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接触隋唐史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愿意把我这些年对中国大陆隋唐史研究的一些感受介绍给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介绍是很不全面的。港台和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情况，本文也没有论及。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张国刚《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黄正建《唐代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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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隋唐史研究走过的基本历程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唐朝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传统史学过渡到接受西方史学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传统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可以看作是早期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1957)、岑仲勉《隋唐史》(1957)、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1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第2册、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初唐史》(1961)、汪篯《中国史纲要》第2册隋唐部分(1966)，以及这个时期发表的众多论文，反映了广大学人把传统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走过的弯路。没有他们的努力和经验教训，就没有今天隋唐史研究的新局面。

由于50年代研究隋唐史的学者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也主要是围绕教学展开，所以这个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教科书形式出现。不论是论文还是教科书，主要都着重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基本方面的研究。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教学带动研究的时代。60年代，随着对教条主义和“以论带史”批判的展开，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生机，也出现了一批建立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论著。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学术研究上是一个空白。80年代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发展。

80年代初，随着科学研究春天的到来，对国外和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现状了解的增多，结合对50年代至70年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首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

90年代以后，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的研究仍然是重点之一，但是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多迅速展开，包括社会史、妇女史、礼仪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都取得了许多成就，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和论文。在历史文献的整理上，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碑志石刻材料的整理、文献材料的补遗，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为隋唐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陈寅恪、吕思勉、岑仲勉等先生有关隋唐史的一系列著作，王仲荦先生在80年代最后修订完成的《隋唐五代史》，唐长孺等编的《汪篯隋唐史论稿》，唐长孺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论著，是老一辈历史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继承。

随着研究人员的新老交替和人才的流动，隋唐史研究的重镇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隋唐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在原来几所高校和研究所了。一批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充满活力，眼界开阔，基础扎实，和国内外学者有着广泛联系，已经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生力军，正活跃在隋唐史研究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改变着隋唐史研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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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问题，是一个关系隋唐历史的全局性问题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有一些学者触及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充分展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又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具有学术意义的论著有，陈寅恪的《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金宝祥的《唐代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唐长孺的《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第1章第2节《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人民出版社，1959)、胡如雷的《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汪篯的《唐太宗·唐太宗所处的时代》(1962)、《关于农民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问题》(1965，收录于《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等。

这些论文和著作，都认为唐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的时期。有的就唐朝本身，有的从汉魏到唐，有的从唐到宋，有的从土地制度，有的从社会结构，有的从社会等级，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长时段全方位论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对于隋唐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论述的重点不同，着重的时段也不尽相同，如汪篯的从豪强地主到普通地主说，唐长孺的士族门阀说，侯外庐的社会等级再编制说，胡如雷的巨大变革论。但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代表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认识价值。我们现在研究隋唐在中国中古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如果离开了这些具有经典性的著作，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起点，要走很多弯路。

80年代，隋唐史学者多埋头于具体问题的研究。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唐朝的历史。国外学者也就唐宋社会变迁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最近几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先后召开了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唐宋社会变迁、汉唐盛世、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等主题的学术讨论会。2004年的中国唐史学会年会，也以“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冠名。这些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的不断举行，反映了主持者急于提高隋唐史研究总体水平的良苦用心。2005年，《史学月刊》并刊登了一组《“中古社会变迁”笔谈》的文章。

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说明隋唐史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们从更广泛的角度对中国中古社会变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有的学者提出，北魏均田制是在国家要将普遍存在的为大族所控制的乡村组织纳入国家体制之内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标志着北魏社会的转型和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成熟。有的学者提出，商品经济发达条件下区域经济网络的形成，是唐宋之际重要的社会变迁。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古历史变迁，诸多生态环境因素亦曾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了重要的触发和驱动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由于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主要是贯通得不够，对于经济史敬而畏之，或者不屑一顾，不敢或不肯下功夫，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因此在参加这种讨论会的时候，甚至连发言权都没有，只好拿一些论述具体问题的文章当入场券。对于一些年长的中年学者来说，由于他们成长时期所处的时代，工作以后任务的沉重，以及必须快出成果的压力，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受的诸多影响的结果。

