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动态》是我大学期间最经常读的史学刊物之一。那时的《中国史研究动态》装帧朴素，没有华而不实的外表，单色的封面印着目录，使人看到封面就可以知道本期有哪些内容。这本刊物所提供的内容极为丰富，一刊在手，国内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大体可以了解十之七八，这可能就是我当时喜欢读她的原因。那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负责这样一个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名的史学期刊，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

一、初到历史所

198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这是一个为市委领导服务的单位，主要工作是为市委的大型工作会议起草工作报告，有时也会给书记、副书记写写讲话稿，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研，实际上就是到基层了解情况，然后写个报告，以资市委领导做决策时参考。研究室的工作类似于旧时代主官的幕僚团。如果想在仕途上官运亨通，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单位，很多人梦寐以求而不能得。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个官场升迁的快车道，并不适合我这个不喜欢拘束，又经常满脑子跑火车的人。恰逢其时，在和一位同学闲聊时，他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需要人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在我的心目中，历史研究所就是学术界的圣殿，这里集聚着史学研究领域精英中的精英。能成为这个学术殿堂中的一员，对我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记得当时北京市委研究室主任白有光同志问我为什么要调动工作，我的回答就是：“那里是学界的最高学府，机会难得”。

因为是平级调动，调动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1985年春天，我从中共北京市委的一名小官僚，变成了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我所在的具体工作单位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处的负责人为胡一雅先生，其他工作人员还有胡柏立老师、李世愉同志，加上我，一共四位正式工作人员，还有一位负责图书工作的临时人员金令宜老先生。我所做的虽然为事务性工作，但也无拘无束，乐在其中。除了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做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看书，这正是我年轻时一直心向往之的生活状态。

《中国史历史大辞典》是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做的，当时这种大型的项目很少。全国最顶尖的专家泰斗，几乎都被囊括其中，老一辈的史学大家有郑天挺、谭其骧、吴泽、杨志玖、王玉哲、翁独健、蔡美彪、戴逸、邓广铭、王毓铨、邹逸麟、李学勤、林甘泉等，而田余庆、林剑鸣、陈高华、杨讷、王曾瑜等稍晚一辈的学者只能作分卷主编、副主编，或者分卷编委。群贤汇集，不可能一一列举，读者只要看一看《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委会名单，就可知其阵容何其庞大壮观。能把全国这么多专家汇集在一起做一个项目，在以前没有过，后来也再没有出现。对于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一到历史所就能参加这样大的项目，其兴奋自豪之情，自不待言。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利用这样一个大好机会，向这些学界泰斗多多讨教，大好时光虚度而过，至今在学术上一无所成，每思及此，常暗自汗颜。

再好的项目总会有结束的时候，集数百人之手，耗十余年之功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终于付梓刊行，这一项目也随之结束。而在这时，我的去向却成了问题。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愿意去研究室，因为以前写过一篇有关汉代西域都护的小文，因此想去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又怕自己学历不够，难以胜任那里的工作，因为我的职称定为编辑，最合适的工作是到编辑部，因此去编辑部也成为我的选项之一。但是，对于能否胜任编辑部的工作，自己心里却完全没底。

二、我和《中国史研究动态》

正在我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负责编辑《中国史研究动态》的许敏同志希望换个工作，重回《中国史研究》当编辑。田人隆先生因此建议我来接替许敏先生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并不复杂，编辑稿件之余，还可以自己看看书，写些文章。我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很快，所领导便批准了我的请求。

《中国史研究动态》虽然是由历史所主办的刊物，可我对她并不是很熟悉，如果说有联系，也只是在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至于这个刊物如何编辑，如何出刊，有怎样的工作流程，我都一无所知。只记得刚到历史所时，由田人隆和林永匡二先生负责编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每个人手中有个手提包，里面装着稿件。后来，林永匡先生到清史研究室，改由田人隆和许敏两位先生编辑。在我去《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前，主要由许敏先生负责，主编是陈高华先生。大概是因为工作过于繁重，许敏先生又想回到《中国史研究》，这时正值《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工作结束，我便成了接手这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合适人选。这时大概是1996年前后。

