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社会科学》主编应星老师在福州大学2020年社会学空中课堂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线上演讲。演讲人分析了历史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以及在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与方法。

本文为演讲纪要，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胡欣怡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的想象力

讲演 | 应星

整理 | 胡欣怡

我这次的演讲涉及到交叉学科，一方面是史学，一方面是社会学。主要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引入历史维度对于社会学研究有什么意义。

一、历史研究与社会学基石的重构

“社会学想象力”由米尔斯在其社会学入门经典《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它比较复杂，有很多维度，其核心是要激活历史的研究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正如其书中所说的那样：“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社会科学家要想履行其任务，甚或只是想说清楚这些任务，都必须运用史料。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就是力求撰写‘作为历史的当下’。”

西方经典社会学中的历史维度

首先，我们要从西方经典的社会学理论说起。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话题就是“现代性问题”。从17世纪到20世纪，整个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个断裂性的变化。而社会学的产生就是要直接面对这个问题。按照时间顺序可以把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分为三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研究如何与历史研究相互关联。

在第一阶段，孟德斯鸠和亚当 · 斯密想解决的问题就是“17世纪的总危机”。在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关系的传统之上，孟德斯鸠将“民情”的概念以及“历史与政治”的概念带入研究中。亚当·斯密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通过西方社会与东方农业社会的对比研究了商业文明的经济与“财富的自然发展道路”。在这两类从不同角度对于“17世纪总危机”研究中，历史研究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第二阶段，以维克托尔传统以及马克思传统为代表的研究核心问题则是面对双元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托克维尔主要继承和发扬了孟德斯鸠的传统，其不同之处在于托克维尔将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民主党典范。马克思则在两方面较为突出，一方面，马克思注重研究法国的历史。其中“三部曲”中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个最为经典的著作，它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以及史学家对于时间与事件的敏感完美结合。另一方面，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历史的研究展现了分析历史多样性以及复杂性的可能，体现出马克思将社会发展与具体历史形态紧密相连的观念。

在第三阶段，韦伯将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定位在世界诸文明史的比较分析上。韦伯在方法论上也有着高度的自觉。其方法论又建立在涂尔干倡导的实证科学和德国的人文主义阐释传统之间。同时，韦伯研究历史也有其特性，这体现他“理想类型”的建构上：注重史料研究的同时减去旁支，突出重点。而在涂尔干的实证研究中，历史也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比如他勾勒出的前现代社会是一个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历史过程。

从以上看，社会学从产生之初就与历史研究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历史视角的遮蔽

韦伯去世后，在1920年代到1960年代，社会科学在美国兴起。然而，美国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造成了历史在美国学术研究中不占有核心的重要性。同时，其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更加注重操纵、控制等等的方法，而忽视了历史的脉络与学理的思辨。此外，美国高校中科学的“经营”模式注重项目运作和团体合作使得社会科学的落脚点在方法与操作之上。比如帕森斯“宏大理论”中对于历史的切割，他认为美国模式定义了所有文化历史的发展目标与终点。

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崛起：贡献于局限

在美国的1960年代，社会运动的兴起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左转，历史以独特的方式被带回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社会科学中历史研究有三条复兴的道路:一条是以本迪克斯、E.P.汤普逊为代表的历史解释性路径，它更加关注历史的独特性；一条是以艾森斯塔德、沃勒斯坦为代表的普适性理论建模路径，它更加关心理论；最后一条是以摩尔、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宏观历史因果分析路径。

其中，最后一条道路影响力最大。第一，它关心宏大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的诞生等等。第二，它主要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的分析单位。其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对于国家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弟子斯考克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同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也成为了美国社会学另一重要分支——历史社会学的的重要核心人物。

他们的贡献在于重新激活了社会学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但是其问题在于过于寻求规律性而对于历史的复杂性高度化约。

