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广州，长堤大马路及江边盛景。

广州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因为便利的地理位置，广州是中国最早与国外产生联系的城市之一，在近代的历次重大事件中，广州都没有缺席。如果要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广州是最好的“标本”。

✎作者 | 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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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伴随着整个中国命运的转折，广州也受到了 鸦片战争的重大影响。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发生在广州。为了阻止英国大肆走私鸦片，1838年12月， 道光皇帝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赶赴广东禁烟。1839年3月，林则徐要求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再贩卖，他将烟贩上缴的鸦片全部销毁，这就是虎门销烟。

林则徐等人强硬的行为激起了英国的不满，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鸦片战争随即爆发。在中国史书上，它被认为是近代史的开端。

英国运送鸦片的大船与中国渔民的渔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广州并不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然而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下《 南京条约》，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广州就此成为古老帝国面对外力冲击的前沿阵地。

此后，在近代史的历次重大事件中，广州都没有缺席。鸦片战争，中英冲突从广东开始；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起义的地点就在广州附近的广西；洋务运动，广州是重要演练地点和 通商口岸，洋务重臣张之洞、岑春煊、李鸿章先后在广东任职；而在近代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中，广州都是重要的起点和中心。

所以，要管窥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古老中国对世界的回应和转型，广州是无法绕开的重要坐标。

要了解广州，《广州传》是最佳读本之一。

叶曙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6

地方武装的崛起

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的 魏斐德（ Fred Wakeman, Jr.）的成名之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就是这样一本考察之书。在一篇纪念魏斐德的文章中，作者 北岛曾透露：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 费正清搞中国研究，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约瑟夫·列文森做导师。哈佛和伯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 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

《大门口的陌生人》

[美] 魏斐德 著，王小荷 译

新星出版社，2014-7

《大门口的陌生人》研究的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广州，魏斐德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旁征博引中英双方的史料，探寻近代广州社会乃至华南地区发生的社会动乱。

这本书的书名直观贴切，“大门口”是指清王朝与西方世界通商贸易的口岸，“陌生人”意即外国人，二者合在一起，就是西方力量对广州的冲击与反响。

《大门口的陌生人》作者，魏斐德。

魏斐德以广州为舞台，呈现出中央、地方、洋人三者的博弈，继续细分，则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此消彼长，包括省级政府、地方官员、士绅、商贾、农民、宗族、团练以及秘密社团等，和一众正面分析鸦片战争的著作不同。

《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价值在于它从社会组织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原因。它揭示了：广东宗族力量雄厚，或许并非自古以来的结果，而是在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政府军无力应对地方战争，不得不将权力下放士绅，鼓励他们以团练的形式建立武装，应对英国军队的入侵。

这些团练进一步壮大了宗族的影响力，甚至成为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源流之一。清王朝迫于外力而下放权力，长远来看反而腐蚀了它内部的控制力，而这一切肇始于鸦片战争。

1841年虎门之战，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穿鼻湾激战。图/维基百科

因此，团练是书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广东等沿海地区，组织团练原本是地方应对海盗、倭寇侵扰的形式，地方青壮年被宗族召集起来，形成了一种类似志愿义勇兵的形式。

团练不会给政府财政增加压力，又能维护地方治安，成为清政府应对列强入侵的权宜之计。林则徐到任广州后就鼓励团练，他煽动士绅的爱国热情，号召他们把民众组织起来，积极揭发走私鸦片的偷卖者，等到鸦片战争爆发后，团练也成为抗击英军的民间主力， 三元里抗英就是官方倡导团练的结果。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闯入广东三元里华东村张姓居民家中，企图奸淫村中妇女，村民不满英国人久矣，以此为燃爆引线，当地村民集合邻近青壮年，三元里冲突随之爆发。

在教科书上，三元里抗英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 它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组织上万人反抗，正是爱国情绪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共同作用。

三元里人民抗英路线图。图/维基百科

长远来说，团练制度化反过来加剧了清王朝国家力量的衰弱。《大门口的陌生人》一阵见血地指出：清王朝国家力量的衰弱与地方武装的兴起密不可分，而团练就是地方自组织武装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权力博弈的双方，政府与士绅此消彼长，政府将权力让渡士绅，后者拥有自己的武装，政府的力量势必会被削弱。

