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文明阶段从夏朝开始，朝代顺序表也是“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汉”，《史记》也把夏朝也被列为我国历朝历代的肇始。

然而在近些年，夏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标志着中国进入国家文明阶段这一一直以来都得到了公认的事实，却遭遇到了挑战。

学术界不断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认为夏朝不过是个传说中的朝代，历史上并不存在。

而中国国家文明的历史也应该商朝开始算，应该只有三千多年，并没有五千年那么多。

而且这种说法在近些年似乎越来越有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种说法。

他们认为中华上下五千年是个夸张的说法，中国的国家文明史只有三千三百多年，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最短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部分人崇洋媚外，故意贬低中国。

但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也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因为夏朝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困扰。

一方面是因为夏朝距离我们太过遥远，那个时候还没有史书。

相关记载多是根据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言形成的，不仅模糊，而且还有部分矛盾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也是引发质疑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夏朝相关的考古发现，还不足以完全证明夏朝作为一个国家文明存在过，这才让一众学者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之中。

而现在结合各种历史记载和考古显示，有学者提出，大禹建的或许不是夏朝。

一、先秦文献上的“夏后式”

关于夏朝，中国古代的很多史书确实都有记载。

最早关于夏朝的记载，见于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

在《尚书》中有专门的虞夏书，其中提到了大禹、启、商汤灭夏的故事。

目前史学界对于《尚书》的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之前，要比太史公的《史记》早得多，而且《史记》本身有很多内容就是对《尚书》的引用。

虽然《尚书》曾经亡佚过，其中部分内容已经被证明都是由东晋内史伪造的，但这并不影响其对夏朝记载的真实性。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里边就有已经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的真正原貌。

这批战国竹简上没有直接记载夏朝，但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商汤“败西邑夏”。

那么，“西邑夏”是夏朝吗？完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

通过甲骨文我们得知，商人并不是自称自己为“商”，而是自称“大邑商”、“大邑”。

而根据历史记载，夏朝的统治都城很可能在商朝都城的西部。

因此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西邑”就是如“大邑”一样的称呼，指夏的都城。

而且在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西邑”一词。

这是历史类文献关于夏朝最早的记载，除了历史文献之外，在著名的诗歌总集《诗经》商颂篇中，同样有关于夏朝的记载，而且时间相比《尚书》要更早。

根据《左转》、《孔子家语·本姓解》、《国语·鲁语·闵马父笑子服景伯》等记载，《诗经·商颂》这一部分的作者至少早于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属于商朝遗留作品了。

在《诗经·商颂·长发》中记载道：“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大概意思就是大禹治水，施政四方，然后以周边各诸侯国为疆域建立了一个大国。

之后还提到了：“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意思就是说要想实现一统九州，就要先去讨伐韦国和顾国，再去讨伐昆吾国和夏桀王。

这就证明夏桀的政权有附属国作为屏障，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国家的基本雏形。

除了《诗经》之外，在出土的春秋时期的叔夷钟上也记载着商汤曾经“伐夏后式”。

叔夷钟是齐灵公的大臣叔夷灭莱国时弄的一个钟，而叔夷本人就是殷商王室后裔，因此钟上的记载还是非常可信。

根据各种先秦时期的记载，这个“夏后式”有极大可能就是夏。

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竹书纪年》记载：“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

而在著名的儒家经典《论语·八佾》中也记载:“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此外，在著名的先秦文献，左丘明编纂的《左传·定公四年》中也有“故周公相王室......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的记载，同样有夏后氏、殷（商）、周的说辞。

从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大禹肯定是建立了一个国家的。

这个国家或许并不叫“夏”，或者说大禹可能压根就没有取国号。

只不过因为大禹的家族是夏后式，后世为了和殷商、周朝相对应和区别，才以大禹的家族为基础，给他建立的国家取了个国号叫做“夏”。

第一个给夏朝定国号的就是《史记》。

而《史记》中记载的夏朝国号就是“夏后”，有原文为证：“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这样一来，也就正好能够解释为什么殷商的甲骨文上没有关于夏朝的记载了。

二、困难的考古工作

虽然根据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我们推断大禹肯定是建立了一个国家。

“夏”指代的这个国家肯定是存在，但相关的考古工作却迟迟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有人认为可能是年代太久远了，这个理由听上去可以接受，但却经不起推敲，因为很多比夏朝更古老的遗迹都被发现了。

就比如和大禹其名的尧帝，与其相关的陶寺遗迹和朱书文字“文尧”便已经被发现了，而尧帝的传说也即将被证明为史实。

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目前由于证据还未形成完全的闭环，因此还不能完全定论。

但是，无论是根据碳十四测定的时间：公元前2300年，还是遗址发现的区域，即流传的尧都平阳的说法，亦或者是陶寺遗址出土的具有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等文物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这一事实，都可以证明，陶寺八九不离十就是传说中的尧都了。

不过考古人员还是比较谨慎的，因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的表述相对比较谨慎：“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而且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可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夏朝，甚至是尧、舜时期出现得更早。

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良渚遗址”的定性为“典型的城市文明”，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是得到了“国际认可”的。

