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文学史》书影

金宇澄设计的封面草图

本书插图：上世纪90年代《收获》笔会。后排左起：程永新、马原、扎西达娃；前排左起：北岛、冯苓植。 上海文艺出版社提供

一篇当代文学名作从孕育到出世都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当代文学名家们是如何从丑小鸭变身成为白天鹅的？或入乎其内，或出乎其外，一位编辑是如何参与、见证甚至创造当代文学史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学史》，或许可以给出诸多答案。

《一个人的文学史》是《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集合数十年编辑生涯中的笔墨，生成的一部视角独特、内容别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全书分为五大部分：作者和当代作家的书信来往，微信互动；作者参与的重大文学活动；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作者与作家的对话录；关于中国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的文字。全书共上、下两册，由金宇澄设计封面，书中收录了大量历史照片、作家手稿等珍贵资料，详尽而细腻地记录了一个文学编辑眼里的中国当代文学。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研讨会上，李敬泽、程光炜、阎连科、苏童、李洱、陈晓明、王尧、张清华、白烨、陈福民、贺绍俊、陈东捷、谢锦、李伟长、李宏伟、梁鸿、张悦然、杨庆祥等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让一个迥异于传统文学史的个人的文学史本身及其之于文学史意义渐次展开，同时借此省视文学与文学史的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40年中，有两种人的作用通常会被忽略

程永新：

你好！来信收到，一块石头落地，我几乎以为稿子寄丢了，或是你已不在，此稿能博你一笑，我也算没白忙活儿。

“五花肉”名字你以为不好，我想来想去想出几个名字怕还不如它，先列给你看看：

《毛毛虫》《顽主》《小人》《三“T”公司》

这篇小说我想会使一些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名字尽可能自鄙一些，我也骂了自个儿么，都没把这几位称人（称人也是小人），其余“肉”或“虫”大可不必一般见识。“顽主”一词在北京是对混世魔王的谑称，用来形容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也行。

我当初取《五花肉》之名，借其既不全肥也不全瘦，红白全有，爆炒不行，小火炖烂了也挺香之意，此典大概生俗了一些，不吸引人倒是大问题。仓促间我也智短，要不这样吧，你看着给起个名字，托付你了。谢侬谢侬。

我一切都好，刚去了趟云南，近日准备练长篇。

祝好！

这是王朔1987年9月7日写给程永新的一封信的内容。程永新将其收入《一个人的文学史》并加了标题《打碎与重建》，同时刊出自己的一篇评注。评注这样结尾：“当精神陷入桎梏，打碎就势在必行；打碎到一定程度，则需要重建；重建趋于模式，又将出现新的打碎。文学史就是这样摇摇摆摆地朝前行进。”依此可见，书中有历史现场的重现，也有跳脱现场的审视，这种既温热又有弹性的呈现与书写，确会让人读到另一种别样的文学与历史。

“该著作贡献有几个方面，印象最深的是从中看到名作是怎样约稿组稿和编辑的，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编辑和作者之间是如何商讨的。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作品呈现的结果，而书里把过程揭示出来，非常好。比如《带灯》的修改过程，很详细。最有意思的是王朔，谈他怎么把《五花肉》改成《顽主》，改得太妙了，如果是《五花肉》就太一般了，《顽主》立马把作品的神韵和王朔的风格都点出来了。这本书讲了很多文学生产和文学编辑的内幕，这是我们在别的书里看不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说。他指出，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热潮余温未尽的当下，该著作亦是从一种独特的角度对改革开放40年的梳理回顾和纪念。因为在文学的40年中，有两种人的作用通常会被忽略掉，即编辑家和文学翻译家。只有将他们对文学的推动与作家功劳结合起来看，才能见出新时期的文学整体发展。

