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刍议作者：史金波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5-12
摘要：在中国，民族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中华民族发展趋势是，各民族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从统一和分裂看中国民族关系，在统一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都是中国的统一；在分裂时期，是同一个国家内的纷争。从历史上民族政策看民族关系，多种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并存，保证了民族共聚于一个国家之内。历史上的民族政策适应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和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需要，使中央政府与各民族的关系越益紧密，管理逐步趋向同一，共同性不断增加。历史上各民族交融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显著。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进各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作者：李大龙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13-22
摘要：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主要动力，而对这些族群凝聚融合的记述是按照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话语体系书写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否能够对其准确解读是有疑问的。文章从古代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入手，梳理了从夏朝到清末古代中国人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的轨迹，认为尽管存在着以政权名称称呼族群整合结果的现象，但“汉人”“华人”乃至“中华人”逐渐成为了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主体的称呼，而清朝“臣民”的塑造及“国民”称呼的出现则使其实现了身份转变，梁启超则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国族）。清朝统治者弥合族群之间差异塑造“臣民”（国民）的努力虽然催生了以“汉人”为主体包括其他族群在内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但也只是完成了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的凝聚，而其内部的融合依然在延续着。
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作者：陈季君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23-34
摘要：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土司制度的推行。成为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有利条件，它使长期游离于多民族大家庭之外，身处“化外”之区的民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内，进入到多民族大家庭之中。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质则是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与这一进程同步的是土司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认同的方式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地区的双向选择，互相认同；认同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从自在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中国史研究杂志专题研究
谈曾侯铜器铭文中的“南公”——兼论成康时期周人对南土的经营作者：沈长云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35-50
摘要：湖北随州新发现的曾侯铜器证实了西周姬姓曾国在这一带的存在。其始封之君南公是文、武时期的重臣南宫括之后，并在成、康时期担任朝廷重要角色的南宫毛。他也是周初对南国的虎方进行征伐和对江汉一带展开经营的周人的统帅。记载这些史事的铜器铭文，包括“安州六器”、静方鼎等皆作于周康王时期。而周人对南土展开的这些经营则属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成康之治、亦即成王康王文治武功的一部分。令人或缘于对成康之治的不正确理解，导致对成康时期许多重要铜器的时代归属与其铭文内容作出错误解释，应当予以纠正。
良乡、广阳二县两汉隶属、县界考作者：王安宇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51-58
摘要：西汉调整燕地区划，设涿郡分割燕西南膏腴之地，又将燕南诸县析分于汉郡之中，汉廷对燕地的调整有效地防止了割据势力的膨胀。西汉对燕西南之地的区划格局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以圣水流域为界分原秦广阳郡地为二的区划方案基本被其后的朝代所继承。直到今天，北京西南与河北省涿州市、廊坊市的分界仍沿汉代格局，足见汉代区划原则的影响。
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作者：胡宝国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9-72
摘要：由于造纸技术的发展以及长期和平环境的存在，从东晋中期到南朝，不论官、私都在持续不断地聚书。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围绕着书籍的不断聚集，各种类型的整理工作相继展开，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作也大量问世。梁陈相继灭亡之后，被迁移到北方的南方学者仍然在继续从事着此类工作。可以说，具有南朝特色的学术文化传统并未随着南方王朝的灭亡而结束。
柳怀素墓志所见武周改立“二王三恪”史事考作者：夏婧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73-89
