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编者按】历史理论又称作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在西方，历史理论经历了长久的发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逐渐衰落，遭到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冷落。人们对长时段和宏大历史问题兴趣不再，对何谓历史的探究逐渐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历史学。最近十年来，种种迹象表明，历史学家重新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等问题表现出强烈兴趣，历史理论的回归成为西方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动向。
理论在历史实践中的作用
阿兰·梅吉尔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旭鹏译
传统上，历史学家始终对理论持高度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它就像是历史学家巢中的一只布谷鸟。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早期德国所谓的历史学科学化之后才有所改变，其时历史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界比以往更加严格。当历史学开始作为一门声称自己是科学的学科出现时，哲学也旋即被认为是历史学的竞争者。众所周知，兰克对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家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将各种先验的理论强加在历史世界复杂的现实之上。在兰克看来，黑格尔与费希特、谢林等哲学家一起，向人们展示了历史学家所不应做的事情。
当兰克对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家提出批评意见时，他不只是在一场当地的学术权力争论中发挥了作用。他对哲学的批评，其实也是兰克时代以来历史学家经常对哲学提出的批评。兰克对黑格尔思考历史世界的方法的评论，大体上等同于对理论的批评。这里的理论是指一种取向，它要么从某些关于人类存在的普遍主张是真实的这一假设出发，试图证明这些普遍主张何以能够阐明和解释人类存在的特殊性；要么试图从历史存在的特殊性中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些普遍主张的真实性。
兰克认为，哲学家往往采取第一种立场，第二种立场则在一些历史学家中更为常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他希望从对英国历史的经验研究中，得出对人类世界运转的科学归纳。然而，这两种立场是重叠的，因为，即使是最高级的普遍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对世界的观察中产生。另外，研究者声称他们的归纳完全来自经验研究，这一点也经不起严肃的认识论上的探究，因为所有的经验归纳都依赖于那些可行的、有时并非来自经验的假设。总之，具有历史倾向的哲学家黑格尔和具有归纳特点的历史学家巴克尔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么大。
实际上，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将理论强加于历史之上的黑格尔与并不那么坦率地声称从历史中获得理论的巴克尔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黑格尔与巴克尔以及其他所有让理论“过于接近”历史的人都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历史学家对理论的怀疑有其缘由，因为他们担心理论可能会让历史学家偏离他们正确的任务，也就是不再将对过去的再现建立在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总之，他们看到了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我必须要补充的是，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冲突，因为理论是一种超越特定语境的归纳之物，而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描述、解释和阐明特定的历史语境。人们将如何理解这种冲突？我们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一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应也确实不能无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传统界限。人们很明显有一种再现人们视之为“我们的过去”的意愿——换言之，人们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和情感上接近“我们失去的世界”。这种意愿有着深刻的生存论基础（existential basis），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曾对此进行过探讨。这里重要的是下述事实，即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意愿，已经并将继续创造教授和学习历史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为历史反思提供了出发点，而且为历史学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支持——不论它是由国家提供，还是由私人捐赠提供。对历史的生存论需求——黑格尔称之为“对历史的流俗理解”，让历史学家有可能，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拓展他们的历史认识，超越当前需求和预测的封闭领域。
关于历史与其生存论基础的关系，我只想指出其中一个非常消极的方面。不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一个惯例是，过去距离现在越远，它就越像是一个空白的屏幕，或至多只是一组模糊的图像。现在的人们因而很容易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到这些已经模糊的过去之上，而投射的过程也受到下述事实的推动，即政治利益往往与对过去的普遍假设和特殊主张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过去被定义为“已死的和已逝的”，它无法再接受人们的观察和检验。对过去的再现，因而很容易受到当前立场的歪曲。人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避免将历史神话化，并防止深陷其中。