历史维度在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缺失

现在回到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在1980年代重建，到现在已经40多年。但在重建之初有着一些方向问题。比如以社会问题、现象为导向，而忽视了其他角度。费孝通先生晚年对此也有一些反思，比如“重生态、轻心态；重实证、轻人文；重社会、轻国家；重现实、轻历史”。这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中较为边缘的地位。同时“国家-社会”范式的滥用对于国家研究的不足、对于社会现象的过度关注而导致对于其历史因素的忽视，比如对单位制研究的不足、对于农村口述史研究的局限等等研究问题也暴露出对于历史研究的不足。

历史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更好做好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我们重释“前沿”，这不是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需要重新回到本源——重视历史维度、重返社会学经典传统，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学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度相连。

同时，历史维度指向的并非某一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性的研究趋向。就如韦伯所说的：“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里，当文化科学工作通过提出某些问题而指向一定的材料并为自己创造出方法原则之后，它就会把处理这种材料视为目的本身……但是色彩在某个时候也会变换: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

其次，社科研究的历史维度与现实关怀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融贯的关系，福柯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历史对社会科学来说，并不仅仅是-堆用以建构理论框架的材料，而是具有内在的生命力。

二、社会学的历史维度的多重呈现

社会学的历史研究有几个维度来体现

1、建构理论模型：运用一般模型来解释历史规律，注重“目的论时间性”

代表人物：斯梅尔瑟、沃勒斯坦

2、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通过挖掘历史事件偶然性中的规律来解释历史，注重“实验性时间性”

代表人物：巴林顿 · 摩尔、斯考切波

3、微观比较历史分析：通过复杂的历史叙事来理解和揭示适合的因果机制，主忠“事件性时间性”

代表人物：马克思、E. P. 汤普森、福柯、休厄尔

三、 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实证史学

那么如何将社会学和史学的特点更好结合起来呢？

首先要先看他们的不同。第一是求解与求真的目标不同。社会科学选择研究什么问题具有社会理论的意含，而不是由实证史学的求真本能所决定的。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这取决于问题意识和理论修养。其次是福柯的“当前史”与“谱系学”中“对事件的反复出现和断裂保持敏感，力求关注那伴随着每个开端的诸多细节和偶然事件，能够认出历史的诸多事件它的震荡、它的意外、它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与追求普遍连续历史的相异。

但是，除了不同以外，也有相通的一面。

陈寅恪曾说过“以往研究文化史的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处理“滞”与“诬”的问题需要充分尊重实证史学的传统，努力比照实证史学的标准去收集原始材料，按照历史长编法去整理原始材料。我认为社会科学与史学交叉的三种境界:

上乘：交融，即将理论功夫化于无形，回到史料中去重新提问。

中乘：交叉即“匠气易达，匠心难求”。

下乘：交界，即临界而居，各说各话。

四、 经典研究示例

下面我来简单讲两个例子来便于大家理解。

1、马克思: 《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于此的问题意识就是：“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在这本书中将结构、局势和行动者折叠在同一历史时段的事件中。将事件史与结构史相结合，将阶级下行的明线与国家自主性的暗线相连。阶级下行图的明线可以更多看到结构和局势的作用，而在国家相对自主性这条暗线里，可以更多看到作为行动者的波拿巴在事件中的作用。

2、陈寅恪：《述晋王导之功业》

陈寅恪想通过这篇文章揭示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经济史的关键之所在”：

北人南来与义兴周氏居住地之冲突。这非常具有社会分层意识，不是仅仅从史料就能够得来的。这需要学者既要找到历史的线索，又要考虑历史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割说来只是美国学科分化的结果，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路径来研究。而要运用历史视角拓展社会学研究视野，需要做到：韦伯所谓“科学作为天职”的精神，将“理智的正直诚实”作为最有价值的美德，需要很多的耐心来面对历史的复杂性；韦伯所谓“政治作为天职”的精神，如同“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需要独特的问题意识；福柯所谓谱系学精神，潜心于“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