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解释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笔者在这里已经默认，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因此，本文想要讨论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学历史”，是一个作为非历史学专业的人士，学习历史的方法论问题。

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请忽略此文。

演义小说和历史电视剧爱好者，也请忽略此文。

作为思辨的历史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之后，笔者见到了两类不同的“历史学者”的反应：

第一类，学习历史是让人乐观的，因为我们总能在过往的历史中，发现和今天相似，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但是，我们挺过来了，我们进步了！所以，今天的情况不算太糟。

第二类，学习历史是让人沮丧的，因为我们总能在过往的历史中，发现和今天相似，但是结果更好的情况，我们从不吸取教训，我们没有进步！所以，现在的情况简直糟糕透了。

当然，笔者对这样的“历史学者”要打上引号，因为他们往往只是一批“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自媒体”或是“爱好者”。谨慎的历史学者们，是断然不会轻易给出非黑即白的结论。因为，他们深知历史的复杂性，所以会给出更为思辨的论证，而不是直接跳到结论。

那么，作为一个自诩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我们又该如何学习历史、思辨历史，从而达到所谓的“启迪智慧”呢？我们自然不能用历史学专业的要求——你必须接受完整的学术训练，掌握“史学理论”“史料学”“文献版本学”等，然后大量阅读资料，甚至做田野调查。

而另一方面，笔者也不认为“零敲碎打”式的去阅读一些“通俗历史读物”，会起到什么启迪思辨的作用。虽然，此类读物，文笔好，容易读，但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史料支撑，也不涉及复杂的思辨与论证过程，只是按照某一特定“结论”，删选史料，编织故事而已。

作为思辨的历史，是需要一定的学习方法的。在介乎于专业学术训练和茶余饭后谈资之间，笔者尝试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温情敬意、通史为底、分析辩理、多元视角和圆融之境。

怀有温情与敬意

这个观点其实来自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的序言之中，明确表达了我们普通人对待自己国家历史应有的基本态度。在这里，笔者试图将其延展一下，一方面，从对待本国历史延展到全人类的历史；另一方，要将这一态度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

在笔者看来，作为思辨的历史，最先对抗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当我们解读、分析历史的时候，缺乏基本的“温情与敬意”，是非常容易产生对过去历史的否定态度的，甚至是在严谨的推演和分析之后，依然否定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这是用极度“冷酷和傲慢”态度看待历史的必然结果。

而另一种过分的态度，则是对某一民族文化的过往，饱含“过分的热情和崇拜”。用这样的态度看待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历史，必定会产生“文化沙文主义”的倾向。将某一国的历史美化成“光荣与梦想”，在无限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学习这样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呢？

“温情”，不是过分的热情，也不是冷峻，而是恰如其分的去感知历史的温度。去感知，在过往，人类所经历的一切。“敬意”，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一味的批判，而是在尊重的基础上，感受人类所付出的努力。

应有通史为基础

历史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只观察河的某一段，你都难以感知其壮阔。历史讲究追本溯源，如果不具备一定通史的基础，我们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局面、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面。而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更是容易陷入“片面式”的阅读。

以通史为基础，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最基础的历史脉络，才可能对其中的某一段，展开更为细致的考察，才能理解一些重大变化的前因后果。比如，市面上讲述“魏晋玄学”的书很多，当我们沉溺于魏晋人物的“风流”之余，如果不了解之前的历史，我们如何知道这些“风流”产生的原因呢？如果我们不关注之后的历史，又如何知晓玄学带来的影响呢？

以通史为基础，可以培育一种开阔、宏大的历史格局。一些宏大的历史问题，比如：统一集权国家为何会出现？中国中央集权系统为何能维持千年？只有在“通史”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汉学家费正清曾说，“欲知中国的潜力、前途和局限何在，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而这里的中国的历史正是对通史而言。如果没有上下千年的通史格局，必不能对历史有所真悟。