历史学就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应该是这种平衡。19世纪和20世纪的史学成就，让我们获得了大量知识。比如，年鉴学派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第三帝国与大屠杀时采用了多种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思考过去两个世纪中对历史再现的滥用来获得知识。纵观历史再现的历史可知，当存在一个能够自主运行的学术共同体，且其职能就是去执行这一任务时，历史一般可以得到最好的再现。
当然，历史学家与任何人一样，都置身于社会之中，历史学因而也不能完全从它与周边社会秩序的关系中超脱出来。因为我们已知，历史再现这一学术活动与单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群体、更普遍的社会秩序以及国家，都有着深刻的联系。尽管如此，历史再现还是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它要遵循的真实再现过去的规则和惯例，而这些规则和惯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变得愈发清晰。历史学家的任务与阐明一种理论类型或“建模”的诸种表现这样的任务相结合，有可能会让历史学家远离这些规则和程序，从而存在着有损于历史表述的风险。总之，这就是历史反对理论的基本论点。
不过，我在本文中的观点是，理论对于历史实践必不可少。但这里有两个警告。首先，理论还不足以让一个新手成为历史学家。理论文献本身无法教会新手如何研究和撰写历史，原因很简单，因为理论不是历史。要想在胜任专业的层次上学会研究历史，新手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但新手很少能够完全独自地完成这项工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需要以前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提出内行的批评。其次，只有当一个人了解他所讨论的“X”时，他才能判断“有关X的理论”的恰当性。同样，如果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和撰写历史，将成为历史学家的新手就会很难甚至不可能在他们所遇到的理论框架中，区分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益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历史学家有时会以一种完全不加批判的方式使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如果没有历史研究方面的前期经验，人们很难区分哪种历史方法是有价值的，哪种历史方法又是有害的。
虽然理论本身并不能让一个初学者成为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是将理论排除在历史实践之外的理由。首先，有什么可能的理由将理论完全排除在历史之外？正如我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对理论的一个常见的偏见是，理论因提出了普遍的主张而凌驾于现实之上，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现实世界的特殊性。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兰克反对黑格尔及其同事的原因。但是，请注意，相对于理论而言，任何对历史研究自主性的辩护都假定历史研究具有一种连贯和统一的模式。试想一下，除了一套所有历史学家都应当遵循的方法和路径外，还有什么能够把这种研究模式凝聚在一起呢？换句话说，那些坚持历史应当具有自主性观点的人，都隐含地预设了一个正确研究历史的普遍的，因而也是理论的主张。因此，以理论提出普遍的主张为由而对之加以责难，将因为否认了历史本身具有自主性背后的哲学假设，而陷入到一种践言冲突（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矛盾之中。
当然，对这一论点的一个反驳是，所谓“历史”实际上是一种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研究模式，它随着思想风气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将之凝聚在一起的基本的核心理念。不可否认，历史学的风尚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如果要对历史研究作出清醒的思考，我们需要区分这种研究的可变方面和更持久的方面。历史研究和撰述的某些方面是可以选择的，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被正当地视为一种选择的问题。比如，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关注不同的对象，历史学家在讨论这些对象时还可能会有着不同的目的，历史学家在处理这些对象时还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写作风格和表现方式。
但是，这种多样性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只有少数关注正确对象、拥有正确目标和遵循正确方法的著作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多样性在历史研究中是合理的，也确实是可取的。只有当一个集中控制的研究计划委员会将一种对象、目的或方法强加于历史学时，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才会受到损害。同时，如果认为所有对历史知识作出贡献的努力都同等合理，那也是不正确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如果他参与过对教授这门或那门历史课新教员的公开招聘，或参与过对同事获得终身教职或晋升的评价，他都会知道，不同候选人的工作质量是不同的。
我们说“质量上存在差异”，是以一个可以判断质量的评价标准为前提的。不可否认，历史研究中存在着政治考量。毕竟，所有的历史研究的特点在最深层次上都是由该研究的生产者所栖身或坚持的“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决定的。对特定生活形式的欣赏往往会带来历史著作的生产，这些著作就是这种欣赏的衍生物。即使仅仅是生活在这一个国家而不是另一个国家这样的事实，也会对所生产的历史产生微妙的影响。换句话说，从广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政治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都与产生它的政治有联系。不过，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对知识的有组织贡献的可能条件，并不仅仅是政治的。
