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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如同其他人、事、物一样，都是在历时传承的轨迹上前行，都是时空交错下的阶段性呈现。

当然，创新甚至变革也是亘古恒有，但是大多数时候却总是步履维艰，也总是无法脱离其本色。

——题记

本期“观约谈”将聚焦四本历史-现代主题的著作，挖掘它们对于语言及语言学的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下面的论述不独这四本书专有，只不过是观约近期恰好读到这几本，遂以此四种书中的例子来阐述罢了。

这四本书是（按出版时间排列）：

（1）钱穆2012《中国思想史》（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

（2）唐德刚2015 《从晚清到民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3）金耀基2016《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4）张国刚2016《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北京：中华书局。

一《中国思想史》

一点读后感：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是以中国思想史为背景的。现当代中国语言学界（当然也应该适用于其他许多学科）的种种表现，基本可以在中国思想史的传统中找到源头。比如（1）为何要直到20世纪，语法学才在中国兴起；（2）为何功能主义（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要比形式语言学在中国得到更多关注，或者说形式语言学在中国为何研究者寥寥；（3）为何方法论、程序论证、量化分析等更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性的方面，在中国发展缓慢；（4）为何Fishman式的语言社会学研究要比Labov式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更为普及；（5）为何语言政策与规划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迅速就成为了一支显学；等等。

“中国人之历史癖，务求其先后条贯，一向重化不重变。”（第146页）

路径依赖的作用之下，思想传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就规制着一个学科发展的大致路径和方向，进而就决定了学科内部的哪些流派可以或者有可能“显”起来。

孔子只是藏在人生中，所以是道德人生。庄子则藏在宇宙中，所以是艺术人生。

若说中国思想对世界思想史有贡献，无疑的，其最大贡献，多在人生界，不在宇宙界。人生界之积极方面，是道德人生，其消极方面，则为艺术人生。墨家思想衰落了，墨家精义，多为儒家所吸取而融化。于是将来的中国思想界，遇盛事积极，则讲道德人生，都崇尚孔孟儒家。遇衰世消极，则转讲艺术人生，偏向庄老道家。因此以后的中国思想界，遂形成了孔孟与老庄递兴递衰的局面。（第48页）

金耀基转述F. S. C. Northrop比较中西文化之性格之后的话说：“中国（东方）文化的特性是建立在‘美艺的质素’（aesthetic component）上，而西方化的特性则建立在‘观解的质素’（theoretical component）上。”（第52页）

与钱穆的论述异曲同工。

中国思想，自始即偏重在人生界，因此对政治问题，普遍异常重视。（第103页）

佛学之中国化，亦有数理由：……六则中、印双方语言文字不同，影响及于其思想方法之不同。印欧文字如演算草，人心思想常紧随其文字之书写而展开，文思相随俱前，如见人行路。中国文字如记账，先在心中想一节，乃在笔下写一节，思想、文字交互停顿，文字往往只记下思想中逐节逐停之较浑括的结果。如见路上足迹，而不见行者。七，故印欧常由文字演生出理论，虽有奇妙高胜之趣，而不免远于人事。中国思想则用践履得观念，由观念成记载。就文字论，若简单零散，不成片断，而平易亲切，话语着实。于是禅宗语录遂为中国佛学论著最后之归趋。（第147页）

“语言相对论”总是会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有所体现。记得在武汉大学求学时，听邓晓芒先生一次讲座，题目就叫“让哲学说汉语”，从汉语言句法、文体、传统、与德语的对比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汉语具备制造“世界级哲学思想”的条件。

中国当代语言学（也适用于其他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大部是借鉴自西方，其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语料（“践履”）的分析（“得观念”），比如结构语言学、类型学、认知语言学、语言规划等，莫不如此。而能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尤其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则较罕见。钱先生的这段论述就为此现象作了一个视角的解读。

