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美]肯尼斯•R. 柯蒂斯、杰里•H. 本特利、彭慕兰 等 著，[美]肯尼斯•R. 柯蒂斯、杰里•H. 本特利 编，李俊姝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8）

关于本书

本书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作品集，同时呈现了世界史领域的一流声音和一些重要的主题研究方法。这部作品集清晰地描绘出方法论和史学轨迹，赋予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世界史以连贯性。不同学者的文稿使得宽泛的探究模式人性化，并提供了新鲜的、独创性的研究方法。

关于作者

杰里•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建成员之一，担任《世界历史杂志》主编长达22年。除了早期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著作和文章，他就世界历史理论、分期和前现代跨文化相遇的著述颇多，并编辑了大量书籍，且合著了广受欢迎的教科书《传统与相遇》（Traditions and Encanters, 中文版译名为《新全球史》）。

劳伦•本顿（Lauren Benton）是纽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法学兼职教授。她关于比较法律史的出版作品包括《寻找主权》（ASearch for Sovereignty, 2010）和《法律和殖民文化》（Law andColonial Culture, 2002）。本顿的博士学位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研究方向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她的学士学位是在哈佛大学攻读。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是接受俄国和苏联史训练的历史学家。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供职于位于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989 年他在麦考瑞大学开始讲授大历史的课程。2004年，他出版了《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2010年，他与比尔•盖茨一起创立了“大历史项目”，这个项目要建设免费的在线高中大历史课程，计划于2013年底发布。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国际大历史学会的创始人兼主席。

肯尼思•R.柯蒂斯（Kenneth R. Curtis）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他承担现代非洲和当代世界历史的教学工作。他最近的出版作品是与瓦莱丽•汉森（Valerie Hansen）合著的《世界历史上的航行》（Voyages in World History, 2013第二版）。他当前研究的项目涉及通过旅行者的叙述重新评价20世纪历史。

凯伦•路易丝•乔莉（Karen Louise Jolly）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是研究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史学家。她著有《撒克逊英格兰晚期的流行宗教》（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SaxonEngland），内容涉及中世纪的巫术概念，世界语境内的基督教历史（《传统和多样性》）。她最近的著作《10世纪晚期的圣卡斯伯特社群》（The Community of St. Cuthbert in the Late Tenth）透过一件手抄本挖掘了一个诺森伯兰郡宗教社群。

J.R.麦克尼尔（J.R. McNeill）是乔治城大学的校级教授，也供职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他的著作包括《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获得了三种图书奖，被译为九种语言；《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与威廉•麦克尼尔合著，被译为七种语言；《蚊子帝国：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1620—1914》（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ribbean,1620–1914），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贝弗里奇奖。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之前曾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不过他也对比较历史和世界历史非常感兴趣。他的大部分研究属于社会史、经济史和环境史，不过他也关注国家形成、帝国主义、宗教、性别和其他话题。出版作品包括《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0），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并分享了世界历史学会的著作奖。他是《全球历史杂志》的创始编辑之一。他当前的研究项目包括从17 世纪到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史和一本名为《为什么中国如此大？》（Why IsChina So Big ?）的专著，尝试从各种角度解释当代中国的庞大地区和人口如何且为什么最终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他于2013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

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是德国不来梅雅各布斯大学现代亚洲历史系的教授。在此之前，他曾经在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担任教职。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和西方的全球史/ 世界史研究方法、17世纪中西文化关系以及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全球趋向。

克里•沃德（Kerry Ward）是莱斯大学世界历史方向的助理教授。她著有《帝国网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制移民》（Networksof Empire: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Duth East India Company,Cambridge, 2009）和关于南非、东南亚和印度洋史的若干文章和章节。她于2009—2013期间担任世界历史学会的秘书。在2013—2014年她是耶鲁大学吉尔德莱尔曼奴隶制、抵制和废除研究中心（Gilder Lehrm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Resistance, andAbolition）的人口贩卖和现代奴隶制协会的会员。

