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2023年第1期（总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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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研究存在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和宏大叙事多这“三多”特点。相应的，事实调查、个案积累和深入分析这类经验研究则显得相当的不足。当下，推进经验研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之急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之必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是必要的，是可能的，也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也要求民族学/人类学走出旧有的学术范式的桎梏，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角、研究思维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作出转换，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从原始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要作出一些调整，走出封闭的田野，在多民族社会中开展跨界比较研究，辩证地看待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以适应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工作的需要。
关键字
中华民族共同体；经验研究；范式转换；方法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
谷苞先生曾指出，民族学的研究要对民族社会的现实情况和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和现场观察，以便发现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民族学研究的目标是增强我们对民族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它需要以“问题”为导向，需要以与中国民族相关的核心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问题现状的清晰描述，深入分析，归纳总结，拿出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系统理论工具。亦即，民族学的研究需要以经验研究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各民族社会实际问题为目标，提出符合各民族社会实际情况的科学有效的建议与举措。回顾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当下与之相关的研究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特点。“三多”，即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宏大叙事多。政策解读多，体现为这类研究集中于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报告的阐释，对相关政策的解读；逻辑推导多，体现在对“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的推演方面，其研究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逻辑推导，对各民族社会并无深入的民族调查；宏大叙事多，即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议题，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少数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形成的过程展开长时段、大历史的宏伟叙事，这样的研究非常多。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的确需要这些类型的文章，以统一全国学者的普遍认识，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共鸣，促进民族团结等，这是必要的，也是关键；另一方面，这些类型的研究往往掩盖和回避了对诸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经验问题的讨论，也由此引出了我们称为“三少”的特点，即事实调查少、个案积累少、深入分析少。
“三少”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存在着某种误区，又或与学者的研究兴趣有关等。在客观上，则反映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的缺乏与不足，往往会导致人们无法细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没有经验研究做底子，我们难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问题现状进行清晰的描述，也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归纳与总结，进而导致相关政策在其中无法得到有效的制订和实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进。问题是创新的起点，问题导向更有利于理论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离不开经验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经验研究为支撑，不仅能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真问题”进行有效的应答，也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经验研究，也有必要推进经验研究。
二、经验研究何以必要
受近代实验科学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研究形成了两大范式：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侧重主观，涉及价值，其知识生产模式主要以权威论断和自我的直观经验为依据进行逻辑推导与思辨论说，以文本阐释、演绎归纳、逻辑推导为主要研究方式。社会科学则吸收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侧重客观，以“从实求知”为知识生产的理念和原则，根据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问题的特征，通过质性和定量研究、生活实验等方法，获取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的完整准确信息，进而分析、归纳出具有信度、效度并可验证和可重复的结论或判断。总之，客观准确、深入系统地把握与认知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及其规则和规律，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开展研究的基础和目标。民族学/人类学便是这样的一门社会科学。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存在的“三多三少”特点，正是由于偏重人文科学色彩的逻辑演绎研究而忽略了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然而，无论在建设实践过程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都需要经验研究。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之急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学者们就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工作提出的宏观思路，从主体与意识层面展开探讨，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互嵌性、共生性三个维度进行探讨，等等。这类研究仍然属于逻辑演绎、文本阐释的研究范畴。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急需开展经验研究。正如最近有学者指出的，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出现断裂，缺少有效的衔接。各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民族关系特点等研究，应该纳入更多的实地调研、案例分析与实验方法，但对于如何开展经验研究，并没有给出回答。
