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五讲在公教一楼1503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副教授主讲，题目为“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历史学院60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胡恒老师以“为什么要重提清代官僚政治史”开篇。清史研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较为落后的断代史研究成为中国史较为繁荣的一个分支。与其他断代史相比，清史研究成果丰硕，仅同方知网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建的“清史研究专题库”收录的论文条目就有六十余万条，同时清史研究的议题转换与方法转型较为迅速。清代政治史研究与中古史相比，发展相对较晚也不够成熟，又逢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等眼光向下的倡导，“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尽管其论著数量仍在持续增长，但学术影响力则相对衰落。研究议题的陈旧与历史解释的僵硬，也是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史料规模的膨胀既成为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优势，也给学术问题的聚焦带来了挑战。

不独清史如此，其他断代的政治史研究也同样面临类似的趋向。近年来，学术界不断有学者倡导政治史的回归与复兴，代表性的方向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的倡导，重视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两个观察维度等等。数字人文同样为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机遇。

胡恒老师认为，清史中的官僚政治史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除了学界常常强调的史料丰富，故而能够透视更多制度运行的细节，更深刻地把握“活的制度史”的内涵外，另外一个优势就在于系统性、全面性的官僚信息的留存，使得基于整体官僚结构的量化研究方法有条件展开。这样，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对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一、不再仅局限于对个别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别的研究，而可以数十万官员数据为基础，对整体官僚政治结构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归纳和分析；二、不再仅局限于高级官员，可以将中级、低级官员共同纳入其中，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将更全面和系统，也可以说有机会摆脱以上层政治和高级官员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范式；三、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将官僚信息和施政行为与气候（雨雪分寸数据）、经济（粮价数据库）、灾害（清代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地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时代运行的多个侧面进行关联，寻求政治现象发生背后的相关性。

其次，胡恒老师介绍了“数字人文”的发展历程。“数字人文”的前身是“人文计算”，早期的数字人文被认为是通过引进计算机、统计学等技术和方法对人文学科的问题进行辅助性研究，如数据库、计算语言学、量化分析等技术被大量应用。近十年来，“数字人文”取得了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专门“数字人文中心（系）”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开设，很多学校还开设了硕士课程，并开展了很多跨学科的数字人文项目。“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引入与开始大约在2000年前后，中文世界最早使用“数字人文”一词可能是哲学界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提出的。同时一系列对日后“数字人文”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项目开始启动，如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中国历代传记人物资料库（CBDB）项目也大体在2000年后不久启动。2015年以后国内“数字人文”发展更为迅猛，数字人文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正式的期刊与集刊也相继创办。作为新生的技术与方法，目前史学界对“数字人文”的价值与意义尚在争论中。但当务之急并非仅仅在方法论层面上一较短长或追逐热点导致的浮躁化，数字人文发展更重要的工作是要扎扎实实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与史学传统议题相结合，做出立得住的研究成果出来，则自然可以实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接下来，胡恒老师结合现已做出的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三个角度讲述了将数字人文引入清代官僚政治史的研究的可能路径。第一，借鉴社会学的结构性思维，思考政治制度、事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以职官结构的量化分析为例，早期有何炳棣、瞿同祖、魏秀梅、李国祁、王志明等人的研究成果，但统计范围较局限于高级官员或特定文献如履历档中的官员，主要以静态、平面的计量为主。目前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建设并与人大清史所合作研究的《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GED-Q）1900-1912年段涵盖了从高层到低层的全部官员信息，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宝库。基于该数据库，合作团队已发表了若干研究论文。胡恒老师以官员晋升率、晚清捐纳对正印官选任影响、回避中捐纳指省的影响等案例，证明了以计量方法结合传统史学训练，能够以结构性思维解决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某些难题，同时也能充分展现清史研究的特色。第二，将空间分析与官僚政治史结合。历史研究主要关注时间的变化，对于空间差异则多有忽略，政治空间既有实在的地域空间，也有虚拟的空间——政治场，数字人文很重要也比较成熟的方法之一便是空间分析。第三，人物信息挖掘与关系网络分析，量度官僚晋升选拔中的人际关系，特别是神经网络与人物信息挖掘方法可望在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中提供新的思路；第四是政治理念的数字化与语义分析。

最后，胡恒老师总结并解答了目前“数字人文”研究中一些主要的疑惑与挑战。第一，数字人文是否会伤害人文研究？胡老师认为“数字人文”不是检索，也不是对史料解读、考证的抛弃，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严谨考证，同样是“数字人文”所需要的，两者是同盟而非对立。“数字人文”并不是简单呈现计算结果或验证已有研究结论，而是促进对史料和史学问题的重新理解。第二，数字人文是否会重蹈原有政治史“宏大叙事”的陷阱？胡老师认为数字人文不是政治史的简单回归，而将为解决政治史的再出发提供一种新思路。即使是用量化方法实现对政治结构的分析，但这一结构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将变动与混乱引入，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更多通过经验考察来揭示而非通过空洞无比的形式范畴，也不会将某些政治史的普遍图式作为历史解释的出发点。第三，计量的陷阱与规避。胡老师认为要清楚认识到计量之于历史分析的优势，但同样需要规避其陷阱，特别是从社会学等领域对计量的反思中吸取教训，在重视传统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中寻求历史解释的平衡性。

在提问互动环节，同学们就历史学者是否需要学习量化统计软件、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等问题向胡老师请教，胡老师分别予以详细解答。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结束。

文字：2020级历史地理学博士胡存璐

排版：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