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问题的研究，从研究的时段来看，有的对唐朝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而只是直觉地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论述。有的是对魏晋南北朝有深入的研究，对唐朝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是对宋史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唐朝还只有一般的了解。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对于魏晋南北朝历史和唐朝历史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而通贯这三个朝代的还没有，甚至把这三个时期通贯起来进行思考的也很少。我们如果要正确把握隋唐时期的历史，仅仅研究隋唐时期是不够的，必须上溯秦汉魏晋南北朝，下连宋元明清。关于经济和社会情况方面更是必须要有深切的了解。否则，不论在做出长时段的概括，或就具体问题做出具有理论性的结论时，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陷入臆断。

从考察的内容来看，在主张唐宋变革和封建社会的前后期的学者中间，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都是衡量的重要标准。而对于研究社会变迁的学者，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往往成为重要的根据，他们往往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经济则往往注意不够。社会风貌、百姓生活情况和思想文化等是我们了解历史最直观的几个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我们进入历史、体味历史的起点。而土地制度、农业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耕作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手工业、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才是决定社会风貌、百姓生活情况和思想文化的基本因素。因此，仅仅注意文化方面，对这个时代的考察是不够全面的。这些现象，虽然也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但是触及到的还只是时代变化一些方面，不可能准确地描画出整个社会变迁的轨迹，也不能深入揭示造成时代变迁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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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朝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史上地位的研究，一个普遍的情况是，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唐宋之际，而对南北朝隋唐之际则注意不够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中国学者来说，是与对于“均田制”的认识和对于士族在唐朝地位和作用的估计有密切关系。

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以来，士族门阀在唐朝继续存在，并且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便成为一种定论。士族门阀是两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存在的，既然唐朝仍然存在，这就正好说明南北朝隋唐之际没什么大的社会变化。因此人们把注意力放到唐宋之际，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五六十年代，唐长孺和汪篯两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南北朝时期的豪强士族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但是，陈先生的看法在学术界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阻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新的探索。

80年代以来，在士族问题上，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对于当时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但是在总的看法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存在分歧，一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一些学者在史料的收集和解读上存在着偏差。很多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唐朝后期士族后裔做官情况的统计上，而对于唐朝初年唐太宗所说的山东旧族“名虽著于乡闾，而身未免于贫贱”则没有下工夫进行解读。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从更长的时段，更加全面地来看待和分析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我们只有比较准确地划分出发展阶段，找出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和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勾画出士族从发展到衰落的发展轨迹，才能判断士族在唐朝的地位和作用。但有一点已经为学者们所注意，那就是士族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不能套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去研究士族问题，而忽略发展过程中质的变化。

“均田制”也是影响人们对唐朝历史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50年代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展开以来，不少学者都主张“均田制”是国有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也就从土地国有制转变为土地私有制。这样，从南北朝到唐朝前期都实行均田制，都是土地国有制。这不也说明南北朝隋唐之际没什么大的社会变化吗。因此，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也多把注意力放在中唐。

以上是就着眼点和注意力而言。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由于对中晚唐研究一直停留在几个具体的问题上，相对要薄弱一些。而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订，还是各种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都要充分得多。特别是近年来何兹全、唐长孺、田余庆和他们的弟子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为我们研究南北朝隋唐之际的社会变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对于中晚唐的研究，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全面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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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老一辈学者说，对唐代经济史大多是比较重视的，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研究。但总的来说，还是粗线条的，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均田制和曲辕犁的研究