从社会科学的研究程序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对相关的研究对象进行信息获取。获取的信息不能是碎片化的，而应是完整的、系统的、深入的，以至于能够让我们充分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其次，通过经验研究，在有效获取信息的基础上，“把脉”问题，找出“病症”所在。正如西医在治病的过程中需要对病人做听诊、抽血等“调查工作”，才能对症下药，中医里也有“望闻问切”一说。同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民族学/人类学也需要对研究的对象、问题进行一番“把脉”，方能知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展情况如何，存在怎样的问题，有哪些短板与不足。如果没有经验研究做基础，而是仅仅停留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概念的不断阐发上，重复脱离经验的逻辑推演，这样的研究无法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具体情况获得系统完整且深入有效的信息，更无法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这样的研究成果，作为政府的咨询报告也好，作为学界参阅的文本也罢，在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问题上都缺乏针对性，在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与具体任务的层面上就会变得不够清晰，也难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经验研究，我们才能在实际中检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成果，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归纳总结以及对建设成果作进一步的推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需要深入民族地区展开民族调查，推进经验研究。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反映民族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情况就是民族学的任务。民族学/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实地研究是对实地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形成概念或理论工具。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形成、如何演绎的研究讲述的是民族社会过去的历史经验，而经验研究则是要回应民族社会现在的、当下的具体情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除了需要观照历史经验外，更要重视对当下的经验研究。通过对民族社会的事实经验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可以更好地开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寻找新路径，提供符合当地实际的、各个民族都能接受的措施，真正地落实和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之必需
费孝通先生当年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中谈及个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对这样（一类个案）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它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虽然个案研究因存在解释力的局限性而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但是个案研究本身也具有层层递进、深入拓展，联结“微观”与“宏观”的潜力。费老当然也意识到个案研究在解释力上的局限性，在《江村经济》之后，他便对不同类型的个案进行比较研究，开拓中国社会的类型学研究范式，试图走出个案研究的局限。费老在《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一文中说：“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为单位，孤立起来一个一个地研究，在方法上虽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后需要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既要有宏观的研究，还要进行切实的微型调查。……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另外，费老也一贯提倡要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开展经验研究，并强调经验研究在推动民族研究的理论工作中具有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必须密切结合我们的民族实际去推进关于民族研究的理论工作”。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推进必然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研究工作需要研究者深入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当中，发现各民族的生活逻辑，寻找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道理。只有我们真正进入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才会看到共同体逻辑是如何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的。以云南哀牢山的少数民族生活为例，该山区的少数民族为了适应立体地貌和立体气候所带来的农时节令的差异以及为了有利于牲畜的繁殖，哈尼族与傣族很久以来就保持着一种以耕牛结成的“亲戚”关系。哈尼族称之为“牛塔”或“最确”，意为“牛亲家”或“亲密的朋友”。结“牛亲家”，一般以一户山区的哈尼族与一户坝区的傣族，经过互相协商，自愿将双方的牲畜折成合理价格，多寡不均时则以现金补贴，牲畜便成为双方的共同财产，双方轮流管理使用。这种关系一旦确立下来，山坝间哈尼族、傣族的两家人便像亲戚一样频繁交往。开春，河坝地区气候温和，青草茂盛，正是傣族种植早稻的农忙之季，此时耕牛由傣家喂养和使用。四五月间，傣族农闲，而山区的哈尼族正值犁田栽秧的大忙时节，此时耕牛归哈尼人家喂养和使用。六七月份，哈尼族栽完稻秧，河坝傣族又要栽插晚稻了，耕牛又下山归傣家喂养和使用。晚稻栽完，河坝炎热无比，而山区气候温和，草木青青，耕牛上山来避暑养肥。十月以后，山区气候转冷，草枯寒，而河坝依然气温宜人，耕牛又下山来归傣家饲养过冬。又如在云南某些民族杂居的山村，彝族的姑娘嫁给了当地的哈尼族小伙子，或某个哈尼族小伙子娶了隔壁村的白族姑娘。在云南的彝族傣族自治县里，因为彝族和傣族的祖先在历史迁移的过程中聚居在一起，所以两个民族在通婚、生产和合作中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直至发展为祭祀共同的先祖。这样的案例表明，在各个民族的生活里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没有这样的经验研究，我们就难以发现各个少数民族在具体生活事件当中的内在生活逻辑，也没有办法寻找、发现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生活以及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道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生活逻辑和内在道理是需要经验研究去发现、去解释、去完成的，最后将经验研究获得的具体认识转换为理论研究，进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学这门学科非常关心和重视中层理论。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提出的一种旨在整合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该理论强调经验研究，要求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理论依据。中层理论能够联结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衔接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中层理论的研究取向对于民族志工作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从目前来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在中观层面的理论建设重视不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属于高层次的宏观理论，我们要发挥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层理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三、经验研究何以可能
（一） 范式转换