而且“良渚”其实也并非“中华文明”的开端，还有更早的。

距今9000-75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目前揭露面积尚不到遗址总面积十分之一，但已清理出来了房址45座、陶窑9座、墓葬249座等。

遗址中不仅有人工栽培稻遗存和骨笛、龟甲，证明了古人的精神生活已脱离原始人类水平并且已经形成了宗教信仰，而且还发现了一批契刻符号，很可能就是汉字的滥觞。

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贾湖遗址”其实就已经初露“中华文明”的曙光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和贾湖遗址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了。

为什么多个文献记载的，存在了400多年的夏朝，为何却挖不到呢？

其实关于夏朝的考古发现也并不是空白一片，还是有所发现的。

目前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发现，就是人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情况和陶寺遗址比较类似，无论是从时间上、区域上还是从出土器物上，都与各种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夏朝高度吻合。

这其实就证实了，在商朝成立之前，中原大地上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第一个与夏文化相关的遗址，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二里头文化是1952年发现的，70年过去了，就没有再发现过第二个夏文化遗址。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考古发现看得也不是数量，只要有就行。

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相关考古发现中，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不过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它的年代上限远远达不到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国祚时长。

考古学家将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划分为了四期，如果从第一期开始算的话，那倒是超过了夏朝国祚时长。

但第一期只是一个普通聚落，还算不上是国家，直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突破了地域限制，呈现出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跨地域整合则意味着当时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时代了，而是进入了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因此，从二里头文化来推定夏朝只能从二里头二期开始，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80年，与商朝相关考古发现只有不足200年时间了。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二里头遗址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

也正是因为如此，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夏朝中晚期都城，有学者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夏王太康以后的都城。

三、另外半个夏朝在哪？

那么问题就来了，另外半个夏朝，也就是夏朝中前期在哪呢？

难不成文献记载有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

此前也确实有学者提出过这个假设，但很快便被否定了。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问题，虽然关于夏朝的记载有争议，但是关于大禹的记载还是没什么争议的。

大禹因为带领人们降服了洪水，接受舜的禅让成为部落共主，而舜的部落共主地位是尧禅让给他的，这都是已经形成共识的。

而根据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尧帝很有可能生存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此外，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研究成果和多处聚落遗址考古发现存在显著的洪水冲刷痕迹来看，公元前1900年左右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了一次引起人口锐减的大灾难，造成了聚落总数量减少近九成。

这次大灾难，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大洪水。

可以看出，大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二里头文化兴起的时间节点是公元前1780年左右，中间有着120余年的时间差。

所以如果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真的，大禹同尧帝是同时代的人的话，那么怎么也不会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

除非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假的，或者夏朝不是大禹建立的。

但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那么问题就来了，那这中间120余年的文明去哪了呢？

为此，有学者提出了通过时间重叠的方法去寻找这120余年。

他们将夏朝（公元前2024—公元前1553年）的471年分为了早、中、晚三期。

而这120余年的时间差基本是夏朝早期阶段，即公元前2024—公元前1867年左右。

而根据对中原区域内各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夏朝早期，也就是中间这120余年应该在晚期中原龙山文化至早期新砦文化中寻找。

而且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中，也确实发现了战国陶文“阳城”，这与文献中的“禹都阳城”相吻合。

因此把它视为夏朝初年的夏都遗址，是有相当大的合理性的。

此外，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出土了很多带有龙山文化元素的物品。

而且墓葬葬俗也与龙山文化晚期的葬俗相近，这更增加了夏朝早期就是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可能性。

不过，二里头文化并不是完全传承于中原龙山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二里头文化中除了中原龙山文化元素，还有良渚、大汶口等文化因素。

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很多学者提出：二里头文化很可能是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西迁到河南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形成起来的一种文化遗存。

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是在洛阳盆地突然出现的，不存在明显迁徙传承关系。

很多学者根据二里头文化融合多种文化这一特点推定，二里头很可能是当时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也就是传说中的夏都。

也正是根据这一研究，著名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华文明”是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一个发展进程，而不是之前广为流传的“万世一系”的论断。

而夏朝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正是这个发展进程的融合阶段。

如果夏朝中晚期仍是融合阶段，那么夏朝前期也就是分散阶段了，是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

也就是说，大禹通过治水应该只是成为了部落共主，但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统率地位的政权。

大禹建立的政权仍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与尧舜的政权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不是一个广域王国，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

各个部落和方国之间仍然是平等关系，包括大禹建立的政权。

他们相互之间可能是形成了一个类似邦联的政体，而大禹的政权就是邦联的主事人，可以协调大家的关系，但还不能强制发号施令。

如果是这样，那么“禹传启，家天下”的说法就是有问题。

大禹和他的儿子启应该只是建立了世袭这种传承方式，但还没有实现家天下。

不过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实现“家天下”的，我估计没有人知道。

也正是因为没有人清楚的知道，加之大禹是夏后式最著名的首领。

因此先秦时代的文献们，索性便将大禹和他的儿子启作为“家天下”的夏王朝的开创者了。

不过根据目前的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并不能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或许不是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