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史索
作者简介:史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6期。
正文
2022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活跃、稳步推进的态势,在传统领域研究持续深耕、深化的同时,考古发现和新史料不断披露与公布,部分传世文献得以整理与修订,多学科交叉互动研究继续拓展,涌现出新的理论、方法、领域和视角。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若干学术热点,促进了对理论和传统命题的反思和总结,这些都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新资料与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本年度,考古发现、墓志、古文书等新资料不断披露,学术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古代史研究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甲骨学、金文和简帛等文献对于先秦、秦汉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甲骨文方面,黄天树《甲骨文摹本大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细致区分出7万多版卜辞摹本的字体。西周铜器与金文方面,丁进《西周铭文史》(文物出版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山西出土青铜器全集·闻喜酒务头卷》(三晋出版社),张翀、刘莹莹《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觥卷》(科学出版社)等多部著作出版。简帛方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中西书局)公布长篇竹书《参不韦》,《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公布《仲尼曰》《曹沫之陈》两篇简文,《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秦代各类律令简约400枚,《乌程汉简》(上海书画出版社)为了解两汉时期乌程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墓志和石刻文献方面,钮因莉、黎毓馨主编《石铭江南:钱氏吴越碑拓》(文物出版社)刊出吴越碑铭拓片88张。介永强编《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集录391篇隋唐僧尼碑志塔铭,并进行校勘考订。仇鹿鸣、夏婧辑校《五代十国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辑录五代十国墓志共420余方。刘文、杜镇编著《陕西新见唐朝墓志》(三秦出版社)甄选了陕西关中地区新见唐朝墓志拓本223种。陈振濂主编《千唐志斋碑铭全集》(朝华出版社)收录了该馆收藏的全部志文碑刻拓本近2000种,以唐代墓志为主。杜建录、邓文韬主编《党项与西夏碑刻题记》(三秦出版社)共整理百余方汉文碑刻题记。
敦煌吐鲁番文献方面,朱雷《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巴蜀书社)整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的一批未经刊布的文书残片。王三庆《敦煌蒙书校释与研究·语对卷》(文物出版社)对敦煌所见童蒙诗歌教材中的小型类书《语对》进行了整理与研究。档案与契约方面,本年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先后开放馆藏清代邮传部、神机营、国子监等33个全宗档案及5万余件馆藏清代兵部——陆军部档案。哈斯巴根主编的《八旗档案文献汇编》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地方档案方面,胡铁球等主编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浙江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第一次系统出版的以县为单位的完整的鱼鳞图册。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本年度有一批传世文献出版了点校本或修订本,如刘安志主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周书》(中华书局),邱居里点校《资治通鉴考异》(上海人民出版社),仇鹿鸣《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附壶关录)》(中华书局),陈晓伟《〈金史〉丛考》(中华书局)、曹流《〈亡辽录〉辑释与研究》(巴蜀书社)等。
对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的研究也成果频出,如丁进《西周铭文史》(文物出版社),杨博《战国秦汉简帛所见的文献校理与典籍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中西书局),黎明钊、刘天朗编《临湘社会的管治磐基: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探索》(香港三联书店),苗润博《元修〈辽史〉契丹早期史观解构》(《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等论著都对文献的类型、史料价值、生成、流传、整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研究。耿洪利《上海图书馆藏古籍纸背明初小黄册复原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孙继民、孟月《〈艺文类聚〉纸背文书新见明代结状的刊布、复原与定名》(《文史》第2辑)等对纸背文书进行了研究。
二、传统研究领域的深耕与突破
在文明起源和三代研究中,历史学、考古学与文献学结合,成果丰硕。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展、王权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李峰《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刘晓霞译,三联书店)概述中国文明的起源,商周国家与社会的特点。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着眼于古族交往融合,阐释华夏民族形成进程。晁福林《“大夷”之力: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进阶》(《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秦、楚、吴、越等“大夷”,率先推行郡县制,破除华夷界限,推动中华民族形成进程。
三代方面,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对“夏商周断代工程”9大课题、44个专题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刘绪《夏商周文化与田野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探讨夏文化内涵与夏商分界。景红艳《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研究》(中华书局)从封建、册命、祭祀、军功、朝聘等方面考察赏赐礼制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影响。王震中《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朱凤瀚《论所谓昭穆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指出昭穆本义是辈分、子辈,儒家演绎为社会宗法制度。
政治史、制度史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年度,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继续保持热度,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乡里是秦汉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秦汉国家在乡里治理上多有创新,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的先河。政区研究亦由传统的静态研究逐渐注重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内在逻辑,如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屈斌《“厅”与清代中期甘边番地治理政策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
经济史则向传统问题回归,出土文献亦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如朱丽双、荣新江《出土文书所见唐代于阗的农业与种植》(《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主要利用和田出土的于阗语和汉语文书对唐代于阗农业生长和种植进行整体考察。李昕升《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经济史领域的一个传统问题展开了新研究,认为美洲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不能倒因为果。
社会史领域持续关注“人”的历史,陈絜和田秋棉《商周宗亲组织的结构与形态》(《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雒有仓《西周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与商周族群的政治认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马建红《中古京兆韦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等论著都对宗族、婚姻等人群问题进行关注。此外,对八旗人群的关注也是近年来的热点,如毛立平、沈欣《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赵令志《明末女真卫所衰落与建州女真的崛起——以穆昆塔坦档所载敕书为中心》(《历史研究》第2期)等。
