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与写作（第二季） | 如何撰写历史自然地理的博士论文-米儿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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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档案：

萧凌波，湖北天门人，1982年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硕士、博士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分获第四级地质学硕士学位（2006年）和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2009年），博士师从方修琦教授，学位论文《清代畿辅-东蒙地区气候变化影响与社会响应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2009年7月至2011年10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1年11月至2014年7月转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继续研究工作；2014年8月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教。主要研究兴趣：历史自然地理（集中于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影响）、灾害史、环境史。主要研究手段：从历史官私文献记录中提取反映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基于一定技术手段（如语意判别、频次统计），将文字记录转换为可供定量分析和矢量成图的数字化信息；再通过时空成图，直观描述并对比分析历史上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至今已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SSCI论文6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14篇。

不久前接到“历史地理研究资讯”的邀请，为“学术研究与写作”系列写一篇稿子，介绍一下自己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写作方面的经验。开始其实有些犹豫，毕竟论文完成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经不太清晰，而且整个过程至今想来还有些不堪回首，经验不多，教训却不少。但转念一想，经验也好、教训也罢，对于后来者都应不无启发，而且有些当时看来非理性的做法和走过的弯路，结合后来的经历来看，却又不乏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也还值得一说，因此便答应下来。

我2006年开始读博，师从方修琦教授，200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今地理学院）获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我的学位论文题目是《清代畿辅-东蒙地区气候变化影响与社会响应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研究是过去的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人类对此的响应与适应机制。以下我分成论文选题、资料整理、论文撰写三阶段来回顾整个过程，最后总结经验教训，以及个人的一些感想。

一、论文选题

当时北师大的博士学制为3年，正常来说，我需要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中期考核），开题时对于论文的写法应该已有十分明确的思路，顺利的话最好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研究工作，以证明这个题目是切实可行的。这个时间表非常紧张，但我显然缺乏必要的紧迫性，读博的第一年末尾，对于论文选题仍无头绪。我本科和硕士学位论文都做的是历史时期气候变化重建，继续做下去当然是一个选择，但一开始就被否决了——一是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和文献资料，二是基于个人兴趣，我想换个跟历史联系更紧密的题目。

方老师对我的选题给予了很大的自由度，但倾向性还是显而易见的。他希望我参与到新兴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简称LUCC）研究框架中，连题目都给我想好了，做历史晚期（明清以来）中国耕地向山区的扩展。由于格网化的土地利用数据可以给全球气候变化模拟提供重要参数，历史LUCC的定量重建工作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堪称“显学”，过去十几年间，方老师门下中几乎每届都有以这一方向选题毕业的学生。但我迟迟没有下定决心，在第一学年末向方老师汇报时，LUCC只是我初步设想的选题之一，同时还列举了区域（省级尺度）人地系统演进（聚焦农业和社会发展）、历史农民战争（时空特征及其发生机制）、灾害与荒政等多个选题。相比于第一个题目，后面几个我更感兴趣，但都不太像自然地理学的选题，能做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越是这样，越需要提前把准备工作做扎实，但我只是浅尝辄止地做了一点思考，每个都没有着手去做，这个进度显然太慢了。

这样进入第二个学年，我的压力一下变大了很多。首先需要做排除法，将上述选题中不现实的逐一去掉。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我放弃了LUCC的选题，主要是对于能否实现历史耕地面积的定量化和格网化重建缺乏信心（当然，各位同门的研究成果证明这主要是我的能力问题）。研究区域农业与社会发展（如种植制度、作物种类变化）的思路太偏农业史，研究灾害应对的思路则太偏灾害史，也都被放弃。当最终决定做农民战争的时候，第三学期已经快要结束，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只能将开题推迟至第四学期。