到编辑部以后，我才从陈高华先生及其他人员那里对《中国史研究动态》有了一定的了解。

《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于1979年，月刊，每期32页，每月25日出刊。她创刊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经过多年动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举，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处于思想解放的兴奋之中。老学者和中年学者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以加倍的努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情绪激昂，以青春的热情去迎接那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海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重要部门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广大学者，在多年的学术荒芜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高潮。但是，这一高潮也给历史所同仁带来了新的困扰。一是苦于缺少发表成果的阵地，二是当时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不明。文革前，学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政治审查比较严格，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刊物——《历史研究》，曾由历史研究所代管，所内同仁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是较为方便的。在学术情报方面，历史研究所办有不定期刊物——《史学译丛》，主要介绍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历史研究状况，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其中也不乏有关欧美及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史学研究信息（该刊在1958年停办）。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成果成倍增长，特别是当时名望还不是很高的中青年学者积极性很高，写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困难的是缺少发表成果的园地。以前国内所有的几本学术期刊显然已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创办两本刊物：一本以刊登专业性较强的研究论文为主，取名《中国史研究》，另一本以介绍国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为重点，这就是《中国史研究动态》。

到《中国史研究动态》时，我很快接手了许敏先生的工作，负责稿件编辑和其他杂务。而陈高华先生作为主编，主要为杂志把关，并审读一部分稿件。

我初来乍到，便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不熟悉工作流程，二是稿源匮乏。不熟悉工作流程可以在工作中逐渐摸索，时间长了，自然知道如何去做。最困难的是没有足够的稿件。作为一个按期公开出版的杂志，每一期的页码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对此，新闻出版署有明确的规定；每期出版发行都有固定的日期，到时不能出版，称之为拖期。杂志一旦拖期过久，读者便会有意见，杂志的名誉也因此会受到读者的质疑。记得刚到编辑部时，存稿极少，几乎只够编完一期；当期编完，下期的稿件尚不知在哪里。这种等米下锅的日子让人倍受熬煎，除了编辑工作，每天满脑子就是如何去找稿子。

为了摆脱稿源不足的窘境，陈高华先生和我想了很多办法。陈先生借助在学界的老关系，放下身段从各个渠道向老朋友求援。我也是想尽办法四处约稿。当时，由于稿件极度匮乏，每约到一篇稿子，便会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觉，篇件一到，都会舒一口长气。心想，下期又可以按时出刊了。投来的稿件，水平高低不同，质量参差不齐。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编辑的选择余地有限，除了实在不能用的稿子，只要在学术上没有太大问题，主题能符合《中国史研究动态》要求的文章，大多都优劣不计，予以发表。能用的稿件，大体有三类：一是作者水平高，文笔好，文章编辑起来会很顺手；二是作者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经常看我们的杂志，知道《中国史研究动态》需要哪类稿件，写出来的文章比较符合杂志的要求，这种稿件稍加修改便可使用；第三类文章最难办，这类稿件有一定学术水平，内容也符合杂志的要求，但在表达上却问题多多，让人不忍卒读。对这种放弃了觉得可惜、编起来很吃力的文章，也只好在不变原意的情况下，自己动手修改，有些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几近重写。这种修改往往要反复征求作者意见，费心劳神，苦不堪言。最大的痛苦还不在于出了多少力气，费了多少心血，痛苦的是情绪的煎熬。我对那种语句佶屈聱牙，读来不知所云的文字天生反感，每遇到这种文章，便如梗在喉，血气逆行，浑身上下不舒服，恨不能撕之而后快。但是，对这样的文章又不能不用，只好耐住性子，逐句修改，所费之力，远远超过自己写一篇文章。

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之久，经过陈先生和我的努力，采取多种办法扩充稿源，情况才逐渐好转。

由于不再为稿源不足花费太多的精力，我们才腾出手来考虑如何改善杂志的外观，扩充内容。在外观上，最初几年只是变动了目录排列方式，增加了英文目录，把单色封面改变为花色封面。对于一本杂志而言，外观的改动并不重要，关键还在于内容。“内容为王”，是提高学术界期刊质量永远不变的真理，高水平的稿件才是办好刊物的关键所在。在我刚接手《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前几年，栏目并不是很丰富，信息量也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发展，所内外同仁对此都有所反映。

《中国史研究动态》是以介绍海内外中国史研究情况为宗旨的刊物，办刊的目的是为广大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情况的平台，使学界对该学科的研究水平、研究方向、研究选题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既可避免重复研究，也可以互相促进。这本刊物的读者对象大体确定在本学科的学者，以及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兴趣的中高级知识分子。