总之，如果历史是一门学科，即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研究模式的话，那么它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性，既贯穿在这种研究模式之中，也能证明历史的（相对）自主性是合理的。换句话说，历史必须有一个理论维度。这是赞成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最简明和最一般的理由。
二
为了更具体地探讨理论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可能会问，哪些特定的理论类型或流派，与研究和撰写历史有关。但这种发问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在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进行选择，有着沦为某种思想上的选美比赛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是武断的，缺乏充分的理由，而且深受时尚的左右。因此，与其专注某些可能有助于历史研究和撰述的特定理论或理论流派，还不如关注理论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可能发挥的特定作用。我认为，理论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具有三种作用：认识论上的作用、批评的（更准确地说，自我批评的）作用和思辨的作用。接下来我将对这三种作用逐一予以概述。
首先，理论在历史研究中具有认识论上的作用，能够帮助历史学家避免他们在理解过去时犯下错误。我在《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一书的多个章节中都强调了理论的这一作用。不过，“历史”与“认识论”之间的联系在历史学的许多领域中都受到了抵制。历史编纂中存在一个悠久的“技艺”（craft）传统，它拒不接受任何像“哲学理论”这样可疑的东西，认为它们并不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历史。研究英国都铎王朝的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艾尔顿（Geoffrey Elton，1921—1994年），就主张历史是一门“技艺”。1967年，艾尔顿出版了一本备受关注的为史学新人提供建议的著作《历史的实践》，指出：“对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或历史思想的性质这类问题的哲学关注只会阻碍历史实践。”他坚持认为，只有勤奋地研究相关史料，并结合对历史这门学科技艺方法的掌握，才能获得研究历史的能力。
甚至连柯林伍德也在《历史的观念》一书的方法论部分，即被奇怪地冠以“后论”（Epilegomena）的部分中指出，要获得有益的历史研究的知识，唯一的方式是通过实践学会如何像历史学家那样争论。这一以及类似的明显的反理论论调可能有助于《历史的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英语世界历史学家的标准读本。但是，在长达130页的后论中，柯林伍德也确实认为，理论，即他自己的关于如何开展最佳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对历史学家十分重要。柯林伍德声称，他在“后论”中阐述的原则和实践构成了历史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式。无可否认，一些历史学家在教授“历史方法”的课程时，是以一种脱离认识论的方式在使用“方法”一词，用它来指研究和撰写历史的各种“让人感兴趣的方法”，最好是让人感兴趣的新方法。但柯林伍德对方法的理解显然是认识论的，且明显是单数的。所以，声称存在各种不同的且相互竞争的认识论，就等于否定了认识论的观念。
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制定各种（普遍的）历史研究原则。比如，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这些都是像艾尔顿这样的反理论的、以“技艺”为导向的历史学家阐述和捍卫的理论原则。我们也可以为历史研究制定那些以“技艺”为导向的历史学家所没有阐述的理论原则。比如，“外展推理”（abductive inference）和“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规则，它们适用于证据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也有一些涉及历史研究中因果关系陈述的规则，有时会被具有“文化史”取向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则是非常初级的：它们通常只是一种形式化的有益思维。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一门学科的初级因素总是存在于这门学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中。所以，说某种东西是初级的，并不是说它毫无价值。
其次，理论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具有自我批评的作用。也就是说，理论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关注他们自己未阐明的关于人类世界性质的假设。这一作用与理论的认识论作用有关，但与之亦有不同，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历史再现与可能支持这些再现的证据之间的关系，而是历史再现与历史学家关于世界性质的假设之间的关系。请注意，与大多数其他专业学科相比，历史学是用普通语言而不是技术术语写成的。历史学家对普通语言的使用是该学科植根于社会秩序所普遍接受的观点的一个标志，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写成，历史撰述的最终对象也是该社会秩序的成员。一般而言，历史学家从普遍接受的众多概念中借用他们的概念，但对这些概念不做任何深入的分析或批评。毕竟，历史只是历史，而不是政治理论或哲学。
