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多重证据法”的成功运用姓名：****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音乐学指导教师：**20090416摘要摘要“多重证据法”是在传统考据学基础上，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理念出发，吸收年鉴学派和新历史主义的一种以多重资料为基础的综合研究的科学方法。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的引入，中国音乐史学逐步走向成熟，出现了很多分支学科，研究方法也趋向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音乐史是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与这些分支学科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客观存在，因此音乐学形成了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出现很多自觉运用多重学科资料的研究成果，开拓了音乐史学研究的学科视域，使之更加科学完备。“多重证据法”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符合音乐史学的学科特性，是音乐史学逐步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是中国音乐史学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本文以二十世纪以来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为中心，对“多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中的发展脉络、成功运用、内在肌理和具体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入探讨。近年随着来新史料、新学科的出现，也出现一些轻视某种研究资料，或盲目相信单一史料的现象。科学运用“多重证据法”，应该在多学科知识鉴定史料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史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学“多重证据法”材料鉴定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IIAbstract"Multi-Evidence”,basedtraditionaltextology,comingfrom"Dual-Evidence"conceptGuoweiWangnewmulti-dimensional,comprehensivestudyscientificmethod.SincetwentiethcenturyWesternscience,historyChinesemusicgraduallymatureshasproducedmanybranchessciencewhichhavetendedmorescientific,professional,systematic.Musicalhistorycombinedeffectsmanyaspects,sointerdependentfromrecentyears,musicschoolhasformedmulti-disciplinaryintegration,whichresearchmethodsalsohavebecomemultifoldinevitableresultChineseMusicHistory,"Multi-Evidence"scientificresearchmethods,whichaccordsinherentrequirementChineseMusicHistory.papercenteringAncientChineseMusicHistorymodernsciencesincetwentiethcenturycardssuccessfulusemethodsintrinsictexturerecentyears,newhistoricalmaterials,somefactsblindlybelievingsinglehistoricalunderratingsomehistorical.scientificuse"Multi-Evidence”shouldbasehistoricaldata,usinghistoricalmaterialsflexiblyanalyzingconcreteproblems,carryoutmulti-levelcomprehensivestudy.Keyword:MusicologyMulti-EvidenceActMaterialIdentification第一章绪论第一节对题目的界定一、二十世纪初中国音乐史学的建立中国古代的音乐著述起源很古，数量不少，但音乐在古代往往是礼的附庸，是为礼乐教化服务的工具，音乐史的记述也多作为历史记载的附属品。

虽然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者，如朱载堉《律学新说》和凌廷堪的《燕乐考原》等，但真正将中国音乐史以近代科学的眼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始于二十世纪初。以叶伯和为代表的一些音乐学家，将西方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试图确立中国音乐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而王光祈将比较音乐学应用并传播到中国的音乐研究领域，是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音乐史研究方法向“多重证据”发展的道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在以乾嘉学派创立的具有一定近代科学意义的考据学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历史科学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多学科融合和借鉴的过程。二、多重证据法的理论来源清代末年,随欧风美雨的洗礼和新史料之大量涌现，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现代学术转变，并在此基础上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发展出“新考据学”。王国维被现在学者推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早在1911年发表的《国学丛刊序》中，就以超越国粹学派诸人的眼光阐述科学、史学二者的关系:“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

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见地，而不知有科学”。第一个提出了建设“科学的史学”。王国维不仅在理论上揭示“科学”和“史学”的关系，树立了“科学的史学”而且将科学的方法引用到实际的史学研究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将新发现的材料与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王国维继承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传统，采用西方近代史学方法，结合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中国古史“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文献考证运动，也因其工作原则相当地贴合现代的科学方法，素来被视为传统学术的一大制高点。梁启超即将乾嘉学者称作“科学的古典学派”，并认为清学是以客观而“实事求是”的考察来反抗和纠正宋明学术的主观冥想和空疏之习。进行考证，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开辟了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新道路。”此后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这三种途径可以说也是陈寅恪的考证方法,胡适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近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新一代学人沿着王氏“二重证据法”的致思理念不断拓展，已开始进入到人类学、民俗学维度，对传说、神话的辨伪考证，在史学界掀起了实证高潮，使人 们开始重新审度古史记载的可靠性，一种全面翔实可靠的考证方法呼之欲出。

80 年代初，随着大量西译的民俗学、社会学乃至文化人类学著作的不断引入。很多 民族学、人类学者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致思理念的基础上，探索出从今溯 古，以今证古的历史的考察方法。现代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开创者费孝通，引用 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提出“活历史”的观点，“通过研究活的史、现在的社会情 况，把历史读回去，从现在追溯到过去” 。在迈向21 世纪之际，随着学术研究 的科学化，很多学者已明确提出了“多重证据法”的张正明先生于 1997 年“第三 届楚俗学术研讨会”上作《楚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的专题演讲，概括了“多重 证据”的方法原则:“在研究人类文化现象时，要善于综合运用文献典籍、文物考 古、民俗事象等几个方面的论证材料，首先放在特定的时空轴上进行检验、定位， 然后再在时间轴或空间轴上(抑或两轴并用)依序予以立体化的运用，使人知其源、 明其流、识其变、握其要”。“多重证据法”的提出及践行，为人文学科的发展 拓宽了道路。 “多重证据法”正是“文献典籍”、“文物考古”、“文化人类学”资料与 方法的综合运用。这种“多重证据法”的最初模型是在超出传统单向思维方式的 “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受到 20 世纪初期的年鉴学派 20世纪 80 年代的新 历史主义 期的论述）。

也有人将王国维推至更高的“近代新史学的开山”(参见邢玉林《近代新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247-248 《胡适日记》，中华书局1985 年版，1937 22日记。 乔健《从实求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载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1929年以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为中心的历史学派创立的《年鉴》杂志成为宣传他们新历史概 念及其作用的有力工具。主张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局限 中解放出来。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以及任何可利用的史料，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 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同时，必须抵制把自己分割为许多个各行其事的“专门化”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