区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和对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一组笔谈“从区域中探寻中国历史:问题意识与资料方法”,科大卫、郑振满、刘志伟、赵世瑜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讨论。华北区域研究近年来开始呈现突起之势,其中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成果颇丰。以区域研究为方法的研究论著亦成果颇丰,如于薇《徙封: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的结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分时段地动态研究西周封国布局与王朝政治地理拓展。宋杰《论秦、西汉国家“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军事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仅在西汉获得成功,在秦、新莽时期却遭到完全的失败,至东汉初年被朝廷放弃。
丝绸之路相关研究非常丰富。邵会秋、杨建华《前丝绸之路亚洲草原的文化交往——以金属器为视角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将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发现的金属器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出土的同类器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公元前1千纪中国北方地区与广阔的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互动,并指出这种互动最终孕育出了丝绸之路。巫新华《重走天山路:东天山吐鲁番古道考察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爽、薛海波《丝路视域下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达远《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万明《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均在丝绸之路的视角下研究区域国别关系史。
本年度,多学科交叉、融合,继续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新的推动力。考古学界使用古基因(DNA)研究,为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段,刷新了人们以往的历史认知,在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如韦兰海、王懿冰《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与明末建州女真部统治权的重新整合》(《清史研究》第5期)运用生物人类学方法探究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生物学父系祖先,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
地图学史研究继续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增长点,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地图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三卷中译本在本年度全部出齐,本套丛书是目前世界地图学史领域的重要著作。2020年,以卜宪群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地图学史》翻译工程”顺利结项,将此套丛书已经出版的前三卷翻译为中文,构成了完整的地图学史系列。
在国际数字人文潮流的影响与我国历史地理信息等领域研究发展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古代史数字化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在历史时期城址、治所、水文、灾害等方面都深入利用了GIS研究手段。同时,数字人文、可视化等方法也更多地用于古代史研究,数据库的构建与使用更加普遍,扩展到多个断代和领域,如仇鹿鸣主编的《唐五代墓志专目数据库》正式上线。
三、研究的热点和理论探索
本年度,历史时期“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受到学界重视。田广林、任妮娜《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夏朝成为王朝大国的根本内在机制是同姓和异姓邦国对夏的政治、文化认同;商代的“中国”认同,则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相辅相成;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度的推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中国”认同也获得同步发展。李青峰《石勒的华夏共同体建构》(《晋中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石勒通过国号的选择、改名运动、推崇佛教等政策来消除民族差异,促进民族融合和华夏共同体建构。崔明德、王硕《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及路径》(《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十六国时期是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并归纳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六种形式、三种路径和三大认同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设专栏,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其中,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回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发展阶段,从四个方面深入总结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理论认识。晁福林《导夫先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观念认同》认为,以伦理道德和天命观念为核心的观念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思想基础,观念认同是诸族交往与融汇的十分重要的先决条件。
一些传统的重要命题在本年度得以重新探讨,张帆《圈层与模块:元代蒙古、色目两大集团的不同构造》(《西部蒙古论坛》第1期)认为,蒙古部族集团内部,以成吉思汗家族为核心,其他氏族、部落依附于外围,蒙古部族集团外的其他集团在被征服过程中逐渐向核心贴合,形成了一种包含核心、外围与边缘的圈层式结构。过去史学界普遍认为元朝存在“四等人制”,其实并不准确,称“四圈人”更恰当,“四圈人”与其说是高低上下的差别,不如说是核心与边缘的差别。赵轶峰《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探讨了明清中国自身历史主题与全球历史变迁主题的交融纠结。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作为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标识性概念而存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历史研究》第3期)则指出,“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自主限关”的概念,认为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关于多年来始终是学界关注焦点的“唐宋变革”论,本年度涌现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组织“多元视野中的唐宋变革”笔谈,包括包伟民《“唐宋变革论”:如何“走出”?》、张泰苏《从“唐宋变革”到“大分流”:一种假说》、罗祎楠《认识论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分别从“清晰明了”的理论归纳与复杂历史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落差、中外历史现象的相互比较、学者理解历史的认识论主体等维度重新思考“唐宋变革”。《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也邀请参与2021年“跨学科视野中的唐宋变革”学术圆桌会议的学者撰写笔谈,主要从海外学者比较关注的早期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海洋贸易、比较历史社会学等学术视角展开讨论。
环境史在过去十余年间成为新兴分支学科,随着环境史学科本身的发展,以及疫情的挑战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学界对环境史的关注也越来越密切,如刘祥学《明清以来珠江中上游山地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效应》(科学出版社)、孙景超和张蕾《江南传统圩田的景观与分析:以芙蓉圩为例》(《中国农史》第3期)等。《社会科学战线》第7期组织了“环境史衰败论再思考”圆桌讨论,反思了环境史研究中的衰败论叙事倾向。灾害相关及气候与区域社会互动的研究也较多,如刘继刚《甲骨文所见殷商灾害研究》(科学出版社)、段伟《历史政治地理对水患的响应:以明清时期的黄淮平原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张健《清代以来黄河中游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中华书局)、李军等《气候变化对清代华北地区粮食生产及粮价波动的影响》(人民出版社)等。展龙、李争杰《明代地方农灾信息奏报及其决策价值研究》(《中国农史》第3期)分析了明代灾害信息的收集奏报对于农业灾害治理的价值与得失。有学者注意到明代中后期仓储体系的重构,藉此分析国家治理能力在大灾大难面前的革新(李秋芳、鞠明库《嘉靖初特大灾荒与明代地方备荒仓储体系的重构》,《江西社会科学》第10期)。
总体来看,2022年,在传统领域持续深入研究的同时,多学科方法的交叉融合、新发现文献的披露,都推动着中国古代史研究向着更广阔的领域拓展,也推动了对若干传统命题的反思与探讨。同时,如何更好地进行宏观思考和理论研究,避免研究“碎片化”的状况,建立符合新时代史学发展规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如何处理新发现史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进行与其他区域文明历史的比较,如何更好地做好历史普及工作,都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努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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