我们可以将这些普遍接受的语言和概念统称为“偏见”。没有这些“偏见”，历史就不能存在。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任何历史都必须是某种事物的历史。历史通常是过去的某个人类群体的某些方面的历史。但我们不能通过观察物证来简单地回答“这是一个人类群体吗？”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个历史群体的构成也包含着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的感知和信念。比如，只有当多数人相信法国在历史上的存在，“法国史”才有可能。但实际上，历史学家可以将法国作为一个国家出现之前，甚至法语出现之前的历史事件和存在物包含在“法国史”之内。第二，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要能够区分过去的有意义之物和无意义之物，而历史意义对于这样或那样的人类群体来说永远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换句话说，撰写历史的条件之一是历史学家坚信在某个时间和地点书写某个历史主题是有意义的。历史必须植根于“偏见”的第三个原因涉及如下事实，即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没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也没有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因此，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描述中的那些不可避免的裂缝，将由实际上也必须由历史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所不予思考的各种社会、政治和其他类型的假设来填补。
由于历史植根于“偏见”而这些“偏见”通常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偏见”，这就需要理论能够而且应当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发挥自我批评的功能，但往往不尽如人意。正是因为历史不能不带“偏见”地书写，所以需要对历史中的一切“偏见”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在史学史上，我们常常不得不等待代际和政治变革，才能对历史学家的强烈和未经检验的“偏见”提出质疑。比如，从内战结束直到20世纪，大多数美国南部史学都表现出对南方“败局注定”及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完全不加批判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种史学模式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这确实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但出于上述原因及其他原因，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类似的不加批判的关系无疑在历史学家中广泛存在。理论能够而且应该发挥作用，帮助历史学家更好、更快地去审视他们从给定的社会背景中不加批判地接受的那些假设。如上所述，这些假设对于撰写历史著作虽然有用，可当它们被不加批判地应用于历史表述中时，这些表述就很容易变成对社会秩序的辩护。
以认识论为导向的理论在揭示历史学家未阐明的因而也是未经证实的“偏见”上大有裨益，但它却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一，以认识论为导向的理论关注的是再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深嵌于再现之中的未经阐明的“偏见”。第二，一部历史著作即使符合相对较高的证据标准，也有可能充满不合理的“偏见”。我们还有其他理论资源可以帮助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再次注意的是，理论的本质特征是普遍性。理论的本来含义就是一种超越特殊语境的推断。因此，较之历史，任何一种以人类的行为和苦难为对象的理论，不论是法律的、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亦或其他，都有可能成为对历史学家有用的激励，推动他们尝试去超越产生于特定时间、地点和承诺的“偏见”。
再次，理论具有思辨的作用，它作为新的历史主题和方法的来源，能够促进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这一作用不同于理论的认识论和自我批评的作用，它让理论更加“积极”而不是更具“批判”意义。19世纪晚期以来的史学史提供了许多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思辨性地运用理论的例子。大约在1890年之后，马克思的理论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马克思的影响，历史学才开始认真关注阶级和经济生活的结构方面，尽管这一进展速度缓慢。在此之前，专业史学关注的主题几乎全部是政治性的，方法上则是叙事性的。大约在1920年之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合理化、等级和领袖魅力等观念成为思想型的历史学家的共同话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诸如现代化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等统计方法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克利福德·吉尔茨对“意义之网”的强调，福柯对权力、性和统治的关注，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观念以及他对文化由实践构成的主张，在历史学家中赢得了大量追随者。
理论在其最普遍的意义上等同于对概念化的坚持。保罗·维纳（Paul Veyne）在《如何书写历史》一书中强调了比较视角——也是一种理论视角——如何让历史学家能够看到他们在其他情况下看不到的对象。维纳指出，只有当历史学家采取一种比较思维，观察到法国人对待死者的方式不同于古代罗马人，而中国人又有另外一种对待死者的方式时，他才能意识到存在一个普遍的范畴，即丧葬习俗，其中每一个国家的习俗都是一个特殊的实例。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这是一个理论思考的例子，不是因为它试图阐明一个普遍的理论，而是因为它揭示了特殊性中的普遍性。我们以这种方式，对法国的丧葬习俗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思考了古代罗马和中国的丧葬习俗。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对待死者的方式。