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期，中国从国外引进民族学/人类学时，国外对复杂社会的研究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初民社会范式仍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学界引进的主要是初民社会的学术范式，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界普遍接受的是认识初民社会的思维方法。这样的学术范式和思维方法大大影响了中国现行的民族学/人类学范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涉及全国范围的国民性建设，民族学/人类学传统的研究范式面临重大挑战。面对新时期的民族问题、现实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任务，民族学/人类学需要走出旧有的范式，在研究视角、研究思维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作出转换。
第一，研究视角需要从简单具体转换到复杂整体，建立国家视角，确立国族维度，建立新的整体观照。在国民性研究方面，尽管国外的人类学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以日本整个国家为分析单位，进行国民性的研究。中国的国民性研究主要属于哲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大，这主要受制于民族学/人类学过往研究初民社会的学术范式。然而，中国的少数民族早已走出初民社会而进入了复杂社会，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领土范围内的人群全都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少数民族早已走出了“原始社会”“初民社会”而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中。这里所谓的整体观照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强调的文化整体观有所不同。这里所强调的整体观照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整体观接近，即在一个宏大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民族学/人类学不能仅限于研究对象实体本身，而是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观照之中进行研究。
第二，学科要进行重新定位，从研究特殊性转换为研究共同性。研究特殊性、差异性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定位。正如挪威人类学家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所言，人类学力图寻找人类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绕道去认识人类的特征，去揭示人类的某些共同点。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往往更关心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习惯于通过积累一个个具有文化差异性的个案，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早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受国外人类学研究定位的影响，往往会有意地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个独立封闭的单位进行研究，着重关注研究对象的传统文化特质，自动地避开、绕开了研究对象所接受的现代化、全球化的种种影响。譬如，以往有学者在对西双版纳的傣族开展民族调查时，会想尽办法去发掘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并将傣族文化中的种种特殊性一一记录下来，而有意地把傣族人家里的录音机、电饭煲、港台明星的海报等现代性的内容屏蔽掉。这样的研究忽略了研究对象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共同性的一面。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调查和经验研究要重新定位，重新将寻找差异性、特殊性的研究定位转换为对共同性的关注和研究。因此，不管是少数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还是他们接受到的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或受到民族国家体系的形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等等，这些宏观整体的共同性的内容都应纳入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在经验研究中呈现出来。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不能仅将目光盯在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上，而忽略宏观的共同性内容；也不能将研究对象视为封闭的实体，忽略全国性、全球性、现代性这些宏观因素与研究对象所产生的交互作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调查、经验研究需要有这样的重新定位。
第三，研究思维要从聚焦实体向聚焦关系转换。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带有很强的实体性思维，即把研究对象、某一民族视为一个个孤立的、封闭的研究实体。以往研究人员的研究思维习惯于将研究对象预设为一个个实体性的“原子”单位。那时的许多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者相信，只要像现代科学一样将研究对象“原子化”，便能有效地观察研究对象的社会结构、生计方式、语言习惯、信仰仪式、组织行为等封闭的构成要素。随即，研究者只要将之一一还原，便能够解释清楚民族是什么，民族的本质是什么。虽然这样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一旦从关系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这样的观念便很快会被推倒。任何民族都是关系中的民族，都产生于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自然与社会等交织与作用的多维关系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发展延续了马克思对共同体的阐释。马克思对共同体最基本的一个看法便是，所谓的共同体是现实的个人基于某种共同性或关系所形成的一个结合体。共同性和关系是共同体的基本要素。马克思认为根本的共同性和关系是人的生活本身，以此为纽带所形成的共同体，即人的生活的共同体是一切共同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再建构，本质上便是一个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关系性问题。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中需要实体性的思维，但更需要关系性的思维。民族学/人类学是关注人、关注民族、关注文化的学科。人、民族、文化都是在关系中形成和维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群体内和群体外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等等。如，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的民族成员接受了义务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他们渴望走出农村，移居到沿海发达地区去工作或创业；有的民族成员选择了当兵，等等。少数民族在城乡之间流动，跨地区流动，在不同地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应当将研究的焦点放在民族间各种关系的互动之中，将以往聚焦于实体化的思维转换为关系性思维。