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历史系的特聘教授和系主任。她是《16世纪杂志》（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的资深编辑，《全球历史杂志》的编辑之一，并且写作或编辑了20本著作和很多文章，以英语、德国、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中文、土耳其语和韩语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眼前。她的研究得到了来自富布莱特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等的资助。她也写了很多用于大学课堂的资料集和教科书、一本给青年人看的书和一本给普通读者看的书：《了不起的多毛女孩：冈萨雷斯姐妹和她们的世界》（The Marvelous Hairy Girls : TheGonzales Sisters and Their Worlds, Yale, 2009），讲述了生活在16世纪晚期欧洲的极其多毛的一家人的故事。目前她担任即将出版的九卷本《剑桥世界史》的主编。

关于编者

肯尼思•R.柯蒂斯（Kenneth R.Curtis），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他承担现代非洲和当代世界历史的教学工作。他最近的出版作品是与瓦莱丽•汉森合著的《世界历史上的航行》第二版（2013）。他当前研究的项目涉及到通过旅行者的叙述重新评价20 世纪历史。

杰里•H.本特利（Jerry H.Bentley），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建成员之一，担任《世界历史杂志》编辑长达22年。除了早期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著作和文章，他在世界历史理论、分期、和前现代跨文化相遇的著述颇多，主编作品多种，合著广受欢迎的教科书《传统与相遇》（中文版译名为《新全球史》）。

目录

作者简介 1

1 世界历史的设计师（肯尼思•R. 柯蒂斯） 1

2 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J.R.麦克尼尔） 33

3 性别交汇（梅里•威斯纳–汉克斯） 62

4 没有大分流？通过东亚研究抵达世界历史（彭慕兰） 88

5 文化与宗教交流（夏德明） 118

6 法律和世界历史（劳伦•本顿） 143

7 世界上的非洲：从国别史到全球联系（克里•沃德） 170

8 大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 204

9 探索全球文化史（杰里•H. 本特利、凯伦•路易丝•乔莉） 231

索引 255

世界历史的设计师（选摘）

世界历史是什么？像很多教授一样，比起在理论上，我开始更多地从实践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在威斯康星的一个阴冷的早晨，当时我正在为上午八点半的“现代世界历史”讲座做准备。仍然在完善我的关于殖民地坦桑尼亚咖啡产销的政治驱动力的博士论文，我如何才能说服一屋子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我能帮助他们了解16 世纪奥斯曼帝国？除了阅读的教科书与学生的不同，我确实有一些工具来帮助自己。一位有经验的同事曾经非常热心地给了我他的课堂讲义（使用的是1989 年最新的电子存储技术：一套“软盘”），里面存有优秀的学术资料和一手资料引文。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东非学家，我牢固地掌握了关于伊斯兰教的基础信仰和实践行为，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背景，我的学生不可能理解奥斯曼历史。最后，我阅读过大量的比较历史资料，所以我了解如何把历史节点连接起来以揭示更大的图景。但是，接着我心里闪过一丝惊慌：“苏莱曼（Süleyman）”的标准土耳其语发音是什么？求助于互联网是几年后的事情；当时我没有途径来求证。我只能下定决心尽我所能从经验中学习。

我觉得我的很多世界历史同事能够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如Getz, 2012）。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里（至今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我们关注研究、关注梳理所有潜在的复杂线索，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可能看似是平直的故事（比如非洲人种植和售卖咖啡）。我们很少花费时间思考教学，教学需要的技巧几乎完全相反：能够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为非专业人士呈现复杂性。所隐含的预设是最终就职于一家大型研究机构会容许我们关注自己的专业，把一些粗线条的入门课程留给别人。（更不用说实际上现有工作机会多在教学居于首要地位的地方：文科院校，很少有研究资助的州立大学、社区学院。）虽然从未接受过如何教学的训练，我们开始了教学工作。

当我的本科母校——劳伦斯大学——提供给我一份短期教学合约的时候，真是天赐良机，不仅帮助我偿还了在完成论文时所欠的账单，而且在后来的终身教职职位申请过程中给了我可以援引的教学经验。在劳伦斯大学，我得以有机会继续研究非洲历史；事实上，我自愿讲授了一部分世界历史，因为我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这会给我的简历增色。的确，如果第二年我不能说服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我“能够讲授世界历史”，我怀疑自己是否会被他们考虑。

一旦得到了终身教职，我本可能会希望避免更多的世界历史教学任务。但是在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全球范围内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似乎太重要了，无法视而不见。柏林墙的倒塌、纳尔逊•曼德拉出狱、冷战终结、“全球化”的修辞和现实，这些都伴随着我从威斯康星过渡到加利福尼亚。那时，我开始更加尽责地考察世界历史，逐渐地（就像本书中其他学者一样）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独立且有活力的分支（关于世界历史的制度发展，参见Pomeranz and Segal, 2012 ；关于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历史，参见Bright and Geyer, 2012）。

