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大外语语言112班辽阳111000）内容提要：主要简单阐明洋务运动的目的，性质，详细说明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以及洋务运动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关键词：历史地位，改革，富国强兵，近代化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的性质与目的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主旨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所以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等多方面的活动来实现目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洋务运动与经济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洋务派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洋务运动主要内容是以“自强”为口号创办军事工业，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创办近代海军，创力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就是1856年9月20日李鸿章和曾国藩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也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期厂房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后来江南制船厂的前身。它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例如从1865年开始，在李鸿章、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局开始了对德式武器的仿制，1867年仿制出德国步枪，在1867年时，每天平均可以生产十五枝毛瑟枪和各式弹药，李鸿章认为当时该局生产的枪械弹药，对于后来捻乱的平定有所助益。除了枪弹之外，该局也在1868年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惠吉号。1891年时，为中国首次炼出钢铁。这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也是一个关键的飞跃点，是走向军事近代化的开端。

但是由于腐败，技术等问题，生产出来的产品仍有许多弊端。民办工业最主要的则是轮船招商局，招商局历史上曾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这首先表现在制度创新方面。作为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工商企业，招商局在企业组织、管理上并未沿袭旧制，而是根据所从事产业的现实要求，限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在解放前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官督商办、商办、国营等不同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在初期的资本筹集方面，招商局在中国率先启用了一种新型的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以西方股份制企业为学习对象的新型股份制企业。招商局当时开创性地向民间发行股票，招股集资。股票以等额划分，可以买卖转让，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招商局的带动下，兴办股份制企业在中国迅速蔚成风气。1872年，股份制企业只有招商局一家，到1887年，在《申报》上公开登载股票价格的企业就达36家。正如时人所说：“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亦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这批股份制企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招商局分别开创了中国近代采矿业、冶炼业、金融业、纺织业等新兴经济领域，推动中国经济进入近代经济的时代。

而且它引进了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兴办工业也对民族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同时，洋务派还派出许多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其中詹天佑等人都被清政府先后派出赴美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这百余名归国留学生后在各条战线为祖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均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安排，各展其长。洋务运动与政治洋务派以“西用”固“中体”,延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种思想的实质在于以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巩固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反思洋务运动,中国的改革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是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进步的,是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的。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没有政治现代化做保证,单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终归要失败。洋务派急功近利,着急于经济现代化,而对自己有一定认识的政治现代化,缺乏实质性的举措。洋务派护“中体”而采“西学”,仅仅是没有动其根本的变动,就遭到强烈反对,使洋务改革举步维艰。这也减缓了中国政治近代话的进程。洋务派的根本目的是不改变其封建制度，巩固封建统治，他们的阶级的自身利益也阻碍了政治近代化的进程。洋务派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把握上，一是认为外国不会危及自身统治，二是在太平天国等内忧时，要妥善处理外患，可以与外国联合。

郭嵩焘认为“洋人之利在通商，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李鸿章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在内忧外患上，洋务派认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而俄、英等侵略者则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并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内忧远甚于外患。洋务派在外交上主张“和戎”，谨守约章，洋务派虽然也认识到“所定条款，吃亏过巨”，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力，都主张暂时接受这些条约，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准绳。曾国藩说：“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主张在中外交涉中“谨守约章”。这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承认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二是限制不平等条约中各项条款的增加，抵制条约外的“侵渔”。以夷制夷。洋务派在接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同时，也接过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思想，并把它合二为一成“以夷制夷”。洋务派的以夷制夷有三个表现： 其一，令各国利益均沾，以达牵制之效。在解决同治十三年的“台事”问题上，李鸿章更是提出了“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居，莫若令各国均沾”的处理意见，试图通过保持列强在台湾的均势，以此达到台湾在主权名义上始终是中国所有。

在朝鲜问题上，要求朝鲜国王向列强开关，以此通过列强在朝鲜的均势达到制衡日本的目的。在中国的商业方面也出让部分权力，让各国均沾。 其二，与强国结盟。李鸿章最早提出的是“联日”抗夷，联合东夷日本对付西夷。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他“联日”的开始。重点则是后来的“联俄抗日”，在伊犁交涉上，洋务派有言“何如稍让于俄，借俄以慑倭”，1886年李鸿章提出“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企图通过结盟，借强国之力压制他国。 其三，依靠外国调停作为遏制战争的手段。特别是在面对中日甲午战争问题上，洋务派尽力向各国通报，希望请求各国特别是英、俄出面调停，以此通过外交努力力避中日之间战争。 在政治方面，洋务派阻碍了政治近代化的进程，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原有的模式打破，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致使国家的主权不再完整。但洋务运动中在外交史上也一定程度上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有许多仁人志士也在签署条约仪式上奋力争取国家利益。 洋务运动与文化 洋务运动开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保守观念的有力冲击，中国近代伊始,封建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魏源等有远见者即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呼喊。

洋务运动就是在顽固派的反对声中进行下去的。这种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对“夷夏之大防”、“华夷之辨”等封建保守思想藩篱的一个突破。学习西方科技,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对此,林则徐、魏源有首倡之功,而洋务运动使之付诸实践。只有在它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之后,才对社会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洋务运动引入西方近代文明推动了社会思想，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许多新事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中国终于有了用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用西法操练的军队。洋务运动中创办了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中国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电报作通讯手段。 洋务运动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中国有了一些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与旧式私塾、书院全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有了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

洋务运动带来的社会存在的变化,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传统保守观念构成的堤防在新事物的冲击下一点一点地破损,形成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新思想、新观念冲堤而入,并成日见汹涌之势。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明一律排斥的观念。 过去人们对西方文明有所偏见，例如不敢照相，不敢坐火车，认为那些都是不吉利的象征，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兴盛展开，也让世人开拓了视野，消除了愚昧的思想，从而接受许多先进的西方文化。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拥有资本的官僚和地主改变了传统的投资于土地的作法,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些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也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了线状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禁锢在里面的人开始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一道门的功绩。

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办洋务需要具有新知识的洋务人才,所以,洋务派很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他们兴办了一批新学堂,在这些学堂里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据统计,从1862年至1890年,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22所,其中较著名的有1862年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办的广州同文馆,以及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培养出的都是通晓外语和各类自然科学知识,并具有专业理论与技能的新式应用型人才。这些新式学堂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史上上的一次革命。虽然最初新式学堂不多,学生人数也少,还难以完全摆脱封建教育体制，但仍是一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