中国思想以儒学为主。儒家可分先秦儒、汉唐儒、宋元明儒、清儒四期。汉唐儒、清儒都重经典，汉唐儒功在传经，清儒功在释经。（第168页）

由个人修养转入群道建立，这是晚明儒思想上一大转变。东林学派是其先驱。惜乎晚明局面，糜烂腐败，不可挽回。经历满洲入关之大变动，学术思想上更受急剧之刺激，更有急剧之转向。一大批晚明遗老，他们成学著书，都已在清代，他们的精神意气，实在想为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界另辟一新天地。而清代的高压政权，已使这些思想萌芽，不能舒展长成，而全归夭折了。此后遂完全走入古经籍之考据训诂中作逃避现实之畸形发展，这是最可惋惜的。（第239页）

晚明儒，始正式要从个人心性转移到身世事功。船山、习斋可作代表。然那时早已在满洲部族政权高压之下，此派思潮无法畅流，以下便转入博古考据的道路。（第257页）

但实斋当时，正是博古尊经，乾、嘉考据学极盛的时代。东原之受推崇，也在其考据，不在其思想。……故清代纵出了几个思想家，但始终形不成风气，创辟不出一条道路。这是政治压力使然。许他们大家走的一条路，只是古经籍之考据与训诂。（第272页）

这几段文字阐释了乾嘉学派如此鼎盛的时空-社会缘由。当然，对于理解后来的考据训诂之学的衰落，也是明朗的。①

二《从晚清到民国》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第29页）

这一点，被唐先生认为是太平天国从广西兴起的条件之一。而洪秀全本人会说粤语的客家人身份，也使其在广西有了更广的群众基础。

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与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语词）。（第96页）

“××族”这类类词缀是新时期新词新语产生的重要途径。时代在语言上的烙印，新词新语是最佳体现领域之一。观约一直在想，会不会有学者能将类似《新词新语词典》等收录的词作一个历时考察，看看哪些词是昙花一现、哪些则是大浪留金？其原因又何在？比如上面这一段文字的写作年代是1994年，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是“××族”语词在台湾地区兴起的年代，那么背景、原因为何？大陆的“××族”语词是在何时兴起，与台湾地区相比的先后顺序如何，是否受到其影响？等等。

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由学生约60人，于1867年2月（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第104页）

从17世纪末开始，法语就取代拉丁语成为了国际上的外交语言。当时欧洲上流社会都以会说法语为荣，法语也成了各国的宫廷语言。清朝时包括康熙在内的许多贵族也都学习过法语。之后漫长的几百年，基本上就是英语和法语的竞争史，直到20世纪中期才以英语的完胜告一段落。19世纪，正是英语和法语竞争激烈的时期，而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学语言设置也恰恰反映了这一竞争之势。

刘家认为这顶帽子太贵不肯出，因此刘铭传就变成“刘壮肃公”；肯花钱，他就会变成“刘庄肃公”。“壮肃”“庄肃”之别在哪里，年轻读者如不知其妙，去问问古汉语老师就明白了。（第119页）

1889年亦誴死后，载濂袭爵为惇郡王；而载漪由于过继给一位早死无后的叔叔瑞亲王奕志，也于1894年慈禧六十寿诞时袭爵成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书胥在圣旨上误写为“端”字，将错就错，他就变成庚子年间权倾一时的“端王”了。（第232页）

一字之差，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当然，这两例的形式也是迥异的。

须知此时洋人的消息，往往比局外的中国人更为灵通。因为洋人的交际圈可直达恭亲王、文祥、翁同龢那一阶层。一般中国文士，尚攀不到那么高也。加之白话文尚未出炉，中国社会中尚无大众媒体这个东西，而洋人在华已早有之。（第122页）

“信息”，一直就是高低、胜负的决定手。“大众媒体”，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已经越来越成为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因素。“语言”，往往会成为区隔的一种；比如有的国家在政策设置上会严格控制某些功能和价值更大的语言（比如英语）的学习范围和规模，从而从中获利（经济的或社会地位的）。

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第143页）

即使到了现在，许多装备的“母语”依然是英语。语言的依附性在这里是清晰的：谁掌握着核心科技/技术，谁的语言就更可能被他人所学习。

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鸿章骂成“汉奸”——“汉奸”一词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第189页）

