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前途的关注决定了他们的理论选择和历史写作，因此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意识。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土耳其裔历史学者，美国著名左派学者。2017年12月1日因病逝世。

在新时期以降中国学者所“结识”的欧美理论家和批评家中，土耳其裔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名字格外引人瞩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但异常活跃于全球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批评，而且时常基于自己的第三世界血统和文化背景，提出挑战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新观点，为处于“后殖民氛围”下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提供具有启迪意义的批评策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与中国的关系远比他与自己的祖国土耳其的关系密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里克确乎将其学术志趣转向了后殖民理论批评和全球化研究，出版了《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全球现代性》等多部备受关注的理论著作。

但对文化自觉意识日趋显著的中国学界更为重要的是，德里克首先是当今欧美世界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借用他朋友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思想活跃又深具生产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发现“第四世界”

1940年，德里克出生在土耳其梅尔辛市（Mersin）的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1964年从由美国人创办、全然采用美国式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土耳其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大学毕业时，获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于是赴美留学，进入罗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去美国之前的德里克尽管深受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干预，但他依然不时做出忤逆之举，“我那时表现得‘很进步’”，大学期间不但担任过学生会会长、组织过由各方人士参与的系列讲座，而且悄悄产生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置身于美国校园、不受家庭干预的德里克很快就发现，“相对于物理学，他更想学历史，具体则是中国历史——和土耳其一样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革命，他想了解，这场革命是什么性质的”。

受这一志趣的驱使，加之著名的日本史专家哈里·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的帮助，德里克毅然从刚刚入读两月的物理系转到了历史系，开启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考察与探究。

其间为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搜集论文相关资料，德里克不得不辗转美国各地，甚至远赴台湾，但他乐此不疲，不急不缓地在1973年完成了其聚焦历史学家陶希圣的博士论文，虽然众所周知，早在1971年，他就开始了自己在杜克大学历史系的30年执教生涯。2001年，德里克移师俄勒冈大学，在那里担任奈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直到2006年荣休，但就像2015年出版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所暗示的那样，他并未因为在体制内的退休而停止学术思考和创作。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

作 者：[美]阿里夫·德里克 主讲

译 者：李冠南 董一格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6月

提及由“中国研究起家”的德里克，中国学者想必首先会想到他对作为概念的“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的完善与全面论述：随着情势的变化，“这套术语取代了早先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那套术语……从当代视野看来，它们却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

此间的德里克一方面是在表征他对全球化的批评，即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同时对欧洲和第三世界产生冲击、隐匿着美国霸权主义的现象，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美国化，或者全球化即“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则是在暗示他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质疑。

对于三个世界之划分，德里克曾经是热切的支持者，但20世纪90年代以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前苏联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世界各地，让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三个世界已逐渐演化为多极角逐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互相对峙和对话，各种民族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造成了当代世界的新格局，即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第二世界的解体，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也造成了曾经试图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了巨大的贫富等级差别，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是全球化。

德里克的创见不仅仅体现在对第三世界理论的质疑和解构，更在于他提出了由“土著居民”等地方化或本土化势力为主的“第四世界”的概念，或者一如他对第三世界概念的解构所证明的，“当今对第三世界概念的彻底批判必须包括：第一，区分现在与过去……第二，因此，还有必要区分不同的第三世界话语隐含的结构情景。第三，同样的话语也适用于第三世界概念本身固有的批评性政治议程”，他在消解第三世界概念的同时又对其原有内涵作了新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