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学者们纷纷摆脱传统学术的藩篱，致力于在学术研究中寻求救国图存之方。

接续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民国时期对中国传统抱有温情与敬意的史家，如缪凤林、张其昀、刘掞藜，在抗战前后都有民族史著作问世，在当时的时局背景下，学者希望藉此引起国人对国家的认同。其三人对“中国民族史”的撰写，既是对新学术背景下，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理论的继承；又反映出在当时国家危机的情势下，学者以史致用，书生报国的伟大情怀。

民国时期民族史研究的缘起

民国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是伴随着西学东渐浪潮，近代西方民族理论和民族国家概念的输入开始的，同时也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基于此，学者们在民族与国家构建意识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他们开始学习西方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从传统的“贵华贱夷”思想中抽离出来。

在中国传统的“内诸夏外夷狄”观念影响之下，少数民族常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而在近代边疆危机的背景之下，他们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一批学者将对国防的重视与民族史地研究联系起来，使得边疆民族的政治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提升。“边疆民族”的研究使得民族史研究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传统的学术研究，而与边防、政治联系了起来。

西方学术思想、学科门类纷纷被引入中国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一方面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传入中国，使得中国传统学术遭到了冲击。

另一方面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使得以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优劣理论也在中国兴盛起来，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介绍、推广、力行西学并试图将之“中国化”的学者，他们翻译了大量论著。随着西学的传入，“人种”“种族”“民族主义”等诸多新词汇和概念也相继被引介入内。

西方人种学的传入，引起了史学界的共鸣，得益于其理论学说的启发，近代学人基于社会现实的关怀，20世纪初期开始注意到民族史的研究。

最初，学者对“民族”“族群”“人种”“种族”等概念的使用是混杂不清的，其往往具有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双重内涵。

西学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治学手段，更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使得近代史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扩展，由研究中国史而研究世界史，由研究内地史而研究边疆史，由研究以汉族为主的历史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等等。

同时也使得历史的研究目的得到了转变，由过去的为封建统治服务，从而提供“资鉴”，转向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层面上来。

20世纪初，因民族危机的逐渐加深，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潮，这深深地影响了史学的发展。一批忧患意识深重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纷纷倡导新史学。

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当时资产阶级的文化启蒙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改良派和革命派不仅先后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还通过办报纸、兴学堂、开学会、著书立说，输入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和哲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启蒙宣传，力图确立起本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1901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是为新史学思潮的开端。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的吕思勉，在早期的治学道路上深受康、梁的影响。

就变“君史”为“民史”而言，吕著可说是梁氏“新史学”的具体实践。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史学思潮”是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来冲击等多种复杂因素刺激的结果。

它使得史学家们冲破传统藩篱的束缚，进行史学革命，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同时民族史的研究和撰写正是其突破旧有传统，而进行变革的体现，对后来民族史学科的构建具有开创之功。

发展过程

20世纪初至20、30年代，中国民族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理论体系的创建及研究方法的完善，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渐趋学科化。

较之之前的民族史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专门研究民族史的著作及单篇论文，对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对象、相关名称概念、学科特色都做了阐述和界定，丰富了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思想,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学者把学术刊物作为他们发表言论的前言阵地，他们通过报刊发表有关民族史的文章，向广大民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呼吁学术界及社会大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梁启超主持创办的《新民丛报》曾载有梁氏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等文来呼吁人们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

这一时期国内有许多学校和机构纷纷参与到民族史的研究之中。如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国立北京大学史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国史部、中央大学史学院、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

它们开始设置民族史课程，注重对学生中国民族史的教学。除了机构及高校课程的设置之外，知识分子意识到，应从中小学开始培养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基于新史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教科书的编撰以及通史教材的编写上，都体现了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

他们在中国史的研究过程中更注重民族间的关系、民族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使得中国教科书的编撰向更加成熟的方向转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民族史论著的涌现，不仅扩展了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也丰富了民族史的研究方法。

史学家们不再以传统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观念研究民族史，而是吸收西方的民族理论重新构建中国民族史的理论体系。

民国时期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在构建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华民族构成的多源性和汉族的多源合流，注重对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互动的研究。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和意识已经流传了百年，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样经历了百年，而中华民族的自在状态却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西方民族国家种族理论的不断渗透，各民族被侵略压迫的命运唤醒了“中华民族”的种族意识，使得“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的阶段转化。

这一时期的学术精英阶层率先意识到应扩展国民的民族意识，并与中华民族意识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华民族，这一活动于中国历史时期中的民族集合体，则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一时期，无论是梁启超所倡导的“大汉族主义”，抑或是孙中山等人所认同的“小民族主义”，都承认了中华民族构成的多元性。

他们注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互动，提倡民族同化、民族平等，这些观点和理论的提出，无疑是打破了传统史学中“大汉族主义”和“华夷之辩”的体系，由中国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向中华民族认同上转变。

传统史家的吕思勉、缪凤林、刘掞藜等人，开始注意到考古学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其民族史论著中出现了大量的考古发现成果，他们运用这些考古发现，为其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问题提供依据和支撑。

如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指出：“考古学，从地下掘出许多东西——无论其为人造的，非人造的——借这许多东西，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也将人类的历史，加上了几千年，甚至万年以上。”

在他研究中国民族起源时就大量参照了当时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

刘掞藜在研究汉族与四围异族之由来问题时，采纳了安特生等人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考古发现，来论证法人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卫格尔的印度支那说、赫胥黎等人的美洲说。

而缪凤林的《中国民族西来辨》《中国民族由来论》两篇开篇就引用了梁启超的“种族与民族区别论”，文中更是参考了大量中外考古学、人类学的成果而作。

民族学家的这些成果改变了只依靠古籍文献的传统研究手段，推进了民族史方法上的更新。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传入，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学者们也在激荡变革的特殊时期，逐渐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撰述上，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

总结

近代以来，围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变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针对此现象，亦出现两种思潮：一是极力主张输入欧美之真文化；一则主张昌明吾国之真文化，倡导吾人应以昌明东方文化为吾人之大任，进而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与新文化派主张排斥旧道德、创造新民族、建设新国家所不同的是，南高学派主张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保持传统。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扬中国民族精神，更是成为他们研究民族史的宗旨。

求真与致用、爱国主义更是该学派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