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美国学者研究为例，介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画史的概况、起因和特点，着重探讨西方学者视野下中国画史的研究范式——以高居翰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以方闻为代表的风格学研究范式和以李铸晋为代表的赞助人理论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中国画；研究范式；风格学；社会学；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研究中国画史的概况、起因、特点

20世纪初西方汉学传统的中国画研究，逐步在一些美国高等院校中确立了讲席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代西方艺术史学家的努力和推动，中国画研究成了一门初具规模的学科。

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薛永年教授把美国研究中国画史分为五个时期。其中，第四个时期是多种研究方法并存与个案研究深入时期（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由于美国研究中国画学者的师承和研究方法的不同，逐步形成了以方闻为代表的东部学派和以高居翰为代表的西部学派之分。第五个时期是学术争论和研究领域拓展发生深刻变化时期，开始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随着东、西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争论进一步展开和深入，以李铸晋为代表的中部学派把研究视角转向了赞助人在美术发展中的作用上来。

西方中国画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支独具规模的学科，一是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拥有数量可观的中国绘画。他们出于收藏、展览和鉴赏的需要，不断赞助学者和高校师生进行专门研究，“或组织编写收藏与展览目录，或举办各类型学术研讨会，既满足了自身的实用目的，又促进了绘画史的研究，提高了学术水准，而且还通过博物馆之类的公共教育场所，扩大中国画史研究的声势，影响公众对东方艺术的审美情趣”。二是西方学者能够不断借鉴自己的艺术史学传统使中国画研究从以往的经验感觉描述上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使“绘画通过绘画史进入历史”。三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者有更多机会来到中国学习、研究和交流，他们在亲历中国画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深入和直观认识了中国画。四是高度信息化的载体——如互联网平台下的数字图书馆等，能够将研究进展及时地通报给各国同行，使之成为国际化的一门学问。

西方的艺术史学研究，能够超越微观的作品认识而上升到宏观的社会层次。从而使西方研究中国画史，能够较少受中国传统文献考据和大师决定论的影响。他们将中国画的研究从以往依靠经验性判断转为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上来，研究重点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性转向分析性。可以说，这是西方中国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西方中国画史的研究范式

所谓范式，根据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定义，它指的是一个团体成员所共同遵守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的集合。它是科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科学研究者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某一学科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依据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画史的基本意向，大体可以概括为风格学、社会学和赞助人理论等三种范式。

1 风格学研究范式及其代表人物——方闻

风格学，也称形式分析，就是通过研究艺术品的形式要素、视觉构成要素和风格走向来确定艺术作品年代、真伪或其他因素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更加强调对艺术品本身的重视，是一种偏向内相观的方法。其代表人物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一直主持该校美术史与考古系中国美术史教学的第一代旅美中国学者方闻。

根据西方学者洛的定义，“风格”应包含母题、形式关系和品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西方形式分析的代表艺术史家是沃尔夫林，他善于运用文字表述对作品进行系统性风格诠释。在他的《艺术风格学》中描述了五对经典的风格语汇，“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后退”，“闭锁”与“开放”，“多样性”与“统合性”“绝对清晰”与“相对清晰”，为“风格历史”的建立提供了最佳示范。这也是方闻等西方中国画研究者的方法论的起点。

方闻综合沃尔夫林和库布勒的研究方法，把中国画史中风格断代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方闻认为，必须从实物出发，才能解决中国艺术品的真伪问题，更进一步说，只有当真伪问题解决了，才有了重构中国美术史的基础。他一方面主张把风格分析方法作为鉴定中国画真伪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则试图从绘画结构人手来建立一套观察为中国画的风格演变的具体方法。方闻先生的《夏山图》一书着重对一件传世宋画《夏山图》展开分析，确定了《夏山图》的年代和作者。其中，为了确定他辨别作品真伪的年代标尺，方闻从风格的形成和演变序列中概括出山水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代表性面貌与各个流派问的师承流变。另外，他还借助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加以印证，使得这些年代标尺更具说服力。

方闻的另一部巨著《心印》，则以结构分析为基础，将唐圣历三年（700）至明朝初期（1400）的山水结构分为三个演变阶段，并从中总结出中国文化史变迁的几大阶段：从宋代的图画再现，元代的书法式自我表现，明代的复古主义及清初的集大成。另外书中还提出了中国画演变过程中的几对范畴——绘画与书法、文字与图像、自然与艺术、现实与自我表现、复古与综合等。

方闻继《心印》之后的另一本巨著《形象以外》，是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来研究中国8至14世纪书法绘画作品的情况。方闻在研究中结合了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强化了风格分析，诠释了中国书画的产生与画创作者内心世界及周遭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探讨既强化了其内相关的形式分析法，又加入了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考量，使得风格学的运用更加完善。

在学术界著名的关于《溪岸图》真伪的论战中，方闻就作品的视觉结构和形式要素的时代特征作出细致分析，将《溪岸图》的定为董源在10世纪的作品。而以高居翰为代表的另一方则主要运用外向观的方法认为这幅画是近代张大千的伪作。且不论两者孰是孰非，在这场关于真伪的辩论中，方闻风格学的研究方法更加成熟并且扩大了影响力与实用价值，可谓是西方中国画风格学运用的经典案例之一。