摘要：武周在取代李唐政权过程中曾两度改置“二王三恪”，或远绍周汉，或近承隋唐，作为塑造自身正统性的重要手段。藉由柳怀素墓志提供的线索，可以考察永昌元年首次改立“二王三恪”政令在实际运作中的复杂状况，并由之审视圣历二年再度改制的内因，进而思考武周时期史料在李唐复政后遭致刻意删削的问题。
中国史研究杂志补白
“说以先民”当作“说以使民”作者：韩厚明 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90-90
摘要：今本《周易·兑·彖》：“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中的“先民”，汉晋典籍征引均作“使民”。如《诗·豳风·东山》诗序：“说以使民，民忘其死。”《论语·子路》何晏注引孔安国日：“《易》日：‘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左传》昭公六年：“教之以务，使之以和。”杜预注：“说以使民。”《文选·陆机·五等论》：“故《易》日：‘说以使民，民忘其劳。＇”
中国史研究杂志专题研究
北宋讲武礼新探作者：尹承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91-110
摘要：根据唐宋时期的国家礼典，北宋的“讲武礼”仍如唐制，是以王朝集结在京重兵，由皇帝亲行大阅为唯一的形式。这一活动在礼仪文本上通北宋一代基本没有变化，在实践上则仅在宋初三朝举行过数次。就其空间的广大与人员众多来说，讲武礼是王朝在非战时状态下举行的最大规模、最高级别礼仪与军事活动。宋初三朝的皇帝大阅，皆在战争或酝酿中的战争之前举行，遂使之具有战争前奏的意义；并且大规模军事集结，又使大阅具有武力威慑的军事功能。正因讲武礼的实质是大规模军事集结，这一代表王朝重大军事动向的活动，在宋辽澶渊之盟后，为了保障根本的安全环境、避免破坏和局，而不再举行。
“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作者：贾连港 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111-126
摘要：在金军第二次南侵的危急关头，钦宗被迫接受朝臣的建议，任命已在相州起义勤王的康王赵构为大元帅。从任命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看，康王赵构的官衔应是“兵马大元帅”。靖康二年三月，伪楚政权的建立对赵构即位的正统性形成重大挑战，在赵子崧等人建议下，康王赵构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即位后，大元帅府时期官衔的变化影响其政权的合法性。为“再造王室”，实现中兴，在南宋初期官方史书的编纂中，汪伯彦极有可能有意讳言赵构官衔变化的事实，而以“兵马大元帅”指称之。此外，在南宋中晚期，史臣认为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缺少直接的史料依据。考察南宋建立前后两次更改大元帅官衔，其目的与宣示即位的正统性和巩固统治的合法性有关。
元代弓手制度初探作者：王翠柏 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127-145
摘要：弓手制度作为宋金控制基层社会的统治经验被元朝继承,纳入了“祖述变通”的制度建构模式之中。元代弓手设置广泛，按规定要以百分之一的比例从百姓中选拔。实际上，由于各地治安状况的差异，弓手的选拔与这个比例并非完全一致。弓手主要职能为巡捕，其内容主要包括：巡夜禁、巡捕盗贼、监视基层民众动向等。元代弓手制度表现出一些有异于前代的突出特征，最为明显的就是由宋代的乡役转变成一种特殊的户计，反映了元代由户计制度带来的民众职业与职役的固定化。元代弓手在职能运行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表现出一些元朝的制度特色。元政府对其运行中出现的弊端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和完善，反映了元代国家政权对维护社会治安和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视。
中国史研究杂志补白
《吕氏春秋·下贤》与清华简《系年》互证一则作者：顾王乐 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46-146
摘要：《吕氏春秋·下贤》云，魏文侯“南胜荆于连陧，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卿”。“连陧”一词旧多不作注解。杨宽认为“南胜荆于连陧”是指魏文侯四十六年（前400）“三晋联军南下伐楚，攻’到桑丘而回”一事，“连陧”即指楚国长城，桑丘在方城附近。
中国史研究杂志专题研究
明代文官复姓制度与运行实态作者：汪维真; 牛建强 单位：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147-164
摘要：复姓制度是明代礼乐制度建设的内容之一。洪武三年首次颁令允许官吏人等奏告复姓，洪武二十六年、隆庆三年又陆续推出新规。它们共同构成文官复姓制度的基本内容。文官复姓事例最早出现在洪武初年，然复姓操作步入制度轨道大体始于宣德年间。嘉靖初年，按制度程序复姓已为常态。至万历一二十年代，京官与地方官的复姓方式出现分化：在京文官仍依照个人具奏、吏部办理的原有复姓模式，而地方文官则采取个人中文，地方有司备案、查勘、合议后由抚、按代题的新模式。这一调整使地方文官的复姓流程更趋合理和具有效率，同时也折射出明后期抚、按地方权力日渐增强的事实。
清代苏州鱼鳞册中的业佃并录考释作者：胡英泽 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165-184
摘要：国内外现存的清代苏州鱼鳞册有些记录了业户、佃户的信息，佃户栏填写的内容分别为“自”、姓名、空白三类，学界对此理解分歧严重。有学者认为，业佃并录反映了官府对佃户产权的认可。“自”指底面分离、业主自有田面；佃户栏空白指底面合一、承租佃户经常更换；佃户栏标有姓名意指业佃分别拥有田底田面权。由此推论，清初江南底面分离现象普遍，地权极为分散，租佃关系不发达，不具有地主制经济的特征。其实，苏州的一些鱼鳞册也有不记录佃户的。业佃并录意指“一田二主”的认识缺乏充分依据，论证逻辑存在问题。对道光年间鱼鳞册地权流动的考察表明，业户、佃户共同记载的田块并不能体现出田面田的特点。这一时期，在城地主占有苏州城附近村庄一半以上的耕地，租佃关系发达，租佃关系变动频繁，同时，租佃期限长期化，显示出租佃关系相对固定化的趋向。
中国史研究杂志书评
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作者：梁满仓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85-203
摘要：汉王朝的统一及其强盛，使其成为公元前后长达四百年雄踞东亚、睥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其外交触角亦随之从东亚地区伸向了广袤的西方世界，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时展和外交新局面的需求，使其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促使其外交职能急速膨胀，构建了一整套相应的外交体制，从而把自先秦以来形成起来的中国古典外交体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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