一词，一历史。

在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管县太爷，都要磕头跪拜，尊称“老爷”。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儿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日大陆更不得了了，开口闭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义和团时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称也。（第208页）

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ABC字母，用为侮辱华人的象征。谁知永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社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第246页）

时间，能改变一切。是好还是坏、是道德还是不道德、是褒还是贬，都是有无相生之间。看看“小姐”一词的历史，对比美语“碧池”的进化史；再看看近期社会生态的变化带来的“同志”一词的重新崛起、近日“朱日和阅兵”时“主席好”代替“首长好”以及“二马”被称呼时“马云同志”和“马主席”的内涵信息。称呼，从来就是社会生态的晴雨表之一。

旅美民族学家许烺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字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之所在地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反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第308页）

这也是上述《中国思想史》启示的又一例证。三个C，经历沧桑之后，改变了多少？

四、以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第356页）

岂止华侨，此类现象在人类移民史上是常态。人类的迁徙，为人类的语言生活开辟了一块块新领域。

金耀基也曾论及“西化”与“现代化”的名词转换问题：“中国人有意识地用“现代化”一词是不太久前的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知识分子所用的是“西化”而不是“现代化”。从“西化”一词之扬弃到“现代化”一词的采用，其间颇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主要的可以二点加以说明。第一，由于“西化”一词本身含义之分歧与所指之不足……第二，…而是基于一种情绪的心理反应。…一种是历史性的，另一种是种族性的。”（第48页）

三《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

现代主义讲同质性、一元论，后现代主义则讲异质性、多元文化。（第79页）

这也是当代强调语言多样性、语言异质性的社会理论源头之一。

现在，研究现代性的学者日益认识到，“‘现代性’的流行定义是以一套主要是西方的、男人的、白人的、以个体为取向的、不管生态的价值观为前提。”（第104页）

“定义”，是话语权的最小单位。词语的创造性和普及性正是一种文化的活力度的重要表征。

据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的莫凯对香港一个主要工业区346家工厂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一个华人厂主来说，在每个车间安置一个他信任的管理人员维护他的利益，是相当惯常的做法。即使没有直接的亲族关系，一个人只要他是厂主的同乡，说共同的方言，也许和厂主有某种远房的关系，也能得到厂主的信赖和重用。”（第151页）

方言的纽带作用，在华夏大地尤为重要。地域性的特征，并未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减弱多少。

诚然，如瑞典社会学者佘庞说，“全球化必须不能设想有任何全球的伟大的统一者。”尽管西方现代性在世界上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如果把单一文明的胜利看作其他文明的消亡是幼稚的。全球的现代化的结果，并没有出现“单一的”现代文明秩序，恰恰相反，全球现代化经验显示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及多元的现代性。（第202页）

这段文字也是适用于世界语言版图和状态的分析的。

四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第70页）、项羽的“沐猴而冠”（第110页）、韩信的“独当一面”（第126页）

一词一世界。每个成语，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

这跟项羽的为人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或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范增不注意处理跟领导说话的艺术。（第109页）

（1）说话，在何时、在何地都是“一门艺术”；（2）“或”字的使用，标示出了作者对下述观点的一丝不确定和犹豫。

唐太宗说过：“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第177页）

“道”“术”之分别，太宗了然。

结语

历史，是变与不变的合集。

变，是更具凸显性的范畴，所以往往会吸引大多数人们的注意，故总会“热点”迭出。但是也往往会制造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盲目感和漂浮感。

不变，往往因其历时性和惯常性而为人所忽视。但是，它们却也往往是解读各类共时现象本质的钥匙之所在。

当下的语言学研究，似乎，研究“变/新奇/热点性论题”的，多；研究“不变/恒常/基础性论题”的，少。可能，后者需要厚积薄发的时间付出而为当世时代所避讳吧。

最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领域，都是带着强烈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的探索。遵循历史规律、把握住当世时代的脉搏（主动的或被动的），是引领学术前行的条件之一。

注 释：

①《从晚清到民国》第三章，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亦有相对应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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