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禹、大禹治水及以大禹文化与巴蜀文化、巴蜀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大禹、大禹治水和大禹文化对巴蜀文化、巴蜀文明的起源、发展、繁荣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把二者联系起来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大方之家。

巴蜀文化的发展与大禹治水关系密切

１、大禹治水的路线与巴蜀文明的发展基本同步

（１）治水是人类从游牧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必然要求。从近些年来的考古资料看，巴蜀文明经历了一个从游牧到农耕、从盆周山地到丘陵再到成都平原的发展过程。2000年6月以来，对茂县营盘山遗址进行的勘探发掘，使巴蜀文明史提前2000多年。营盘山遗存与四川盆地文化中心的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相比较，具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营盘山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以上，营盘山文化周围的岷江上游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和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宝墩村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4500至3800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距今3500—3200年。③

1989年4月，北川县境甘溪的农民在甘龙洞挖掘出许多“龙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鉴定，其中一个是距今一、二万年前更新世晚期的人类牙齿化石和一个大熊猫下臼齿化石。④2005年8月起，四川省考古队在猿王洞景区烟云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古人类的用火痕迹，经测定，在距今2万年左右，这里就是古人类活动地。这是四川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在这里的用火痕迹。同年10月该考古队又在江油、北川交界的大水洞（吴家后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陶片600余件、石器10多件、石器坯子20多件，数件骨器和大量古动物遗骸。⑤据推断，这是距今5000年左右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

自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古蜀人的活动和迁徙路线：茂县云盘山－江油大水洞－绵阳边堆山－新都宝墩村－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同时，它不仅为我们勾勒了巴蜀大地的先民从游牧到狩猎到农耕的发展历程，为大禹治水从岷江之源到成都平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也为我们描绘了巴蜀文明的发展进程。

（２）大禹治水促进了古蜀城市文明的发展。距今4500年至3800年的“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古蜀大地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大禹及其先祖在巴蜀地区生活的时期。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文明的灵魂，毫无疑问，岷江的治理在成都平原城市文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２、鲧、禹治水将巴蜀文明播向华夏大地

据冰川考察资料表明，唐虞时代，成都平原西面的横断山区因受高温气候影响，夏秋雨量集中，据长年统计，盆地西部５～１０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８５～９０％，素有“西蜀天漏”之称，一旦夏雨集中，水流不畅，便酿成洪灾。因此，鲧、禹首先对给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平原构成洪涝威胁的岷江进行治理，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汉水流域与巴蜀相连，曾是蜀汉政权统治区域，以此上推，唐尧时代应为古蜀国辖地。因此鲧、禹在治理岷江的同时治理汉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⑥

正是由于鲧、禹治水成效显著，远近闻名，鲧才在中原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时，被尧选中负责治理洪水。鲧奉命治水的主要区域当是河、洛、济、淮、泗等地。禹继父业到中原治水也当是鲧治水的区域，在治平河、洛、济、淮、泗一带洪水之后，便转战长江中下游（含三峡）。

在治水的过程中，鲧、禹将巴蜀先进文化带到足迹所到之处，促进了所到之处经济、 文化的发展，同时各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使治水相对集中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快于其它地区。这也是“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原因。

３、禹氏后裔为巴蜀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鲧、禹所处的巴蜀地区的水患得到先期治理，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加之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和巴蜀文化的发展，也才有了广汉三星堆那样灿烂的文化。蜀人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相传黄帝后代蚕丛、柏灌、鱼凫代为蜀王。西周时蜀王杜宇建都今郫县。疆域北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春秋时代建开明王国，移治今成都。居川西平原，从事农业。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灭蜀，其地置蜀都。⑦据此，我们可以说蚕丛、鱼凫、杜宇、开明都是大禹部族的后代，他们承袭了大禹治水功绩的余荫，受到人民的拥戴，带领古蜀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就是其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