本着这一宗旨，在创刊之初，刊物设立了年度综述、专题综述、海外汉学、学界名人、会议综述、书评与书讯等类栏目。

年度综述以断代或专史为纲，介绍每一年该断代或该专史的研究情况，类似于论著提要，对每一部著作或论文作一两句的观点介绍，并加以适当的评论，给读者简单的指引，读过这一栏目的文章，可以对该年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有个基本的了解。

专题综述则介绍某一专史或专题的研究情况，不限年代，这个栏目方便了那些想了解专史或专题的读者。

海外汉学，以介绍海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为主。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对海外的学术研究状况还不是很了解，广大学者迫切想知道国外同行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编辑部同仁通过各种途径约稿、开辟专栏、举办访谈，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海外研究信息，特别是在介绍海外中国史研究比较活跃的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动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学界名人栏目，顾名思义，以介绍海内外学术名人及学术观点为主。

会议综述对每年的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评述。

书评与书讯则刊登有关最新著作的书评或新书简讯。

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这些栏目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都不太令人满意。年度综述和书评书讯基本每期都有，专题综述也时常有一些，而海外汉学已经多年没有稿件，学术名人的稿件也极少。

为了改变信息偏少、偏窄的状况，我和陈高华先生商议后，决定把原来的海外汉学、学术名人栏目重新恢复起来，同时又增加新史料与新方法、学术前沿、学术热点等栏目。总体来看，仍以先前沿续的年度综述、专题概述、会议报导、书评书讯为主，后来又把新恢复的海外汉学作为主要内容，直到现在，这些栏目都是《中国史研究动态》的主体骨架。

作为一本学术刊物，“内容为王”不仅仅体现在栏目的设置，更重要的是学术文章水平的高低，从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陈高华先生作为刊物的主编，便一直强调这一点。陈先生的这一主导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

从编辑的角度讲，一篇文章的水平，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看学术水平，另一方面还要看表达能力。前者是根本，后者亦不可忽视。学术动态类文章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人们大多认为，这类文章比起写论文要容易一些。在我看来，也不尽然。就范围而言，写学术论文虽然也要了解与该论文主题相关的内容，但比起动态类文章，所涉及内容还是比较单一的。写一篇好的动态综述，不仅要看许多文章，而且还要对该学科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基本的了解，对当前的研究水平有深刻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所介绍的内容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些话说起来不难，可实际做到却不容易。要在每年几百篇文章中找出那些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高水平的文章，并要言不烦、文字流畅地加以介绍，就必须有高屋建瓴，披沙拣金的本事才行。从我办刊十余年的经验，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少之又少。

海外汉学栏目是我国学者了解海外（包括国外、港澳台）学术研究的重要通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如此，近十几年来，虽然和海外学者交流的渠道渐多，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基本没有多少障碍，但是，与海外学者直接交流机会也并非人人有份，所以，《中国史研究动态》在介绍海外学术研究状况方面，仍有其重要的地位。在恢复这个栏目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找不到既了解国外情况，语言转换和表述能力又很强的作者。我们办这个栏目，一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约请对海外研究有所了解的学者写介绍文章，这类文章的难点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如实反映海外的研究状况和水平。二是直接翻海外介绍中国史研究状况的文章，这类文章不仅在于对海外研究状况有所了解，而且在语言上要过关。凡是搞过翻译的学者都知道，在语言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做“信、达、雅”并不简单。翻译学术文章尤其难。这些年，《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较多的是日本《史学杂志》上的综述译文，在翻译这类文章的过程中，我们在这方面所遇到困难非常典型。大家知道，日本的语法与中国语法出入很大，中日两国很多文字虽然可以通用，但直接用语言交流却困难重重。这种差异在翻译的时候表现得极为突出。最初几年，我们多找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朋友来做这项工作，结果很令人失望。他们的翻译虽然能够忠实原意，但语言表述上却中日语法混杂，读起来佶屈聱牙。对编辑而言，修改这种稿件着实让人头痛。由于不懂日文，每次修改都要和作者反复协商，稿件往还，费时费力。经过多年的经验，最终只有找本所的同仁来做这项工作，一来本所同事都是专业人员，且都是某一方面专家，加之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对日语的理解上应该不成问题；二来我所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在语言表述上，都有很强的能力。这几点对提高翻译质量助益良多。退一步讲，既使有了问题，互相协商解决也方便了许多。

