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非

今天，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已是世所公认、有目共睹的了。这自然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宽松的学术环境，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使之能够专心向学有很大关系，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如何将古典文学研究引向深入，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建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古典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困惑。十几年过去了，在世界即将告别二十世纪进入新的纪元之际，回顾这一段历史，应该看到，这一场无论就时间和规模而言都称得上空前的大讨论，对推进古典文学研究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讨论的焦点是关于研究方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学术观念问题，而无论是方法还是观念，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曾经风行一时、后来为许多人所诟病的生搬硬套西方某些理论和方法的做法，对扩展研究的视野也非一无是处。在对各种方法的探索和实践中，一种既继承了前人治学传统，又颇具现代意识的研究方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被一些学人称之为“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

什么是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将研究的视野和重点投向古典文学同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对此不妨看看当代学者是如何论述的。有意识运用这一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傅璇琮先生，在其力作《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序》中明确地说：“这本书把唐代的科举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的课题，是想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这就是说，运用这种方法，一是要打通历史和文学，二是要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这种方法看起来好象与传统的综合研究相似，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即不再是机械地罗列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哲学思潮等各种因素，而是将多种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使历史文化背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真实、全面的呈现。

这种方法的运用并非自八十年代而始，回顾本世纪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从二、三十年代起闻一多、朱自清、鲁迅以及刘师培、陈寅恪等近现代学术大师，就不同程度地实践过这一方法。如闻一多先生研究唐诗，便是着力探讨唐诗与唐代社会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关系，探究唐诗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诗人创作特点怎样与其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发生密切联系的。再如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不只是运用了传统的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而且注意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考察作家的行为及其创作。例如分析元稹的艳诗和悼亡诗的创作动因，便是从当时的社会风习道德观念、元稹本身及其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两方面对元稹的影响着手。对元稹《莺莺传》的研究，更是通过对莺莺身世的考证、特别是对中晚唐时期进士阶层的出身、思想、行为的翔实考察，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原因，并深刻揭示出造成崔、张二人的爱情悲剧，造成当时进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婚姻与爱情分离现象，尤其是造成当时的文士并不把这当作一个悲剧的社会原因，正在于当时一批新兴知识分子内心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一方面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仕途密切相关的门第观念的约束。这一精辟而富有创见的结论，正得力于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

综合来看，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方法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是特别注重对学术文化背景的考察与研究。详尽占有和准确把握历史资料、特别是与学术文化背景有关的资料，是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从这一要求出发，对古代典籍穷搜冥索，校勘训诂、考释笺疏等清代朴学大师在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无徵不信的实证方法，不仅不能偏废，而且有着其它方法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它与传统方法的区别在于，不停留在单纯地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分析史料上，也不只是把考证和推理结合起来，还具备宏阔的视野，透过专精的考证综观全局。而且这个“全局”，主要指的是对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历史图景、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只有这样，才既继承了传统方法的精义，又显示出与旧式考订迥然不同的格局。由此不难看出，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从思维模式来说，其实是“中西合璧”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既有扎实的旧学根底，又受到西方新理论、新思潮的熏陶的学者。

二是注意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的中介环节开展研究。如傅璇琮先生之所以从唐代科举制度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便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科举制度产生于七世纪初，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的头几年，足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唐代科举与文学》）于是抓住了科举制度这个与唐代文学关系极为密切的中介展开自己的研究。从中还可以看出，不仅是制度，古代士人的心灵，也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中介。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文学是人学，是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情感、情绪、伦理道德和思维习惯的真实再现；还因为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来转递的，正是某一时代社会、政局的变动，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造成了这一时代士人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态，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爱好。所以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便成为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重要中介。再如学术思想，有的学者研究社会思潮对审美活动及文学思想的影响，便摒弃了过去那种将政治与文学加以类比、对照的简单化作法，而是将学术思想作为中介环节，认真辨析学术思想究竟在何种程度和何种层面上对审美活动和文学观念发生影响，深入揭示出其中微妙复杂的关系。