曾搅动文坛的1987年《收获》第5期，后来被业界称为“先锋文学专号”，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位列其中。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余华写给程永新的信里可以看到，余华分享了朋友的反馈：“去年《收获》第5期，我的一些朋友们认为是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一期”，并坦言得知程永新欲再编一期先锋作品，表示“实在振奋人心”，希望能刊发《劫数》并与程永新沟通稿件的处理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由此感叹一个编辑对于整个当代文学走向的重要作用。“从书中可以看到，程永新和作家们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了非常丰富的当代文学史的场域、一个充满隐秘话语或隐秘故事的场域，让我们原来对文学史的想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余华发了一篇以后老想着再发一篇，这说明《收获》不但发起了先锋文学的运动，而且持续推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制造了先锋文学。如果没有《收获》肯定就没有‘先锋派’，没有1987年第5期的《收获》这期刊物的出现，没有这样的一个编辑，先锋文学作为事件，它的生成可能就不知道要推到什么时候了。”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着眼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发达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指出，有了现代媒体发展就有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当代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点也表现得很突出。“今天当代文学处在编辑的时代，编辑的重要性从这本书中彰显出来。作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编辑往往是最早感受到文学的新因素和新动态，而且他们有刊物作为阵地。所以80年代以来很多新的文学口号和文学潮流都是刊物提出或推动的。”

同时，贺绍俊读出的是该书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他看来，作为重要的文学编辑之一，程永新的特殊性在于他和中国当代文学特定的进程的密切关系，即他始终参与在当代文学现代主义传统的酝酿和形成过程，处在最前沿的他推动和见证了这一段历史。贺绍俊认为，假如现代文学以来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传统，那么上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主义传统。从该著作特别的表述方式中能够看到这一传统酝酿的艰难，其过程可以从很多细节了解到。而该书文本的意义在于，不仅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些最原始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也在建构。“假如把以前那种我们习惯了的文学史写作看成是用规范的材料建构起来的，这部文学史则是用最原始的材料来建构的，它不对原始材料进行处理，所以它的地不是水泥地，更不是铺上地板，甚至是铺上进口高级地板，它就是将原始的土趟平了，但可以看到其内在建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既是一个人的文学史，又是很多人的文学史。”贺绍俊说。

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个人的文学史

“《一个人的文学史》为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范式和模式”，研讨会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所言可谓与会者的共识。著名作家阎连科强调，“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个人的文学史，几乎没有公共的文学史，只是谁更权威一点，谁的平台更大一点，谁的印刷更好一点，学生用得多一点，等等。”阎连科认为，“在这一点上程永新开了一个先河，这也恰恰弥补了文学史一定要公共化的缺憾。一定意义上，文学史的失败就在于一定要公共化，如果文学史彻底放下公共化，文学会非常发达。在今天文学史特别统一化时，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非常有价值，我不觉得它是文学史的一种补充。至少告诉我们文学史就应该是个人的文学史，不应该是两个人、三个人的。”另外，阎连科表示也可以在这一文学史有趣的阅读中有多种收获。“比如从每个作家给程永新写信的口气，及其所强调的可以感受到谁是装的，谁是放开的，谁是拿捏的，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性格及人格是坦荡的，虚伪的还是真实的。”

“我们反复强调要有新的文学史的观念，但是我们忘记了活生生的历史，我们从来没有在活生生的历史现场中去感受文学史、重写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认为，该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已有文学史观点和学院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互动，它给已有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材料。

“文学史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文学史’的观念又一次对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提出一个警示，‘一个人的文学史’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也是一个立场和一种文学史态度。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分成两种，要么是观念的文学史，要么是集体的文学史，我们都不敢标榜一个人的文学史，比如当代文学史有上百部，可能有90多部是集体的，只有很少的几部是个人的。从这个意义上，程永新这种文学史的态度非常可贵，对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一种态度。”陈晓明说。

“就文学史而言，我们现在的文学史特别需要这样的逻辑。新时期文学到现在不过40年，但就这40年文学史就已经形成了这么刻板的定见、根深蒂固的条条块块。这是后给的剧本。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恢复一个对于历史的、对于文学生活的、对于文学生成的一手的认识。也恰恰是第一手的现场的认识和后给的这个剧本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张力，在这个张力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文学历史、文学风尚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也能在一个更广阔的精神史、思想史的范围里看到很多新的话题。”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教学的一个必备的参考书。“千万不要当代文学学了半天我们就学了这么几大块，就是这么几个筐，咣咣地就往里装。实际上很多东西是装不进去的。如果仅仅这几个筐也乏味得很。因此这本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