学会分析和辨理

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可以从三个问题看出来：历史从什么时候产生，怎么发展，为什么到现在成这样了？历史最开始是怎么写的，之后是怎么写的，现在是怎么写的？历史的解读，每个时期有几种说法，为什么那种说法会成为主流？

对历史本身了解越深，你对历史就会越谨慎，觉得不论是书写历史还是解读历史，都是很难的一件事，稍不注意就会陷入偏见。这时候，我们就更要注重“分析”。

反应在历史学习中，我们就不难发现，普通的爱好者、通俗历史读物，往往只是陈述他所知道的“事实”，比如现在流行的一些所谓“历史之谜”的解读，是缺乏辩证过程的。而作为思辨的历史，我们首先就是要掌握分析的能力，这种分析，不是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确定的“事实”，历史学毕竟不是“刑侦学”，做不到“真相只有一个”。这种分析，是为了在过程中，尽可能的理解“事实”的成因和影响，或者说是“驱动因素”、“可能性”、“后果”。

在笔者看来，我们既不能赞同“历史没有真相”的说法，因为有一部分的过往的事情，是确实可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只残存一个道理”的结论上，或许，这背后隐藏着很多不同的道理。

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历史的断壁残垣上，借助我们的思维与共同的情感，用严谨分析与思辨，连接重组，发出有温度的声音。

接纳多元的视角

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我们在审视同一个历史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理解的角度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认识。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道理，可是，“当局者迷”，在我们阅读历史书籍之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循自己固有的视角，而无视或排除其他的视角。为了避免单一、片面的学习历史，以中国史学习为例，笔者建议可以“刻意”地去进行如下的阅读和学习：

首先，是关注微小。之前笔者强调了学习历史的“宏大格局”，这里笔者则要强调“关注微小”，在阅读历史的时候，除了关注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也要关注其他方面，比如地理、交通、衣食住行等等。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为例，吕思勉先生特意分出了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民族等将近二十个观察中国历史的不同方面。

同样，这套研究发方式是适用于任何一个断代史的。

其次，是海外汉学。当本国人，研究本国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本国的文化传统，把某些事件、情况，当作理所当然，而产生忽视。所以，外国人研究本国历史的时候，往往会有更为奇特的视角。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汉学家杉山正明在构筑蒙元历史时，作者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反而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开启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碰撞的视角，这对我们是有相当启发意义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发生变化的当下。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籍汉学家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作者用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明代老百姓生活的好奇入手，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通过历史的放大镜审视明代的征兵制度，意在展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操纵策略。而这样研究的起点，正是因为对中国家族文化传统的不理解，而产生的。从而捕捉到了，我们一直以来习以为常却没有深入分析的方面。

抵达圆融之境界

人文学科，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最终都会回归到“什么是人”，“何以成人”这样的问题上来。而在笔者看来，经过系统学习历史之后，我们所能达到的，就是“圆融之境界”。所谓的“圆融境界”，就个人生命而言，是“定性”的境界，是“不动心”的境界。

圆融，本是佛教用语，表示破除偏执，圆满融通。这个概念，自两宋以来，也被儒、道两家运用，比如北宋的大哲程颢所谓的“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也被称作“一本圆融之境”。当然，此处，笔者并不想写“玄理”，而是希望通过这次词汇的运用，破除一些“功利”的学习历史的目的与方法。

诚然，除却追寻这样的人生境界之外，我们也可以说，学习历史或许能够让你找到一些所谓的规律，或曰“历史周期性”之类的概念，然后将其在股市或其他资本市场上，一展所长，获得利益；学习历史或许能够让你深刻理解人性，掌握所谓权术斗争的技巧，让你在职场、或是商场，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只是非常微小的“副作用”，因为这样的收获并没有触及人文学科终极的追问——什么是人。

孔子曾经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

或许，这便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答案。

学习历史，

是一场思辨的智慧之旅，

让我们发现自己，

找到安心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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