以方闻为代表的风格学研究范式，为中国画史的断代和真伪鉴别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这种范式不仅强调以实物和作品为主的研究理念，而且为研究中国画的视觉规律和年代排序建立了一套普遍的适用原则。对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与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社会学研究范式及其代表人物——高居翰

以高居瀚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注重艺术作品的风格本身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境的关联。他认为对绘画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艺术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而是要挖掘出它如何被创作出来，在何种情况下被创作出来的以及作品的功能问题。这种社会学研究范式在建立与成熟过程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影响。高居翰的关于“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的三个层面的讨论、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中国绘画的三种选择历史”之一，以及包华石对汉代艺术的政治表达等相关研究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西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高居翰对中国画的研究，注重如何揭示出一张传统中国画的功能，进而探讨画家选用此类型绘画的特殊用途。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更为主要的是通过这些作品用途的挖掘，可以了解在古老的中国，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以及艺术家的绘画风格是如何体现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意识。例如他在《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中国绘画的三种选择历史”之一》中论述中国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任何国家绘画与政治密切关联，只是在中国表现得较为隐秘一些。画家通常运用暗示、象征、隐喻、拟人、谐音等多种手法在其作品中寓以一定的政治含义。这些含义涉及中央与地方，宫廷内外，统治者与民众，文人墨客与官宦，君臣父子亲友之间等多种关系。而且画家的不同政治信仰和诉求，也直接影响其对绘画风格的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期，画家对作品选题和风格的选择，必然是对某种社会需求做出的回应。因此，画什么和怎么画并不是单纯地、简单地由画家本人所决定的，作品必须迎合一定的政治氛围。而另一方面，高居瀚对于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的探究所总结的研究中国画的三个层次。第一是考察绘画作品本身，考察作品存在的价值、风格、题材。第二是进一步思考作品所蕴含的意义。这是一种立足作品本身而又超越作品本身的思考。第三是探究作品的社会功能。探究绘画作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被创作出来的，以及该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所扮演角色。以高居翰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将艺术作品与社会环境、历史情境、作品的功能等很好的结合起来。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艺术品之外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为艺术史和其他学科的链接交流，以及提升艺术史在整个人文学科中的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3 赞助人理论研究范式及其代表人物——李铸晋

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哈斯克尔的研究代表了社会情境分析一派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艺术作品，分析艺术风格与赞助环境的关系，是“情境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也即为赞助人理论。这种研究范式的目的，就是意在揭示艺术作品是在怎么样的赞助情况下产生的以及赞助对艺术作品的影响。他的研究视角是不同赞助人的艺术品位和赞助动机，结合当时绘画买卖的市场运作机制等，探究赞助人机制对画家和作品风格的影响。哈斯克尔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范畴为：艺术作品的大小、尺寸、题材的选择、作品中人物姿态、作品的颜色，作品的最终完成时间和雇主的付款的方式。借用这些细节来考察艺术家的身份地位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

而将赞助人理论研究范式引进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则是由美国中部的学者李铸晋掀起的。而李铸晋倡导起中国画研究的赞助人理论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80年在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发起的“艺术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国籍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讨论的核心就是画家与赞助人、收藏家之间的关系。而此次研讨会的发起人正是李铸晋。他认为赞助人的兴趣爱好、艺术品位以及赞助的多寡，从一定意义上说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艺术生存的前提就是必须对人类有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体现为商品，来满足人们的审美等精神层面的需要。而赞助人正是看中了艺术作品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或者是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或者是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实现经济利益。从方法角度上看，赞助人理论属于更重视他律性的外向观方法。从方法角度上看，赞助人理论属于更重视他律性的外向观方法。李铸晋的《赞助人与画家》、高居翰的《画家的实践》以及包华石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现》等著作，是西方学者在中国美术史的范围内，从不同角度对赞助人理论进行诠释的优秀范例。

三、结语

20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史学研究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史学等不同的角度，逐步形成了风格分析、图像研究、社会史学等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使得“认识到美术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记载，而是以一定的理论思维和历史眼光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美术流派、美术思潮与美术现象，通过对美术史实的梳理研究，探究美术观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以方闻为代表的风格学研究范式注重绘作品本身自律性的发展，能很好地适应收藏家明辨作品年代和真伪的要求，同时也便于研究者与收藏家合作推进研究工作。以高居翰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则强调把作品风格的形成看作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更倾向予从政治、经济、地域等外部条件认识绘画作品风格的形成。而以李铸晋为代表的赞助人理论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定位在出资者对绘画风格的推动和左右上，把“画如其人”从个人引向社会。这些启示我们，一是重视学术批评传统是西方中国画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内驱动力之一；二是注重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西方中国画研究的多个领域和视角。

但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西方中国画史研究也存在着语言障碍、文化误读和他国想象等问题，这是我们在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画史有益经验的同时所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