作为建国早期历史研究领域所谓“五朵金花”之一，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已然十分丰富。要做得跟前人不同，我考虑在几个方面多下功夫：一是将突破口放在气候和灾害上，在民变发生机制中侧重自然因素；二是通过时空对比和统计分析，将气候、灾害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关系做定量化、可视化表达；三是增加一个中间环节（政府救灾），观察社会应对措施是否有助于降低动乱风险。由于设想的研究方案对于历史文献中动乱事件（我将其分为一般性的民变和致力于推翻政府的农民起义）记录的时空分辨率要求比较高，我决定缩短研究时长，只做文献资料最丰富的清朝。

2008年4月，我完成了开题报告，当时的题目是《18-19世纪“清18行省”动乱事件时空分布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对于研究框架本身，专家们倒没有提太多的质疑，毕竟此前已有研究者涉足这方面的选题（如葛全胜等《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不用太担心做不出结论，但想要比前人做得更加细致和深入，那么资料收集就必须做得足够扎实，而留给我的只有1年时间，对此专家和导师都有些担忧。

二、资料整理

老师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当时我已经确定以《清实录》作为主要史料来源，这是一套清代档案汇编，相比民国修纂的《清史稿》，其保存的历史信息更加丰富和可靠，且编年的体例也比较适合整理，但整理的难度也相当大。当时我手里并没有可检索的电子版《清实录》，只能把中华书局影印版60册一页页翻完，从4000多万字原始记录中逐条摘录需要的信息。这对于此前并未经过历史研究方法训练，甚至竖排繁体书都没看过多少的我，自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了。

资料整理工作从开题前不久开始，一直持续到当年底。初时进度比较慢，一方面是需要逐步熟悉古籍排版和文言文法，一方面也因为提取的信息比较庞杂。本来如果按照开题设计，需要的信息主要是灾害、荒政、动乱三大类，但我其实对于这个选题并无太多把握，因此倾向于多提取一些信息，万一出了问题可以再换一个方向。于是我把前期选题时那些已经放弃的题目又捡起来，预估了一下可能有用的信息，例如天气、农业、垦荒、移民、经济、财政、漕运、治安等方面，都尽可能做了摘录，这样工作量又多了不少。事后统计，尽管用了最简洁的概括性文字，摘录出的信息仍多达数万条，总字数约40万。整个过程相当枯燥，在大半年时间里，基本都是每天从早坐到晚。不过当时倒也没觉得很苦，就当是全面了解一下清朝历史，读到有意思的事件，还会自己发挥发挥，写个读书笔记，算是苦中作乐。

到这年9月，资料整理刚刚过半的时候，我做了个进度报告，当时的想法是可能不需要把整个清代做完，做一个从盛转衰的过程，即乾嘉道三朝（1736-1850年）就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真实想法是19世纪后半叶的动乱实在太多了），但方老师的建议是还是要把研究时段扩展到整个清代，做一个完整的社会发展周期。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不过在后续资料整理过程中，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根据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我发现在不同区域之间，资料的详略程度会存在一定差异。以动乱来说，京城及其周边一带（直隶等省）的记载十分详细，从治安案件、聚众闹事，到会党传教、盗匪劫掠，再到组织起义、客军过境，可以按照性质轻重进行分级，分析气候影响时就可以看出差别；而其他省份往往只有性质最严重的动乱事件才会有记载，各省笼统放在一起分析，就可能给结论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其他类别的信息也多半如此，这就需要进行抉择——是在全国尺度上做一个仅限于气候与动乱关系的相对粗线条的研究，还是做一个更为细致的区域尺度的案例，将气候与更多方面的社会变迁进行挂钩，从而深入到气候影响的过程机制层面？当资料整理进行到尾声时，我的想法已经开始倾向于后者。虽然选题方向转换的风险很大，但所幸前期资料整理工作比较扎实，可以提取出足够研究需要的信息。

