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就是有考古证据的才是真的历史，没有出土实物证明的就是胡编乱造。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简单粗暴而缺乏见识。固然出土实物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明证，但纸上材料也是史实侧面的代表，也是社会思想存在和演变的证据，不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那么什么是考古？现在网传的“考古”是指通过科学地挖掘遗址发现古物。大概可以总结为见到实物。如果没见到某一时代的实物，就不承认这个时代的存在。现代考古学兴起于欧洲，考古学在西方概念里最初是指对古代事物的讨论，这种讨论可能只是文字上的论点、论据、论证。“考古”指的是对人类过去的遗存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最初就是指思想探索，史料收集，然后写成研究历史的书籍。已知最早的考古调查是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主持的。公元前六世纪，在挖掘一所神庙时，发现地板下面有两千年前的基石。于是这位国王在开始注意寻找神庙废墟的建筑规划，并收集各种古物。纳波尼德根据他自己的宗教改革路线致力于正确复原这些神庙，并强调他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力是从早期的国王那儿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考古”虽然发展得晚，但是“信古”与“疑古”两派的争论是早就存在的。人都对过去抱有好奇心，怎么让好奇心得到满足？对于过去历史的探究在考古学或古物研究活动出现之前，关于历史知识来源有：文字记载、口碑、宗教信仰以及传说，迷信等等。中国很早就有史官制度，形成完整的录史体系。史官甚至是家传的，比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祖上就曾是周的太史。在这样的家族里，必然有青箱学代代传世，录史写史就成了一个家族的责任，而不只是倾一人之力完成。这种情况下把所有史学的文字记载一概否定是不恰当的。随着大批古物的出土，考古学的发展，又对历史有了新的印证方法，这又和原来文字的记载有了交集，所以产生了共鸣也有了矛盾。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课，他把自己考史的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他在讲义里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份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事。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之。”

王国维“考史”可以理解为“考据”加“考古”。所考据的“纸上材料”包括经、史、子、集、宗教、戏剧、神话、小说等等。王国维对于史料的看法非常开阔，纸上材料即使可能是伪书，“也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即便是“言不雅驯”的百家之言，在王国维也能指出这些材料里历史的影子。《山海经》、《楚辞》等等，甚至后代诗文，王国维都可以拿来做考史的材料。

王国维所说的“地下新材料”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成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余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毕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经证史，亦与金石同，皆古所不及见。”

王国维“考史”的观点是由地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目的是两相印证。不管是“考古”还是“考据”都不能以一家之言为准。“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可赞，“疑古太过”则不够通达缺乏见识。其实文明究竟存在多少年，历史最早究竟在什么时候，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没有一种文明是冷不丁冒出来的，必然有其积累和持续发展。客观地说，文字记载、口口相传，或是宗教信仰，哪怕只是神话传说或是迷信，也必有其来源及去处。历史过去了就无法再发现其本来面貌，哪怕是通过考古，但人性不变、思想和逻辑可以追寻。

有“考古”就有“疑古”。如果说王国维是“考古”之巨擘，那么胡适就是“疑古”之鼻祖。胡适在北大讲课，讲“中国哲学史”，不讲“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胡适认为“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这是疑古辨伪的态度。王国维考《吕览》、考《世本》、考《山海经》，纠古音韵、古文字，又考证甲骨卜辞、金文等等写出其“考史”的代表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等。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用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聚然作一个重大的大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当时顾颉刚、傅斯年等等觉得胡适略去了远古、夏、商那一段比较可疑又不胜其烦的历史，只从《诗经》取材是相当有决断有魄力的，所以从此对老师胡适非常信服。

胡适认为中国当时考古学的程度看，对于东周以前的古史只能存怀疑态度。胡适的观点里，“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其它包括《尚书》也是儒家所造托古改制的书，其它书都没有信史的价值，更不能当作史料用。总结胡适的观点就是：文献不足征，无征则不可信。尽管后来胡适对于王国维有一定程度的接受，承认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印证殷商历史有重要作用，但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对于王国维的态度还是“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