然而，我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的第三个作用存在一种危险，即历史学家会过于认真地对待上面提到的这些理论，并认为它们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也需要有一个对理论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刻。在这里，我在前述讨论过的第一种意义上的理论，即试图概括和归纳历史研究的良好实践的那种理论，又回归其自身。有人可能会说，以认识论为导向的理论需要作为纠正以思辨为导向的理论的一种手段而加以使用。如果历史学家在认识论上负责的话，他们就不能满足于一种“自上而下”、由因及果和理论驱导的方法。总而言之，如果让理论的使用在历史研究和撰述中保持合理性的话，就需要用理论来反对理论。
三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理论在历史中能够且应当发挥的三种作用，即认识论的、自我批评的和思辨的。与这三个作用相对应的，是理论能够且应当对历史作出三大贡献，即让历史更加准确、更具批评性、更有原创性和启发性。不过，在理论的第三个作用亦即思辨的作用中，我们将从理论能对历史作出贡献的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历史能对理论作出什么贡献？
当历史学家称一段特殊的历史“具有启发性”时，他们通常的意思不仅是指这段历史在专业上是无可挑剔的，比如它解决了一个真实的历史问题，它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组织良好，写作清晰等；而且认为这段历史成功地涉及某个具有原创性和给人带来惊喜的史学领域。过去的历史著作大多具有这一特性，比如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之秋》。晚近也有很多类似的著作，但它们不似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经典著作，虽面对后来的研究亦不显过时。
然而，历史著作也可以提供另一种不同的启发性。当一部历史著作不仅对过去的特定主题，而且对不受时代影响的人类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某个方面提出令人惊讶的洞见时，就会产生这种启发性。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著作无疑提供了这种洞见，不仅让读者改变了他们对文艺复兴或中世纪晚期的看法，而且改变了对人类生活更一般的看法。就这一点而言，这就不再是理论对历史的贡献，而是历史对理论的贡献。当然，这类著作是否真的对得到阐明的理论产生影响，也取决于偶然性，比如，过去的情况与现在的问题之间出人意料的关联性，以及以理论为导向的读者对历史和历史著作的关注程度。
历史与理论之间应当存在某种相互关联的关系，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理论虽然希求提出普遍的主张，但它只能通过参考经验实在的特定领域来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所讨论的理论涉及人类，就意味着它必须涉及人类的现实。历史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试图代表那个现在已经降格为过去的人类现实的广阔领域。因此，历史既可以作为理论的试验台，也可以作为理论的温床。举一个我当前感兴趣的例子，如果人们想了解当今世界的边界，却把比较的范围局限于1816年以来，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尽管当前的边界体制诞生于那个时代，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熔炉之中，且得到国际承认。因此，作为一组比较案例，若要充分理解现在的边界，那就肯定要理解更早的、更不确定的和更含混不清的边界“体制”。
最后我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利用历史为理论作出贡献的情况中，也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危险。正如人们所说，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正变得“以理论为导向”，但他们对理论的关注可能会削弱他们对历史的再现，因为这种理论关注有可能偏离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即描述、解释和阐明特定的历史性过去。我们来看一下20世纪最著名的以理论为导向的历史著作，即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著作的导言的第一句话非常清晰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意图：“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砌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库恩的这部著作首次出版后，仅在英国一地就卖出100万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对我们如何思考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撇开库恩著作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上的优缺点问题不谈，我只想指出，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库恩在这部著作中对理论的执念损害了他对科学史的记述。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观点。相反，库恩著作的评论者经常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们对科学史深感兴趣，对库恩的其他著作评价更高，认为它们更具历史性，没有科学随时间而变的理论。
最后，我们在这里或许可以阐明一条经验法则，即如果历史以对理论作出贡献为目的，要么是服务于新理论的产生，要么是作为理论的例证，就很有可能造成对过去扭曲的再现，即一种在认识论上有问题的历史再现。另外，历史再现虽然涉及概念层面，比如历史学家承认“丧葬习俗”是人类实践的一个一般范畴，但如果其重点明确地放在再现过去这一任务之上，而不是去生成理论或作为理论的例证，那么它就不太可能受到理论的扭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历史需要理论，但仍然要对理论进行反思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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