就均田制而言，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关于均田制没有实行的提法是更加接近唐朝初年的实际情况的。而后来围绕均田制的性质而展开的讨论，往往是言不及义。因为不论是对于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对于中外各国的土地法令，对于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法令的关系，对于中国古代土地令的特点，还是对于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大家都不甚了了。但是这个争论毕竟引起了对土地问题的兴趣，并且在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讨，在史实上进行了认真的考辨，有的学者并且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法令的发展来看唐朝的田令。在60年代，不仅出现了《北魏田令试释》、《唐田令试释》(见汪篯《汉唐史论稿》，1964)这样具有突破意义论文，而且出现了几本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的论著。这些都为80年代初重新掀起的唐代田令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宋家钰的《唐代的户籍法和均田制研究》在中外学者关于均田制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总是结合在一起这一特点出发，结合敦煌吐鲁番文献，对唐代田令的性质和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是上世纪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成果。武建国在有关均田制研究的论著中，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唐朝土地制度的性质问题，是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生长点。

关于曲辕犁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唐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问题。相当时期内，在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这种江南水田使用的犁说成是唐代普遍使用的犁，并且按照陆龟蒙记载，详细说明了十一个部件的作用。所以产生这种不符合唐朝实际情况的说法，是与当时学者普遍对农业生产缺乏了解，对各个地区因土壤气候条件不同而在生产工具和耕作制度上的差异缺少认识有密切关系。60年代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对唐朝使用的犁做了一些新的表述。80年代初，不少学者有了农业生产的体验，同时结合考古材料和实际调查，对唐代各个地区的犁进行了研究，并且给曲辕犁加上了江东犁的称号。这对于研究唐朝各个地区生产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惜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一点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8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唐史研究学者和专门研究经济史、农业史和历史地理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关于农具和轮作复种制的研究，关于唐代人均粮食的研究，关于唐代人口、地区经济的研究，关于工商业形态、布局的研究，唐和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研究，等等。厦门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韩国磐、唐长孺、宁可诸先生的指导下，在隋唐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隋唐历史地理方面，史念海、谭其骧二位先生及其弟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我也深切地感到，对于研究唐史的大多数学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学人，对唐代经济史普遍是不够重视，或者不得其门而入。这对于他们研究水平的提高，对于隋唐史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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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唐代政治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尽管唐代政治史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那只是“影射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学术是没有丝毫关系的。而唐代政治制度史，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时期受到冷落。50年代以来，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到80年代初，随着对港台和日本唐史研究的了解，学者们更深切感觉到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是落后了。因此政治制度的研究便成为唐史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不论在职官制度、选举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还是在军事制度、财政赋税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论著问世，在中央官制、流外官、科举制度方面成绩尤为显著。有的学者提出了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转变的问题，有的学者对财政使职发展和三司进行了考察，这些研究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上，学者们开始不再把有关制度的各种材料加以简单的概括，给人们描述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唐朝政治制度。而是着眼于制度的发展变化，力图把唐朝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处在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来加以把握，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各个时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

唐代政治史始终都是世人关注的中心。人物和政治事件构成了唐代政治史的主要内容，对隋和唐朝主要的帝王都有研究性的论著问世。有些著作不论在观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一个活生生的帝王，而且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对于一些重要的政治家似乎还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迄今还没有一部有影响的政治家的评传。着重分析当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从一个人物看一个时代，邓广铭先生在宋史研究中取得很大的成功。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政治事件方面，大家的注意力，唐朝前期主要还是放在贞观之治、武则天和开元之治上，唐朝后期则集中在藩镇、宦官和党争这三个传统的主题上。政治史还有待全方位的更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有的对“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元和中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有的把政治体制的变化和宫廷斗争结合起来研究，还有的把政治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些都是新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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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展开，突出反映了唐史研究领域的扩大

唐朝中后期和北宋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各项制度方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唐宋之间还是让人觉得差异很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唐宋之际经济的巨大发展，在社会风貌、百姓生活和思想文化上，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在过去都是很少触及的。因此，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在80年代以后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唐代社会结构、家庭形态、妇女婚姻、民间风俗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结构、基层社会到社会风俗和民间游乐，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医药保健到宗教生活，都有一批佳作问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则是社会生活史方面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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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族在唐代结束了长期停留的原始阶段，开始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民族史的研究就很重视。八九十年代民族史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其突出特点，就是各民族历史研究的全面展开，不论在史料的挖掘和收集上，研究的广度上和深度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突厥、吐蕃、南诏、回纥、契丹、渤海等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高水平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各民族的学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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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代中外关系