书评与书讯一直是《中国史研究动态》的主要栏目，从创刊到现在，这个栏目的文章一直没有中断过，由于这个栏目的存在，很多最新的学术成果得以尽快为学界所知，这无疑为推广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个栏目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由于《中国史研究动态》在很长时间里，每期只有32个页码，这么小的篇幅，每期要发表年度综述等很长文，同时还须兼顾各个栏目之间的平衡，因此很难刊登长篇幅的书评。鉴于这种情况，刊物要求每篇书评最好在两千字以内。这一要求限制了作者对学术成果的完整解读，除了介绍著作的主要内容外，已经没有更多文字对成果的得失作出评价。既使有点滴评价，也大多落于空泛。

除了以上几个栏目是每期必有的内容之外，经常发表的还有会议综述。其他如学术名家、新史料与新方法、学术前沿、学术热点等栏目，都以来稿为主，有时也约些稿作，但不是每期必有。

从1996年至2002年这五年多的时间，《中国史研究动态》由陈高华先生和我两个人编辑，陈先生负责把关和终审稿件，其他具体工作由我来做。当时还是月刊，从来稿登记到初审稿件、组织稿件，最终到印厂核红，头绪繁多，整个流程就象一部不停转的机器，上期的清样还没有校对完，就开始编辑下一期，循环往复，每一期都不能拖期。尽管工作很紧张，由于安排得当，从我接手以后，还未曾有拖期的事情发生。

除了要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还有几项指标也极为重要，一是政治方向上不能出问题，特别是不能出现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其他如有损民族，宗教、对外关系的文字，都不可以在刊物上出现。此外，对台、对港澳用语也不能随意使用，哪些名称要加引号，哪些名称只能用简称，相应机构都有具体规定，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差错

以上几项固然重要，但对我来说，减少差错率才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新闻出版署规定，期刊的出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三才算合格，超过此标准，轻则收回刊物，重则批评警告，严重者甚至要吊销刊号。我院规定更为严格，凡是达到万分之三及以上的刊物都要通报。院科研局期刊管理部门每年组织专家审查，定期公布审查结果。这就要求文字校对时严格把关，全力减少差错。文稿校对看似简单，实际上很繁琐，看校样时要一丝不苟，真正把心静下来，逐字逐句地看，才能尽量少出现错误。做过编辑的人都知道，几个校次都由一两个人做很容易出错。最初几年，只有我和陈先生两个人，每期至少有四个校次，根本轮换不过来。刚接手的时候，不熟悉工作流程，又时常为稿件不足闹心，从而在质量上出了问题，并曾被院里通报。对此，我和陈先生都极为重视。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倍努力，别无他途。为了减差错，我们不仅增加了一个校次，而且在看校样的时候，花费更多时间，反复阅读。从此后，在差错率方面，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2002年，经编辑部多次请求，人事部门将李学勤先生的高足苏辉同志分配到《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苏辉同志随李先生求学多年，功底扎实，聪明肯干，很快就熟悉了编辑部的工作流程。他到编辑部以后，分担了很多工作，大大减轻了我的压力。2002年至2009年这七年间，一直是陈高华先生、我和苏辉同志在编辑这本杂志。三个人处于三个不同的年龄段，经历也各不相同，但工作上却能互相配合，甚为融洽。从他们身上，我获益良多，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的经历。

2009年，李成燕同志也参加了编辑部工作，编辑部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李成燕同志细致认真，工作上很有特点，她的到来，对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人员增加了，工作并不轻松。在李成燕同志到来之前，院有关部门提出名刊工程，要求我院主办的各个刊物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刊物的外观和学术水平要有明显的改变，争取在尽快的时间里，办成国内外一流的学术期刊。同时，院科研局期刊管理部门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每年要定期检查。这无形中给刊物增加了新压力。

为了完成我院创名刊的要求，也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求，我们于2011年将原来的月刊改为双月刊，每期由原来的32个页增加到96页，篇幅增加了50%，从页面到版心也都重新设计。厚度的增加，封面、版心的美化，使得《中国史研究动态》面貌一新，一改过去那种小册子的形象，这应该是杂志创刊以来最大的变化了。对此改变，外界褒贬不一，就我们编辑部而言，尽管工作量大了，但对新版的《中国史研究动态》，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这次改版过程中，为了扩大信息量，我们还增加了几个栏目：课题介绍、研究单位介绍，研究生培养。这几个栏目虽然办了起来，但是，由于稿源不足，办得并不理想。

世事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中国史研究动态》已经走过了三十五个年头，我来编辑部也将近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自己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实在是微不足道，《中国史研究动态》能够走到现在，和前辈的开创之功和各位师长的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为这个杂志所做的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