三是要有透过历史文化现象洞察文学本质的深刻识见。我国古代论学论诗都十分强调“识”，如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学问以识为本，有识则虚心，虚心则识进；无识则气骄，气骄则识益下。”清人叶燮《原诗》论诗以“才、识、胆、力”为“诗人之本”，其中特别强调“识”，认为“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寄托”。这里所说的“识见”，当然包括学识，但并不限于学识，还包括对事物的辨识力、判断力、洞察力。有没有“识见”和“识见”的高下，对治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代有学者指出，陈寅恪先生治学最难超越的还不是他所运用的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也不是他对新材料的发现或运用，而是他的“通识”，亦即他超越史实证述的深刻思考。如陈允吉先生说：“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具有过人的远见卓识，至于在细密的史料考据方面，倒并不是他最注意的。因此他所提出的一些新见解，往往带有某种预见或推导的成分，需要后人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去发掘、研究有关史料，才能得到实际的证明。”（《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具体说来，就是一些常见的史籍，在他的眼里具有了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价值；一些看来零散的部分，经过他的引征和考析，综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便达到一种崭新的认识。

这里之所以不用“理论”而用“识见”这个说法，一是因为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识见”比掌握某种理论甚至建构某种理论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另一更主要的原因便是近些年来，在何为理论以及如何对待理论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少分歧。不少人认为理论思维的困乏是多年来影响古典文学研究水平提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因而大声疾呼要提高整个古典文学界的理论水平，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借鉴西方理论。于是，一时间，西方各种理论、概念、术语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接。一些学人也纷纷尝试在运用西方理论和建构理论框架方面寻找出路，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趋于理性化。但这样做的结果怎么样呢？十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表明，那些尝试用西方文艺理论之“矢”来射中国古典文学之“的”的论著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新”的只是理论框架和某些概念术语，从材料到具体论述再到结论都并无创新。其实这一现象并非为当代所独有，早在本世纪初，引进西说之时，一些先行者就是首先接受新概念、新名词的，以至被时人讥为“学不新，而惟词之新”。呼吁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对理论的认识存在着误区。主要表现在对理论的界定用的是西方的标准，认为理论就是抽象的哲理，必须具有精确的概念和完整的体系。用这一标准衡量，西方文论的术语自然是确切的、清晰的，“科学的”；

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如诗话、评点等，是直感式、“吉光片羽”式的，因而是笼统的、模糊的、“不科学的”。甚而至于认为中国的文艺理论是患了“失语症”，不足以与世界对话。结论是只有借鉴西方的理论，才能将研究引向深入。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如今已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了。之所以说它片面，是因为：一、理论并不神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和概括，具体到文学研究来说，对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感悟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把握。这种把握和概括理所当然应该建立在对研究对象有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整顿党的作风》）从这一定义出发，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学，而西方的理论是从西方文学现象中抽绎概括出来的，怎么可以完全套用呢？再说如果不去对原始材料进行发掘和研究，撇开具体的材料，凭空演绎某种理论概念或套用某种现成的观念，将生动鲜活的文学现象纳入一个简单的框架。以理论构架来代替丰富的感知，势必使生动的文学现象变得僵死，也不可能产生出创造性的思维成果。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具备感性和理性双重特质，不同于科学思维的解剖对象，无法用严密的逻辑来进行规范或限定。倒是中国文论具有的整体性、直观性、模糊性往往比用某种理论模式或精确的概念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反映文学艺术的本质。这样说并不排斥建构理论或提出概念，古典文学研究者如果能够提出自己的概念，并使用这些概念来发表新颖的见解并非不可取。但这样做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理论或概念必须是从材料中来，又能够科学地对材料加以说明的。之所以说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现代性，还因为在思维方法上，它表现出与传统模式不同的现代模式。具体说来，就是在研究影响文学发展的每一个因素时，都根据它在文学实践和理论中的实际作用作出判断，既不任意夸大，也不以偏盖全；在探寻文学发展的相关因素时，不作简单化的定性分析，而是注意考察正反、因果等多种关系；在分析材料时，不局限于材料本身的说服力，更注重各种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在一个时代历史文化整体及其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

今天，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这就为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我们应当抓住历史的机遇，充分吸收其他亲缘学科特别是史学、哲学界的成果，努力扩大我们的精神视野和思维空间。有前辈大师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有当代学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实绩，可以预期，这种研究方法必将为越来越多的古典文学工作者所认识和接受，从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本文系作者在1997年8月于哈尔滨、牡丹江镜泊湖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刊载于《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