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来比较喜欢史书和人物传记，对许多历史人物如王阳明、张居正、曾国藩等的生平传记更是爱不释手。读史书和人物传记不仅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让人看到家国兴衰、人生浮沉，更能从中体味到家国兴衰和人生浮沉的背后因素，正所谓“鉴古知今”。也可以避免杜牧所说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困境。在读梁启超先生所著的《李鸿章传》之前，我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印象只局限于历史书中的介绍，负面评价较多，如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镇压农民起义，但是看了这本书后，对李鸿章的印象大为改观，而且受益良多。对于为什么给李鸿章写传记，梁启超先生有一段阐述：“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阐明了两个目的：一是李鸿章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要写中国近代史就必须写李鸿章；二是为古人著书立传，更重要的是让后人明白形势，得到启示，而李鸿章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借鉴意义的人物。梁启超先生文笔极好，开篇绪论立论稳妥，大开大合：“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

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这些句子符合梁启超先生一贯的行文风格，读起来铿锵有力，而且高屋建瓴，指出了有所建树则必有被人敬仰或被人诋毁之处，但是毁誉并不可怕，誉满天下或者谤满天下，并不能真正代表一个人的功和过。接下来，作者阐明了写《李鸿章传》所遵循的原则：“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章’。”这段话不仅回答了为何对李鸿章的评价两极分化那么严重，而且道理深刻，充满了辨证色彩，对于今天评价一个人物，评价一段历史都极其有价值。由此联想到了曾国藩、联想到了改革名臣张居正、王安石，这些都是治世之能臣，而且是愿意担当、有能力担当、满怀忧国忧民情怀，甚至都几乎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但是在后人的评价中也是两极分化颇为严重，毁誉参半颇为普遍。

参详其中原因，我觉得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改革要干事担当就必须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会让一部分人受益，因此改革的获益者可能会正面评价这些人物，但是利益受损者可能就会千方百计贬损这些人物，使其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后人在评价前人时可能会忽略前人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而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前人，即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样难免求全责备，进而导致总觉前人无能。反观现在，改革中的实干家和担当者，无疑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比如反腐就得罪了许多利益集团，但是如果过于在乎别人的评价必然不敢担当，难以成事。因此，要想干成事，要想干成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应该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不能瞻前顾后，不能唯唯诺诺，不能过于爱惜羽毛，唯有如此才是为人民担当，对群众有利。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自古以来，想做成事，或者说凡成大事者无一不是经历极大艰难困苦，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从来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就，这在历史传记中尤其看得明对于李鸿章的习惯，梁启超先生在书中写到：“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由此可见李鸿章之勤奋、之认真，以及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在读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也是每日坚持早起，坚持记日记等习惯，曾国藩天资并不聪颖，但是却取得如此成就，不能说不与其勤奋好学，严以律己有很大关系。这对我的启示至少有两点：一是想成事想成功极其不易。古往今来，凡是成就事业的人无一不是经历重重磨难和考验，而且不仅是体力上的考验，更多是心理上的磨难，不仅要踏踏实实干事，还要经历各种压力，只有在重重考验之后，那些没有被打倒的才能最终成事，才能以成功者的姿态示人。二是成功者无一不是勤奋、刻苦、严以律己。既然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那成功者就必须付出极大艰辛，因此必备的品质必须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也只有勤奋者、担当者才能对成功者这个称号受之无愧。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读史使人明智，明智的并不只是开阔了视野，并不是知道了别人怎么做，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自己该怎么做，启示就是意义，伟人就是标杆，读完了书，就该身体力行，就开始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