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宏观历史视野内，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内，首先在前现代化的东亚创立了华夏文化圈，其次参与构筑了西方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文化自我，最后为东亚现代化准备了文化潜力，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之后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关键词：中华文化世界文明历史贡献

布罗岱尔提出：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①本文试图在宏观历史视野中探讨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影响。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内，贯穿着整部世界文明史。公元第一个一千年里，中华文化创立了华夏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统一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在整个东亚与部分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里，中华文化转动世界，不仅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且准备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之后，终于在第三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世界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形成创造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笔者以世界的现代化为立足点，重整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华文化遗产。一

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义理想，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类型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公元第一个一千年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历史意义上几乎是无可置疑的。目前的问题是，在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里，这种贡献是否还在持续、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华文化是否具有现代意义，或者只能作为现代性文化的“他者”出现。

唐宋中国五百年，不仅是中国文明自身历史的峰巅，也是同时代世界文明的峰巅。我们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三个层次上理解文化的概念。我们在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中清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化资源。发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形成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并完成自身从相对衰落到由边缘而中心的复兴。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②遗憾的是17世纪最博学的英国人培根对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起源……模糊不清”，20世纪他的同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证明那些伟大的发明都来自宋代中国。

宋元时代开始，中华文化的影响，开始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发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发现中国。现实世界的旅行将商人、传教士等带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真正划时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是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了新观念，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中国形象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不论其经济维面还是政治维面，都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向往。这是研究西方现代性文化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在改变着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马可·波罗那一代旅行家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而发现中国的最大意义是直接导致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中，有着中华文化形象的影响。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使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家乡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世俗天堂在亚洲的东部，在富强的“大汗的国土”。哥伦布的远航的动机是寻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国土，整个航程中他都期待着某天清晨在前方海面上出现汗八里或行在城里耀眼的金屋顶。西方人为了发现一片旧大陆，发现了新大陆；为了发现中国，他们发现了世界。蒙元世纪创造的契丹形象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创造性影响，在于它成为地理大发现最初的动机与灵感之一。

令人惊叹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复兴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新与自我超越的楷模。中国形象进一步被理想化，它的文化象征意义越来越丰富，不仅表现了西方现代世俗精神、绝对君权，还开始具有某些政治宗教与道德哲学的启示。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宗教宽容、汉语的普世语言特征与中国人的勤劳，在迈入现代历史的西方文化中都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值得赞美与仿效的“中国价值”。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是西方进入现代意识时那种好奇与开放精神的产物。在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西方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楷模，遥远的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欧洲将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中国形象更加明晰、具体，从民间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并带有某些严肃的、激进的色彩。中国形象将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论文中国转动世界——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来自免费论文网9-!_43W=q"5@)HuK7G&r*( Xn)W"Y)6中国革命史论文2a[oe?s-=0e*geC;U]7hP5]CSPl

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它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

“中国潮”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③

“中国潮”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热情，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④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⑤

在西方的启蒙文化中，中国形象逐渐变得丰满、逼真、敏感、有力，那是一个尺度、一种视野，不管你在其中看到威胁还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还是感到激动。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启蒙哲学家对中国

《中国转动世界——探寻世界文明的中华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