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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

付马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

公元840年，称雄蒙古高原近百年的回鹘汗国破灭。回鹘部众西迁至天山南北两麓，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西州回鹘王朝。原属游牧文明的回鹘人吸收汉人及当地族群的文化，发展出独特的西州回鹘文明，深刻改变了中亚东部的族群和文化面貌。他们在9至13世纪控制着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是唐元之间中原与西方交流的纽带。

荣新江·序

我们知道，自唐代中叶以降，因为西北民族的隔绝，中原汉文史料对西域地区的记载较少，阿拉伯、波斯文著作也因为作者距离遥远，语焉不详；当地出土文书和文物比较零碎，又大多被外国探险队掠至欧美、日本，分散于各国。所以，这一时段的西域史号称难治，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断绝。付马博士知难而上，利用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修学习的机会，系统收集了海外有关回鹘文等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并接触了芬兰、德国所藏新疆出土文书原件，全面把握国内外所藏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汉文、粟特文、摩尼文文书中的信息，以及传世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等原始文献，对相关研究成果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消化理解，准确地把文书中的相关信息提炼出来，纳入其对西州回鹘王朝政治进程、族群认同、城镇建设的相关讨论当中，对前人的研究有了全面的推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时段丝绸之路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西州回鹘王朝的经营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特别指出，西州回鹘对唐朝遗产的继承是丝绸之路延续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结论，是他对丝绸之路研究以及西域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付马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9 年，他想跨专业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开始以为“驸马”难教，不甚热情相待。但他执着于历史学，随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先后随我攻读隋唐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和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在学期间，他曾赴赫尔辛基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进修深造，与国际同行切磋学术。现在，他又和我合作进行他的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研究。他英语能力超强，方便他接受阿尔泰学、突厥学和欧洲古典语文学的训练，逐渐掌握了回鹘语等古代民族语文，并能运用英、德、日、法、土耳其等现代外语阅读文献，符合今天国际学术交流的严格要求，是一个跨学科、多语言的学术人才。我越来越感到他治学态度严谨，时常有新的想法和发现，研究成果优异，而又年富力强，前途未可限量。

付马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中古时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民族与文化上，这也正是我过去曾经着力研究的唐宋归义军史、西域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范围。与付马一起讨论西州回鹘王朝，听他讲述一个个新发现，我为他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日前付马拿来刚刚完稿的《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翻阅一过，欣喜莫名，因略述其学术研究之脉络及学术贡献，聊以为序。

荣新江 2019年4月24日于朗润园

维舟评《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

自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域唐军内撤勤王，全国军事格局重心东移，西部河西走廊渐渐无力抵挡回纥/回鹘与吐蕃交侵，最后陆路的丝绸之路几乎中绝，两百年后，宋代中国乃转向内在，对外交通孔道东移至海上丝绸之路。凡此等等，都是为人所习知的中古史事件。不过，付马博士这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则通过一系列考证推断，质疑了这个结论。

所谓西州回鹘，是840年漠北高原的回鹘帝国被属部黠戛斯攻破后，部落民众南迁至西域所建立的王朝。虽然直至成吉思汗帝国兴起，这个王朝一度在中亚东部称雄四百年之久，畏吾儿人在后来的蒙元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可证明它发展出了高度文明，但这段历史在以往的史籍中记载稀少，可说相当模糊不清，本书通过诸多跨语言史料和研究，挖掘出许多以往难以证实或未发现的历史侧面，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填补空白”。

一如作者的导师荣新江在序言中所说的，付马博士英语能力超强，方便他接受阿尔泰学、突厥学和欧洲古典语文学的训练，进而掌握回鹘语，并能运用英、德、日、法、土耳其等现代外语阅读文献，要在这个领域要取得突破，这种跨语言训练最终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相关的史料太少、释读太难，而少数专家学者又以不同的语言发表其研究论文，如不具备语言能力，连基础研究都无从着手。本书从官号入手，认识到西州回鹘接管西域唐军残部的三阶段；又从当时东部天山地区城镇地名的考证，发现原先唐代的四镇已逐渐发育成为一个城镇体系，由此认为西州回鹘治下的西域社会经济相当繁盛。他也从语言学角度辨析出Küsän（曲先）和Quča（库车）分别是天山东部信仰摩尼教、佛教的回鹘人和中亚西部的突厥人对同一座城市龟兹的不同译音，而后者的胜出，正与双方力量的消长相关。此类考证发明，阐幽发微，均可说道前人所未及，也充分证明了跨语言训练的重要性。

在对史料的掌握方面，非深知这一领域者恐难置喙，我所感兴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思路隐含着一种倾向：他似乎认为，只要考证材料齐备，结论是会自动显现的。沈卫荣在《大元史与新清史》一书中曾说，中国蒙元史学者都笃信“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实证主义的信条，“我们曾经充分相信，只要我们把史料都找齐了、穷尽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弄清楚了，那么，这个我们所寻求的‘历史的真实’就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尽可能地寻找尚未被利用的新文献、再加以仔细整理研究，都是为此。

本书给人的印象也大抵如此：作者在列举材料之后，有时好像不费多少力气去思辨，就得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但一切材料其实都有待解读，正如沈卫荣近年来再三强调的，“语文学并不是对业已形诸文字的历史资料中的语言的研究，而是将文本置于其本来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语境中的深刻的分析、研究和理解”，一个“文本语文学家”（textual philologist）只有对史料文本“作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历史化和语境化处理”，才能对它们做出最准确的理解和解读。

书中所谈到的一个发现，是我极感兴趣的：西州回鹘人怎么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西州回鹘时代的回鹘文献表明，他们不但称本族语言为“回鹘语”（uyγurča或uyγur tili），有时也称其为“突厥语”（türk tili或türkčä）；而同时代的中亚突厥穆斯林各部已经形成共同的“突厥”认同，自视为突厥人，也将回鹘等操突厥语的非穆斯林部族看作突厥人。微妙之处在于：回鹘原属九姓铁勒，曾长期役属于突厥汗国；而突厥汗国时代的碑铭材料显示，当时“突厥”是一个狭义的部族-政治集团概念，仅指建立突厥汗国的核心部族——青突厥，因而突厥人并不将回鹘等九姓铁勒视为“突厥”，回鹘也不认为自己是“突厥”，虽然他们所持的语言被视为纯正的突厥语。回鹘和突厥长期互相敌视，在回鹘文献中，甚至以“游牧的突厥人”（türk yučul bodun）专门对译汉文名词“匈奴”；或以türk来翻译汉文“化外蛮夷”的概念。

由此而来的结论是：“türk一词在西州回鹘时代的文献中带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回鹘人与中亚的突厥穆斯林一样有着‘突厥’文化认同，很难想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如此使用突厥一词。”那么，如何理解当时的回鹘人既把自己的语言视为突厥语、把“突厥”作为突厥语族各部统称，又把“突厥”蔑视为“化外蛮夷”的做法？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作为统称“想必正是来自粟特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回鹘人“因为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宗教因素，对于突厥带有敌意”，双方长期争战，仇恨极深，这又阻止了他们认同为“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