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论、史学批评与历史撰述，构成中国古代史学的三个重要部类。其中，关于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的研究，学界已取得较多成果，而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探究。个案、断代与整体研究相互促进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个案研究、断代研究、整体研究三个方面。在个案研究方面，研究对象大多是司马迁、范晔、司马光、王夫之等史学大家。这方面的论著相对而言比较丰富，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影响的论断。例如，白寿彝从论断方法入手，认为司马迁的史论除了文末的论赞外，还通过细节描写、两两对照等特别方式，将论断寓于叙事之中。瞿林东则从历史理论角度指出，柳宗元的史论蕴含着天人相分和国家起源认识的理论。汤勤福在探讨朱熹的历史评论时，从历史哲学角度出发，认为朱熹的史论中有所谓“会归天理纲常的历史决定论”、“讲究心术本领的历史经世论”。孙立尧认为，司马光的历史评论亦是典型的“儒家史论”。史学界在个案研究方面提出的诸多重要论断，为断代研究和整体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断代研究方面，最近十余年来成果比较丰硕，出现了一批以魏晋南北朝、两宋、明代等作为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论著，并涌现了很多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观点。

例如，马艳辉认为，“天人关系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重大转变，沿着“究天人之际”的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在宋代历史评论研究方面，罗炳良指出：宋人往往把宇宙本体论与社会历史结合在一起，用以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存在天理，并且把它作为历史评论的标准。廉敏从史学发展史角度认为，明代历史评论在宣德至万历时期出现“异端史论与正统史论的对立”，并直接导致明代正统史论的衰落。在整体研究方面，瞿林东率先将史论与史评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界定，认为：“史论即关于客观历史如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其概念是清晰的;而史评即关于史学自身如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其概念则显得模糊。”这对于推进史论与史评的深入研究，区分史论、史评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罗炳良认为历史评论“是指历代史家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评价，其内容包括研究历史的运动、发展变化形式及其动因而形成的理论认识”。这就对历史评论的概念作了详实的概括。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等论著，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重要范畴、理论渊源等宏观议题的概括，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整体研究指明了方向。要言之，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基本形成了个案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断代研究异军突起、整体研究有待发展的局面。

研究理路基本形成经过几代学人的推进，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分辨别了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对于史论、史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予以模糊处理，有的学者称之为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历史批评、史事评论等。这种概念的模糊直接导致了研究内容的混淆，如有的学者研究的是史评，这是关于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却掺杂了很多关于历史人事评论的内容。瞿林东、罗炳良等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区分以及研究概念的确立，避免了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混淆，有利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确立了基本的研究范畴。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于历史评论的研究处在就史论而论的阶段，没有建构自身的研究体系。随着瞿林东提出“天人”“时势”“理道”等基本研究范畴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目前，学术界除以上基本研究范畴外，还逐渐形成了诸如国家论、君主论、地理论、人物论等重要范畴。这些基本范畴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理论性研究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形成了两大研究路径。除了传统的就史论而论的`研究路径之外，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还形成侧重历史理论研究与侧重历史评论发展史研究的两大路径。前者大多以历史评论的研究为基础，以历史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为指导，对历史评论进行抽绎与提炼，为更深层次的历史理论研究做准备;后者则从史学史角度出发，更为关注历史评论自身的发展脉络、类型、特点、旨趣、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作总结性研究。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个案研究、断代研究、整体研究尽管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明显不足之处。比如说，在个案研究方面，未能把政论、文论与历史评论明确区分开来，出现了将三苏、苏门四学士、吕祖谦、张溥等人具有典型文论风气的历史评论简单引用而不加甄别的现象。在断代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论纲式勾勒或者人物谱式的具体研究。在整体研究方面，则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提升，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旨趣、特点、理论渊源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实证研究与理论提升宜并重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应注重以下方面的探讨。

第一，研究基础仍需扩大。一方面，有些古代史学家的影响现在看来相对较小，但在当时却较负盛名，对于他们的历史评论存在研究程度不够甚至阙如的现象，如关于孙甫、范祖禹、胡寅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历史评论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以专著、专文以及正史的论赞等形式出现的史论之外，还有很多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历史评论，如咏史诗词，史学批评与历史考证中夹杂的历史评论，以注释、体例、叙事等方式出现的隐晦式评论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

第二，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作进一步系统性概括。这种概括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发展脉络、主要类型、原则、标准等方面。例如，就发展脉络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兴起及其在正史中的创立——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历史评论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繁荣与自身建构意识的深化——两宋时期、多民族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历史评论——辽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总结与嬗变——明清时期。

第三，应进一步着意于理论性研究。这种理论性的研究主要就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梳理和概括，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的兴盛与礼制的实践、两宋时期理学的“天理—义理观”的逐渐形成等，是怎样成为不同时期历史评论评价人事的重要标准的。“定性”说、“客气”说、“本心”论等理学观点又是如何渗透在历史评论之中的，这些都需要作出必要的理论概括。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潜力的进一步深挖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和古代史学的发展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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