团练自筹资金，表面上不占用政府财政，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贫民投靠士绅，逃避朝廷赋税，清王朝的税源就会进一步缩小，由满族人掌舵的这艘巨轮，无形中也就积累了更多的离心力，当慈禧太后恍然大悟，这种离心力已经如离弦之矢不可控制。 所以，说一句 清朝灭亡始于鸦片战争，实际上并不为过。

17世纪的广州地图，广州城已有相当宏大的规模。该图由荷兰旅行家Johan Nieuhof绘制，他曾在1655-1657年间从广州旅行至北京。

民族情绪的高涨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也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迅速上涨。大英帝国的军队在中国沿海横行无忌，这不仅冷冷地打了清王朝自居“天朝上国”的耳光，也让沿海百姓切身感受到一种备受欺凌的耻辱感。

这种耻辱感在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时达到高潮。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底，英国军舰开至南京下关江面，陈兵南京城下，七月二十四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 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共十三款。条约规定：

“中国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寄居贸易，英国可派驻领事等官；割让香港给英国；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其中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协定海关税则，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同时，清政府被迫取消行商制，以往因为英国效劳而被监禁者免罪并加恩释放。”

在英舰“皋华丽”签订《南京条约》。图/维基百科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于闭关日久的国人来说，这样屈辱刺骨的情绪冲击可想而知。

当年十一月，广州爆发了火烧英国商馆事件，起因是英国水手强买中国小贩水果不给钱，反用刀将小贩砍伤，当地市民群起痛斥英人，水手逃入商馆，关闭大门，从楼上用砖瓦投打群众。当天夜晚，广州市民放火焚烧英国商馆，“齐呼杀贼”。

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南京条约》后，清朝官员允许英国人进广州城，但大部分英国人却不敢进城，他们害怕被民众的怒火灼烧，担心被殴打、杀害和洗劫财富。 地方市民和团练成了抵制英人的主力，耆英等中央代表则两头周旋，既害怕惹恼民众，又担心英国再度发起战争。

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图/维基百科

当时的中英交涉文件屡次出现“百姓情绪激烈”的字样，直到1845年3月，当英国方面代表约翰·德庇时爵士向中方代表耆英交涉，要求尽快履行《南京条约》的条款时，耆英的回复仍然包括——群众的反对情绪太强烈，如果英国人进城，他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民众的爱国热情延缓了英国人进驻广州的脚步，但仅靠民众的热情，终究无法阻挡船坚炮利的殖民者。当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昔日乾隆皇帝引以为傲的大清军队，在1856年只能接受任人宰割。

1856年广州城战役中英军掠夺广州军粮仓。图/维基百科

清末广州城的社会思潮，亦成为了前现代中国的暗夜篇章的一个注脚。

当英法联军掠夺和焚烧圆明园时 ，广州市民出现了两种典型情绪：一种自然是愤恨，另一种则是虚无，认为满人、英人都一样，现在英国人进来，不过是换了一个奴隶主而已，不变的是百姓遭受奴役的命运。

在这种混合情绪的驱动下，有一些士绅索性和英国人暗通友好，但求维护自身利益，也有义勇市民选择反抗，但大部分老百姓只能继续艰难苟活的时日。

1880年代的广州街景，商业活动已相当繁华。图/wiki

资本萌芽与城市改造

实际上，魏斐德写作《大门口的陌生人》也是在回应费正清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冲击—回应说”。

这个理论认为： 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极其稳定，缺乏向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力，是个停滞的帝国，只有依靠外力，中国社会才会真正展开变革，走向现代化国家。（参考费正清的著作《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

《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费正清 著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6

魏斐德对广州的研究也受到“冲击—回应说”的影响，它想要论证的就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社会，如何在西方力量的冲击下回应、变革和转型。魏斐德试图让读者相信： 帝制中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需要依靠外力才能打破，惟其如此，现代化才能在中国成为可能。

但在日后，魏斐德也坦诚了“冲击—回应说”的不足，因为这一说法只能解释中国的局部问题，放在更细致的考察里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学者质疑“冲击—回应说” 粉饰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和殖民，也有人以宋明时期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例子，指出费正清观点的偏颇。