（二） 方法改变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需要民族学/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作出一些改变。第一，田野调查点的选择要走出传统的封闭性和独特性。过往，西方人类学者热衷于在封闭社区、岛屿社区中进行研究，如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调查，布朗（Alfred Re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研究，米德（Margaret Mead）在萨摩亚群岛的研究等，西方人类学的许多经典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作品都诞生于封闭的岛屿社区。中国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中也颇为受益，更是促发了学者们在中国展开微观社区研究的热潮。中国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者在选取田野调查点时，首先会尽量考虑那些少数民族比例较高、受外界影响较少、民族文化习俗更纯粹的村落。这样的理念也是受到旧有的初民社会研究范式以及追求研究对象差异性的传统学科思维、学科定位的影响。但无论是中国的考古学资料还是文献史料，都表明中国各个民族之间有着深厚的交往历史。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即使是一个小而偏僻的村落，都并不是封闭的，要想找到一个纯之又纯的封闭的少数民族社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并不太现实。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少数民族生活在民族杂居的社会环境中，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非常频密。我们常说，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格局是“大杂居，小聚居”，事实上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小聚居里也能见到杂居。少数民族杂居的结果体现在民族联姻、语言共融、节日共享等方面。我们在西南边境地区进行民族调查时会发现，即使在一个偏僻的村子，村民也有和外界接触的经验事实，如联结姻亲关系等。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是历史上居于主体地位的民族，当地的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都必定会说几种语言，且傣语是当地各个民族都会说的语言。德昂族、阿昌族不仅会说傣语，还会说景颇语。此外，在节日活动中，如彝族的火把节、纳西族的三朵节等，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共同参与其中的画面。这些体现了民族地区各民族实实在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因此，民族学/人类学在民族地区开展经验研究时需要摆脱以往追求田野调查点的封闭性与独特性的固化思维，而要更多地关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的地区。
第二个方法改变，便是需要进行跨界比较。比较研究本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研究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对少数民族的跨界比较方法运用得相当不够。学者为了能把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表现出来，有意地切割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事项，或者刻意地回避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现象。从经验事实来看，少数民族在长期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彼此已然跨越了明确的民族界限，各个民族之间的各方面联系也变得日益密切。如，纳西族的东巴教其实和汉族的道教、藏族的苯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并不是某个民族独特的发明；德昂族、傣族和布朗族都共享着南传上座部佛教，也共享着许多共同地域文化；云南少数民族的泼水节不仅是傣族的节日，傣族聚居地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同样的节日文化。由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人为地单独切割开来，因此周围的少数民族要改称，如德昂族将“泼水节”改称为“浇花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东西部之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得中国民族交错分布、杂居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人们从传统的居住空间、社会纽带和文化环境中流动起来，跨越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界限。跨界研究是对多民族关系研究的新思考，也是处理多民族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一个实践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需要民族学/人类学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展开跨界比较，特别是需要关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界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相比于传统的比较研究，跨界比较的研究方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中大有作为。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要求民族学/人类学调整焦点。过去，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将焦点过于集中在研究对象的差异性、特殊性等方面，从而忽略了差异性与共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需要转换研究焦点。大量事实证明，没有哪一种文化是某个民族完全独有的，文化在不断地传播，不断地融合，不断地相互接纳、相互启发、相互借鉴，这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常态。当下，中国各个民族被纳入同一民族国家之中，各个民族生活在共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共同的地域生活之中。民族学/人类学更应从日常生活、民族文化等方面去探寻共同性，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焦点要从寻找差异性调整到辩证地看待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差异性与共同性之间的关系上。
四、结 语
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讨论虽多，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也是显然的。这些研究大量集中在政策解读、逻辑推导以及宏大叙事的层面，而缺少深入的民族调查和经验研究，回应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经验的文章也同样少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推进都离不开经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经验研究，需要有针对性地获取信息，清晰地反映实际问题，对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总结，这样方能更好地开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推进经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研究者不能“坐在摇椅上”当一个思想家，而是要深入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去发现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活逻辑，去解释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道理，需要经验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提供支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是必要的。
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要求民族学/人类学摆脱旧有的学术范式的桎梏，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角、研究思维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作出转换，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从原始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要作出一些调整，迈入多民族聚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密的田野，需要跨界比较，也要辩证地看待各个民族间的差异性与共同性。推进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展开经验研究是可能的。强调以经验研究为基本的民族学/人类学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必定大有可为。
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从略
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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