随着我开始更加深入地探究世界历史，我逐渐区分出该领域的学者们所具有的两种“思维习惯”特点（援引原世界历史预修课程[APWH] 的描述）：“跨越时空看待全球各种模式和进程，同时把地区发展与全球发展联系起来”，和“在社会内部和各社会之间进行比较，包括比较各社会对全球进程产生的反应”。就像很多其他世界历史学家，我对帮助连接起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书写形式感兴趣，在甄别跨越民族的或者全球的模式并进行适当比较的过程中会在心智上得到满足。

例如，随着我在现代世界历史考察方面的经验增多，我开始把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看作更宽泛模式的一部分：基于陆地的旧式社会和帝国（也包括中国清王朝、日本德川幕府、俄罗斯帝国）的领袖们面临着努力适应工业时代新的经济和军事现状。在所有地方，保守派和改革派互相斗争以扩大影响力，并使世界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挖掘这些联系和可比之处既有挑战性也有启发性。

通过实践逐渐靠近了世界历史，理论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在关于什么构成了“世界历史”这个问题上，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有时是分歧的意见。有些分歧反映出了国家多样性，如夏德明（2011）所示：例如，比起北美的同行，德国和中国的历史学家带来了对“世界历史”的不同概念性理解。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美国的历史学家主导着定义性对话。

作为一个起始点，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 2003）提供了一个适用范围广的世界历史定义，其特点是关注“人类社群内部互相联系的故事”，这些故事“描绘人类历史上如何跨越边界和链接体制”。杰里•本特利给出了更加精确的陈述（2002），他提到：

明确地跨越各社会的边界线比较各种经历, 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或者分析超越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模式和进程的历史学。该类型的世界历史所处理的历史进程不受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边界线的限制，但在跨区域、大陆、半球和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第393 页）。

本特利继续列举世界历史所特有的历史进程，如“气候变化、生物扩散、感染和接触传染病的传播、大规模迁移、技术的传输、帝国扩张活动、跨文化贸易、想法和理念的传播、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展”。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在这张覆盖范围如此广的列表上发现不了一些切题的事件，这几乎无法想象，但是，关键在于这些话题看起来要求跨区域或者全球范围的考察。

1992 年，在费城参加世界历史学会（WHA）的一场会议时，我有机会与志趣相投的历史学家继续这样的对话。现在我发现，我对全球和比较历史的热情在来自全美和一些国外的历史教育者同行身上也存在着。我马上意识到世界历史学会的文化包含了来自各类机构的历史教育者，其中大量中学教师的参与是一大特色。

此外，世界历史学会的成员共同分享着使命感。20 世纪90 年代早期，世界历史还在为得到职业史学的认可而奋争。特别是在一些非常精英的研究型大学，世界历史可能仍然被看作只适合高中学生或者大一新生的素材，肯定不属于严肃学者的主题（Weinstein,2012）。甚至在学院调查中，其角色仍然在遭受已有“西方文明”研究方法的传统主义支持者的质疑（Levine, 2000）。在政治领域，对人类历史进行全球思考被一些美国保守派指责为“识时务”，陷于贬低“西方”独特成就的文化相对主义（参见Nash, Crabtree,and Dunn, 200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历史学会里的很多高中和大学教师是理想主义者，相信全球知识、全球理解与全球和平、公正的可能性之间存在联系（Allardyce, 2000）。

这就是世界历史学会具有的意气相投的氛围，在这里进入世界历史领域的新人（比如我）可以很容易地与该领域的重要人物（如杰里•本特利）交往并向他们学习。本特利博士，作为《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办主编，曾在他的家乡夏威夷组织了1993 年的世界历史学会会议。他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新世界历史”领域的一位开拓者，在教学、学术性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编纂方面的创新者；而对于非常多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也是一位导师，包括本书中的每一位学者，他们都曾从本特利的建议中获益。2012 年夏天，本特利与癌症抗争失败去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空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以收录杰里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思考他作为现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领域的设计师之一所产生的影响。

肯尼思·R.柯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