1880年左右的圣心大教堂，这座建筑保存至今。图/caviarkirch/wiki

但客观来说，“冲击—回应说”影响了一代西方汉学家，对于指出中国近代的问题，自有它的洞见。

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的屈辱记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逼迫帝制中国承认自己落后挨打的事实。

当清王朝的开明派主持洋务运动，广州也在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英国人来此做生意，引进了股份有限制公司， 许多士绅把握住时代风口，经商挣钱，投身熙熙攘攘的商业热浪之中。

18、19世纪之交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近代商业浪潮的标志性产物就是七十二行的崛起。七十二行俗称“九八行”，取九八七十二之意。这七十二行具体有哪些行业，说法不一。

按照今天的主流观点，七十二行正式确立可追溯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期间，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广州海防急缺资金用于巩固，紧急之下，当局将炮台经费转嫁到广州商人的头上，各大商会的商人们集体协商，将四百万两的炮台经费分摊给七十二个大行商，小行商可免。作为回报，这七十二行商在日后与政府议价时拥有了更高的话语权，他们日益壮大，牢牢把握住广州商界的话语权。

这七十二行不但在经济上地位重要，在政治上也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学者邱捷在《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写道：

“清末文献提到的广州的七十二行，往往是指广州各商业、手工业行会的联合体。七十二行在广州总商会建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商会成立后，它仍作为与总商会平起平坐的商人团体，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常常挑战总商会的权威，1910年，（七十二行）甚至成功地罢免了总商会协理、代总理左宗藩。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实现‘和平光复’，七十二行起了重要作用。”

瑞典东印度公司广州航线的“哥德堡一号”复制品。

七十二行并非制度化的组织，它主要还是商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共同体，便于他们在政府与民间周旋，维护自身利益的松散团体。这样一个团体能在政治事务上发挥作用，甚至在若干意见上与官方保持差异，足可见清末绅商地位之重。而绅商崛起的另一体现，是清末民初广州报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景象。

广州报业诞生的背后金主就是绅商，更广泛地说，就是一批掌握资本的知识阶层。

在广州，这批人喜欢聚集在文澜书院[嘉庆十五年（1810）创办]议事，谈论话题包括但不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学和社会新闻。他们利用自己的商业资本，召集读书人同好，在清末民初兴起了第一轮办报高潮。

包括《述报》《广报》《羊城日报》《时事画报》《中西日报》《博文报》《时敏报》《国事报》等报纸，都在那一时期创办，而它们的工作地点恰好都在文澜书院周围，幕后金主也都是绅商。这其中，光绪十年（1884）诞生的《述报》是中国最早的石印报纸，也是广东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报纸。

到后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广东总商会主办的《广州总商会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广州报界公会”，地址也都在文澜书院附近。 这些报刊打破了信息发布权的垄断，促成了近代广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而它之所以能成立，根本上也必须回溯到鸦片战争。

广州画家关联昌（洋名Tingqua，1809—？）的画室，由关联昌本人绘制,，Mark Sexton翻摄。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不得不开展大规模的政治革新， 士绅重新崛起，民间社会扩大，商业资本及社会文化发展都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1917年，鲁迅（周树人）在与好友 钱玄同对话时曾说过一段石破天惊的话，他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广州市鲁迅纪念馆。

在19世纪，清朝就是这个铁屋子，而鸦片战争这个耻辱的惨痛教训，让旧中国从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惊醒过来。换句话，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铁屋被一步步推翻的历史，是民众觉醒的历史，是丢掉对旧制度和专制皇权的幻想的历史。

这一切都可以在这座伟大城市找到源泉，在三元里抗英、黄花岗起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抗战争中，更在广州市民改变历史的商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中。

参考文献：

1、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新星出版社，2017-02；

2、费正清：《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6；

3、陈泽泓：《岭南文化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0；

4、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1800－191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1；

5、[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6、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5；

7、叶曙明：《广州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6；

8、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J]. 邱捷. 历史研究. 2001(02)；

9、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J]. 邱捷. 近代史研究. 19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