蒙文、满文，对满、蒙文文献、档案资料的了解和利用独步东西方学界，对蒙古、满族和西藏历史的研究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今已是国学院副教授的毕波，当年刚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其间，师从西域、敦煌研究知名学者荣新江，开始从事粟特文献研究。进入西域所研究团队后，即被派往英国伦敦，师从粟特文研究的世界级权威Sims-Williams教授学习。她与Sims-Williams合作发表在世界顶级学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的论文，为中国粟特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

团队中的张丽香，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学博士，导师是世界著名的印度学者Jens-Uwe Hartmann，梵文造诣国内首屈一指，加盟人大后为培养新一代的梵文研究人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深得学生喜爱。

师从法国世界最著名的吐火罗文学者的日本学者荻原裕敏，是加盟西域所的第一位外籍学人，他的到来弥补了中国学术界在季羡林先生之后于吐火罗研究这一领域内的空白。荻原裕敏就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献所做的有见地的解读，让西域所在吐火罗文文献、粟特文文献研究上成为亚洲翘首。

今年暑假后，又有一位外籍学者将加盟人大西域所。他是俄罗斯学者索罗宁，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世界中生代解读西夏文文献的最优秀学者之一。他将在人大开辟西夏研究的新领域，并与沈卫荣联手，揭开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研究新的一页。

就这样，听从心的呼唤，不同学术背景的西域研究者从各方聚集拢来，重塑西域研究的中国之塔。

高地风光

沈卫荣是谁？乌云毕力格是谁？……当我们向今天的世界西域研究的高地望去，他们在那里。

作家马丽华曾用“未见滑翔，就见高飞”，来描述西域研究中的沈卫荣，今天，用此话评价人大西域研究所，同样是妥帖的。

聚世界之贤才，呈国际化学科面貌，是人大西域所的架构；跨越古今中外门槛，开展西域研究，是今日中国西域研究者的风貌。

六度桃红柳绿之后，人大西域所已经成为当今西域研究天地间的一座年轻的高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发奋图强，敦煌研究成果纷呈，中国学者在汉文文献研究中位列国际前沿。

与中国敦煌、西域研究蒸蒸日上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西方西域研究的许多传统学术领域则越来越不景气。人大国学院西域所目前已经形成的这种多语种、跨学科建构，在当今世界已经是独一无二了。

在西域所，每位学者都精通一两种西域古代语文和多种西方学术语言，有师从世界相关领域著名学者的国际学术背景，学术研究的起点可谓不低。他们专心于西域古代历史文献，特别是古藏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等古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在研究中，沈卫荣带领他的学术团队，致力于汉藏佛学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鉴于国际学界“印藏佛学研究”的绝对强势和对“汉藏佛学研究”的忽视，沈卫荣在国际学术界率先提出了“汉藏佛学研究”的学术概念，主张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2008年6月，人大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5年来，这一学术理念已被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以“汉藏佛学研究”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举办过两次，论文皆已结集出版。

由乌云毕力格主持，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完成了数十集《清前期理藩院满蒙古文题本》的整理出版，这对国际国内满蒙历史研究给予了巨大推动，为近年满蒙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的资料。得到了这些档案文献，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意大利籍学者Nicola Di Cosmo说：“如今我这下半辈子的研究材料都有了。”去年，由沈卫荣和Di Cosmo教授发起，人大西域学研究所将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德国马克斯·普兰卡所民族研究所、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共建“内亚社会史研究学术网络”，于今年7月底开通，这将在国际西域研究领域开辟又一个新的天地，在那里，中国与强手比肩而立。

由西域所主持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已经出版六期。这是目前世界仅有的西域研究国际化学术平台。论文内容涉及西域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所有领域，展示成果的是来自世界的学者，用作者原文文种呈现。

此外，在国际西域研究界颇有知名度的《蒙古学问题与争论》集刊，也由人大西域所和国际蒙古文化研究协会主持，论文同样以英、日、德、蒙、汉多种文字发表。

今天，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将西域所学者的名字敲进电脑，所有的成果即刻呈现。“国际上开蒙古学、满学的学术会议，首先想到的是西域所，这反映了西域所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乌云毕力格说。人大西域所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的第一种《黑水城人文和环境研究》首印1500册，谁想，很快脱销。“再印1500册，国外的订量很大。”沈卫荣告诉记者。

一项项西域研究的厚重成果井喷式呈现，一个个国际化的学术平台相继建立。

“中国依靠引进资料进行西域研究可以告一段落，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平起平坐，一起进行西域研究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西域所，记者感受着新一代中国西域学学者的自信。

最让西域所学者们欣慰与自豪的，是茁壮成长起来的西域研究新生代。“我们最大的资源是学生资源。现在，所里有十个学生在哈佛、芝加哥、佛吉尼亚、慕尼黑等名校随世界知名学者攻读博士学位，西域所所有的硕士、博士都有在国外著名学术研究机构留学的经历。”沈卫荣说。每年，都会有享誉世界的西域研究学者来西域所讲学。“我们要让学生与世界一流的学者近距离接触。”国学院的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可以选修藏、蒙、满、粟特、西夏、梵文等多种语言课。“他们会有所作为，从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学科的未来。”西域所的导师们说。

谁来向世界讲述西域？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学者充满期待。（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