三、论文撰写

到年底时，新的选题设想基本成熟，成为后来论文撰写的框架。研究区域范围缩小到所谓“畿辅”，包括了现代京津两市和冀鲁豫三省各一部，地形上是被燕山、太行山、山东丘陵包围下的黄河、海河、滦河水系冲积平原，后来也常称其为华北平原（广义华北平原的北部地区）。选择这一区域的考虑是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适中（既不像一些生态脆弱区域那样过于敏感，也不像南方一些区域那样相对不敏感），便于辨识气候影响；同时这里位于清代政治中心，区域社会对于灾害有一定抵御能力，政策调控的作用也比较显著。在畿辅外部重点研究了东蒙地区（当时称为“口外”），这里清初为内蒙古的东部，民国时为热河省，现代则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各一部，在清代曾与畿辅存在活跃的粮食、人口流动，输出余粮的同时吸纳来自口内的过剩人口，成为口内进行灾害响应的重要缓冲地带。由于口外发展农业的气候条件不佳，这种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气候变化也比较敏感，可以作为分析气候影响的重要切入点。

我设定的目标，是以水旱灾害背景下的社会响应为线索，考察清代畿辅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气候因素。社会响应包含了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政府层面的政策调控（如垦荒、移民、赈济、维稳），与民众的自发行为（如原地待赈、区内或区际迁徙、暴力抗争）在不同层次上形成互动，不同的时段内、不同的气候背景下，这种互动关系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有时比较良性，有时则比较消极，并可能引发严重社会后果。在这一框架下，我定量重建了几条代用指标序列，如动乱事件、京城煮赈和治安相关记录频次序列，用于分阶段与同期气候变化、极端灾害进行时空对比，分析气候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响应机制的变化。

相比于最初的将气候与动乱（民众行为的“终极形式”）直接联系起来的设想（最多再把政府救灾因素考虑进去），新的方案显然要复杂很多。它将气候影响社会的整个过程分解为一个个中间环节，气候直接影响的往往是生产环节，但粮食的歉收并不必然导致普遍的饥荒和大规模的动乱。这中间有哪些缓冲机制在发挥作用，这些机制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效，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气候影响社会的过程机制产生更加深入的认识。

到了这一步之后，论文写作思路才逐步清晰起来。2009年初，我完成了写作论文所需的资料收集工作，特别是将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初步绘出了草图，这时对于最终论文会写成一个什么样子，心里才算有了点底。2月我向方老师做了最后一次进度汇报，他对我调整选题的做法以及论文的架构均表示了肯定。此时我仍未正式动笔，而时间只剩下两个月，但相比之前选题和整理资料时的忐忑，写论文时的心态反而稳定了很多，因为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看图说话”罢了。自然科学论文对篇幅要求不高，最终定稿的字数大概是7万多，内容上其实相当充实。

四、经验教训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的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从选题到撰写）是非常惊险的，连方老师都不止一次让我做好延期的心理准备。当时的自己处在一种忘我的状态，对此反而没有深切感受，但事后想想还是有些后怕。尤其是毕业后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时，还是不免会遗憾当时可以做得更好些。以下总结的一些经验教训，可能对后来的学子们有一定启发。

（一）时间安排

这是整个博士学习经历中最大的教训，特别是前期的选题缺乏紧迫感，浪费了太多时间，直接导致开题之后的一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基本没有任何闲暇时间，也很难为任何事情分心。比较理想的时间安排，是在第一年的课程学习中就同步做以下事情：整理此前的成果（硕士时期的工作）投稿，对潜在的多个选题进行评估，对有潜力的选题方向进行预研。这样在开题之前，就可以对选题的可行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顺利的话也有了发表的成果。此后的日程都需要尽量向前赶，如果可能的话，需要一边写作学位论文，一边将其中适合发表的部分改写投稿。这样到了最后一年需要找工作时，能够有比较充裕的准备时间和相对好看的学术简历。既然选择读博，许多同学还是期望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那么求职时对方自然会关心你的科研能力。如果既没有多少已发表成果，也对学位论文的进度和价值毫无把握（这正是当年我求职时的境况），就比较被动了。现在许多大学将博士学制延长至4年，当然有利于夯实基础，但对比我的经历，即使再多1年时间，也并不能说多么充裕，后来者需要引以为戒。