林甘泉先生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创办具有开创之功。我们知道，林甘泉先生参加学术管理工作多年，而且自己学术功底深厚，见解独到，对学术研究有着深入了解。在当时形势下，林先生充分认识到在百废待兴之际，只靠闭门造车，无法有效提高学术水平。要想提高所内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出更多的成果，扩大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影响，就要有一个交流学术研究信息的平台，不仅要和国内学者交流信息，还要了解海外研究状况，这无疑是尽快恢复历史所学术地位的最佳途径。《中国史研究动态》正是有老一辈学者的远见卓识，才得以诞生。

《中国史研究动态》创刊后，我国著名的元史学家陈高华先生是该杂志的主要负责人，陈先生在副所长、所长任上主管《动态》，后来又兼任《中国史研究动态》主编。可以说，陈高华先生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对杂志所取得的成就做出极大的贡献。

杂志最初的主编为历史所老研究员张书生先生。实际负责杂志工作的是杨讷先生，杨先生虽然后来不再做编辑工作，再以后又去北京图书馆担任常务副馆长。但是，《中国史研究动态》能够发展到今天，杨先生最初几年的草创之功对刊物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田人隆和林永匡二先生编辑杂志的时间也不算短，我们最初看到的文章大部分都是由他们编辑的。林永匡先生回到清史研究室后，又由许敏女士和田人隆先生共同负责。除了以上几位先生，《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其他同志，也为《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编辑出版做了很多工作，曲呜丽同志一直负责编务，《中国史研究动态》的事务性工作大多是由她来做的。除此之外，《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同志们还承担了稿件的登记、稿费的发放、校对等事。总之，作为一个团体，《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的同志们体现了很高的互帮互助精神，这对《中国史研究动态》的顺利出版发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年参加《中国史研究动态》工作的大部分同志已经退休，不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间长短，这些老先生对这本小小的杂志的创办，编辑、出版，先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名利、默默无闻、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学习。如果说《中国史研究动态》还有一些成就的话，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作为后学，我在此对这些师长表示深深的敬意。

要《中国史研究动态》工作的十多年，在我一生中都是很重要的经历。在此期间，编辑部的各位同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陈高华先生，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元史专家，从来都是那样谦逊，没有一点架子。以六七十岁的高龄，仍然不辞辛苦地审查稿件，校对清样，而且每次都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每一个疑问。工作上有了问题，总是以平等的地位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商量，找出解决的办法。在这十几年的工作中，他深厚的学养，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我的影响颇深，使我终身受益。苏辉和李成燕同志，虽然来编辑部工作时间长短不同，他们二人各有特点，但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是一样的，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总之，我们这三代学人在一起工作，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可以说亦师亦友，相处无间，十分融洽。此外，《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同仁们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特别是曲鸣丽和张彤同志，和我们从来不分彼此，不计报酬，为我们联系业务，发放稿费，寄送样刊，以及其他许多事务性工作。《中国史研究动态》发展到今天，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对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一直心怀感激，无以言表。

人们常说，当一个人回想往事的时候，说明这个人已经老了。我虽然心态自觉年轻，但不知不觉间，已年近花甲，工作寿命也接近尾声。我在《中国史研究动态》这十几年，开始担任副主编，后来作主编，总感觉这个杂志就象自己的孩子，时不时会牵动自己的心绪。但是，有时也扪心自问，我对这项工作真正全身心投入了吗？如果说全身心投入，又哪里有时间去管所里信息化这种劳神费力耗时的事情；如果说没有全身心投入，又为什么会经常为了搞好这个杂志昼思夜想，寝食难安。就象我这个人一样，一直处在矛盾当中。虽然问心无愧，却不十分满意。

明年，我就到了退休年龄，在编辑部的工作也将结束，希望接手我工作的同志把杂志办得更好，真正办成海内外学术界的名刊。

也敬请所内外的广大作者和读者，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你们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没有你们，《中国史研究动态》不可能走到今天。在以后的日子里，希望学界同道和本刊编辑部一起，继续对这个杂志给予精心的呵护，热情的支持，使这个学术信息交流平台日益稳固，信息更加通畅。

在十几年间，我一直负责这个刊物的主要工作，尽管在主观上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待人，对所内同仁的稿件也大多优先发表，但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当之处，如果哪位同仁因此受到伤害，请您原谅我的无心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