向达、冯承钧、岑仲勉以及张政烺等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做了许多拓荒性的工作。到八九十年代，唐代中外交通、特别是文化和经济交流，和敦煌吐鲁番学一样，也成为隋唐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不论是唐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关系以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唐与中亚粟特地区、波斯、大食、天竺以及南海诸国的关系，以及外国宗教的传入，都出现了一批研究范围远远超过老一辈史学家的论著。对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给人们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内容。

唐代的对外贸易是唐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过去围绕丝绸之路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注意力主要还是在交通路线上。前些年尽管出现了一些对研究海上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材料，有的地方学者也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但是没有引起研究唐史和中外关系史学者的足够重视。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唐和五代的沉船，船上有数以万计的唐代瓷器。如果没有这些海底考古的最新发现，人们很难想像唐、五代与东南亚和波斯湾贸易发展的规模。人们也很难想像，长沙窑竟然是当时主要的出口瓷器生产地之一。我们不能单纯从文物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发现，而要把它们作为有关中外贸易最宝贵的实物材料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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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着重对学术和宗教进行了论述，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2册中用于很大篇幅对唐代的文化进行了介绍。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佛教部分，是在收集了几百万字材料的基础上写的，用力之大，用功之深，叹为观止。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对于文化也下了很大的工夫。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就深刻地指出了唐朝中叶思想文化上的深刻转变，并且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韩愈在儒学发展上承先启后的作用。作为专史的文化史，五六十年代已经有不少论著问世，但主要集中在思想、哲学、文学和美术几个方面。到八九十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过去大家都关注的哲学、宗教和文学，音乐史、舞蹈史、美术史、书法史、服饰史、科学技术史等领域也都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

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一是综合性研究的加强。首先是在一些中国文明史中，集中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了有关唐朝文化各个方面的情况。在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唐代文化》这样集大成的专著。二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例如关于礼仪制度，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出现了一批很有意义的论著。对于礼仪制度的研究，大陆学者由于起步较晚，主要还停留在现象的揭示上。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开始结合唐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唐朝在新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新的思想架构和信仰体系的建立，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可喜的动向。

对于唐代经学，历来只是认为它融合和总结了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而忽略了唐朝经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对经学的发展，以及其在唐朝初年架构唐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儒学研究中新命题的出现，以及唐朝中期开始的儒家经典从以五经为主到以四书为主的转变。90年代成书的《唐代文化》一书已经触及到唐朝初年经学的特点，可惜没有展开。

关于宗教，一些研究唐朝历史的学者，没有仅停留在对宗教哲学的探索上。对佛教和道教，他们从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发展，从佛教、道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对于唐代传入中国的外国宗教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科学技术史，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和某些手工业技术，这是影响唐朝历史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科学技术史的学者已经取得许多成果。我们不能单纯地享受这些成果，还应该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科学技术与唐朝历史发展关系的研究，研究隋唐史的学者，不仅是责无旁贷的，也是使我们的研究真正建立在更加扎实基础之上必需真下一些功夫的工作。

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不仅丰富人们的生活，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一个时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盛唐是一个辉煌的时代，首先就是因为他们接触到盛唐诗歌、盛唐的美术以及文献上所描述的音乐舞蹈。虽然这些方面都有专门史进行研究，但是为了提高隋唐史研究者自身对唐朝的体味，加深对唐朝这个时代的理解，也为了让你的读者能够梦回盛唐，形象地、全方位地领略盛唐的风采，从中国通史的角度，从隋唐这个时代的角度，对隋唐文化进行全面、深入、融会贯通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