（二）选题思路

学位论文如何进行选题，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相互平衡的结果。一是个人兴趣，比如我就是在多个题目中最终选了自己更感兴趣的一个。这样做的好处是做起来更有热情，我当时如果不是自己真的喜欢，还真未必坚持得下来；坏处显而易见，如果选题比较偏、比较难，完成风险就非常大，能够得到的建议也很有限。这就需要尽早动手，通过预研来排除一些“看上去很美”但不现实的选题。二是导师建议，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导师给学生的选题自由度更大一些，自然科学背景的导师则更多会给学生直接出题。导师建议的题目往往与其承担的科研项目有关，或者在其擅长的学术领域内。这样的选题一般风险比较小，导师可以进行指导的余地也大，只要踏实完成，毕业都会比较顺利。但低风险有时未必是好事，可能会带来“边际回报不足”（也就是工作量虽然够了，但学术价值有限）的问题。三是研究潜力，如果追求新意，可以挑一个前人涉足较少的领域，这样自身工作就有了拓荒价值，毕业之后还可以持续推进，对于长期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这样做同样有风险，前人涉足较少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方向并无太多价值，在选题之前，需要综合相关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对其未来潜力有所判断。确定选题时，一般是某个方面的因素为主导，但在整个论文写作中，其他几个因素同样会发挥作用，并影响到最终成文的方向。

（三）资料收集

一般确定选题之后，资料收集的方向就很明确了，但对于那些研究走向和学术价值还不太清晰的选题，如果有余力的话，最好留出一定的资料“冗余度”。也就是说，在原有选题之外，设想一个或几个相关的备份选题，并据此扩展资料收集范围，以备进展不如人意时有调整的余地。如果说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经验，那么就是即便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我仍然尽可能全面地去收集资料。这样当我对整个论文框架做重大调整时，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就够用了，不需要再做多少补充；甚至在毕业之后的十多年后，我还会时不时翻看这套整理《清实录》得到的资料，从中寻找新的想法。这个经验对于人文学科背景的同学可能会更有用一些，因为从长远看，你认真读过的每一本书、整理的每一套资料都会令你终身受益。但能否留出这个“冗余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时间安排。

（四）沟通机制

首先是与导师的沟通，从选题到写作的全过程都需要与导师随时沟通。这并不是说要事无巨细地向导师汇报，事实上，当你只是对一些选题做了很初步的思考之后就询问导师“哪个可以做”“哪个价值大”的时候，导师是无法给你提供明确建议的。就像我第一学年结束时做完汇报时，方老师便只能说，“每个都可以做，问题在于你准备怎么做”。以我自己的看法，这种沟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当你对选题全无头绪时，导师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最初的方向，供你起步；二是当你对选题有了一定思考，对研究方案有所设想时，导师可以帮你判断这样做的可行度以及学术价值；三是当你研究遇到难点无法突破，或者想对原有方案做调整时，一定要向导师及时求助，他的建议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除了导师之外，与其他可能对论文写作有帮助的人（例如同门、师友）也应该随时保持沟通，切忌闭门造车。

回首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应该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的一些选择，在当时来看是非理性的，例如选题时个人兴趣所占权重太大，一方面使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承担了比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偏好历史的取向对未来学术发展也并不算有利。但就在我毕业之后不久，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问题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被列入“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系列，在项目资助之下，我从事了两站博士后研究工作，以博士在读期间的工作基础发表了不少论文；并在出站时意外获得了进入历史学研究机构的机会，真正将爱好变成了工作。我犯的错误并没有受到太多惩罚，而付出的努力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样的运气并不能指望所在皆有。因此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教益，踏踏实实地做好论文，特别是尽可能地将进度向前赶，留出足够的回旋余地；不要像我一样，总是将自己置于一种没有退路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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