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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是一个极其古老的东方民族。从古至今，中外民族学人类学比较重视考察和研究苗族。特别是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旅游家、学者，纷纷进入苗族社区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更是开始对苗族进行科学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力图对中外考察研究苗族的成果进行回顾性的评述，以期弘扬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精神。

一、中国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1、古代人对苗族的记录与考察

苗族源于中国古代东蒙、九黎、三苗部落集团。史籍《尚书》、《春秋》、《史记》、《山海经》、《越绝书》、《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礼记》、《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孙卿子》、《随巢子》、《盐田论》、《说苑》、《博物志》、《通鉴外史》等上百种文献，对东蒙、九黎、三苗集团都有记载。比如，《山海经·大荒南经》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有人曰苗民……名为延维。”郭璞认为延维即庄子篇所谓之委蛇。闻一多认为延维或委蛇指伏羲。

清初陆次云的《峒溪纤志》载：“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历史学者芮逸夫在《人类学集刊》撰文，题目为《苗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他说：“现代的人类学者实地考察，才得到这是苗族传说。据此，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娲。他们本为兄妹，遭遇洪水，人烟断绝，仅此二人存。他们配为夫妇，绵延人类。”

闻一多也写过《东皇太一考》，他考证苗族里的伏羲就是九歌里东皇太一。又比如，《史记·历书》载：“少皞氏衰，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越绝书》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周书》云：“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国语·楚语》注曰：“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

《尚书·吕刑》郑玄注：“苗民即九黎之后，颛顼诛九黎，至其子称为三苗”。《国语·楚语》曰：“三苗，九黎之后也”。《战国策·魏策》云：“昔日三苗之居，右彭蠡之波，左洞庭之水”。

《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早在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在《记三苗》一文中就说：“溪洞蛮瑶略有四种：曰僚、曰仡、曰伶，而最轻捷者日猫……蚩尤三苗之遗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则所谓三苗者亦当作猫字耳。” 最早提出了当时湖南一带苗族可能是古代蚩尤三苗遗裔的看法。

三苗之后苗族又被史籍称为荆蛮、南蛮、武陵蛮、五溪蛮，记载和考察的资料就更多了。比如，《毛诗正义》载：“蛮荆，荆州之蛮也”。《诗经·商颂·殷武》载：“蠢尔荆蛮，大拜为仇”，“挞彼殷武，奋发荆楚”。《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周昭王亲征荆蛮”。《后汉书、南蛮传》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精夫相单程等据险隘，大寇郡县。”

《魏书·蛮传》载：西晋时，武陵蛮“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宋书》列传《荆雍州蛮》载：“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水经注》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酉溪、無溪、辰溪……悉是蛮左所居”。

元明清时期，直接记录和考察苗族起义斗争的资料最多。记载元代苗民起义斗争的主要有：《元史》、《元和郡县图志》等。

石朝江·主编

《上古的记忆：苗族》

《《全新出版·扫码抢先品读！

记载明代苗民起义斗争的主要有：《明史》、《明太祖实录》、《明太宗永乐实录》、《明史·土司传》、《明英宗正统实录》、《神宗万历实录》、《苗疆纪事》、《征苗录》、《外苗近事》、《征苗图记》、《黔记·诸夷》、《边防条又议》、《关隘说》、《黔记》、《平苗议》等。

记载清朝苗民起义斗争的主要有：《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雍正朱批谕旨》、《大清高宗皇帝实录》、《贵州通志·师旅考》、《苗防备览》、《苗疆善后章程六条》、《苗疆风俗考》、《苗疆屯防实录》、《湖南苗防屯政考》、《咸同贵州军事史》、《圣武记》、《苗疆闻见录》、《平苗记》、《湘军记》、《咸同贵州军事史》、《清史稿》、《致龚自昌书》、《苗变纪事》、《苗俗记》、《红苗纪略》、《苗民考》、《黔乱纪实》、《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苗蛮辨》、《峒溪纤志》、《苗俗纪闻》、《辨苗纪略》、《西南夷改流记》、《苗疆告竣撤兵疏》、《条陈东路可虑情形十五年》、《大清一统志·镇远府》等。

比如，《平苗纪略》就记载了雍正年间，清朝在黔东南苗族地区通过武力“改土归流”的全过程。

古代虽然没有人类学民族学的名词和学科分类，但古人对一个民族的记录和考察如此之详细，以至现当代人对苗族的研究都以此为线索和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古人对人类族群的记录和考察，才产生了现当代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没有古人的记载，现当代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现代人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现代人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我们是以西方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后为起始，主要是指中华民国时期考察与研究的成果。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就有人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汉文，[1]介绍给国内学者。随后西方人类学相继传入中国。

我国著名学者蔡元培留学德国学哲学及人类学、民族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他于1936年派凌纯声、芮逸夫专题调查湘西苗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先迁长沙，复又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的大夏大学迁贵阳，中央研究院先迁昆明，后又到了四川南溪李庄。

由于中央研究院和华北、华东各大学的南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出现了一批研究苗族的专家学者，并有专门的研究方向。

研究湖南苗族成就较大的有凌纯声、芮逸夫以及苗族学者石启贵。凌纯声、芮逸夫，两人都是我国第一代著名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凌纯声主要著作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

芮逸夫主要著作有《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论稿》、《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合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苗蛮图集》等。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院长非常重视民族学的研究，并兼任民族学组组长。

1933年5月，蔡元培派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苗区实地调查，历时三个月。

1937年凌纯声、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但由于战乱直到1947年才出版。《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分为十二章，较全面描述和反映了当时湘西苗族的社会情形和文化状况。这是一本民族学的煌煌大著 ，是我国民族学家写的第一部最有影响的苗族研究专著，填补了中国学术在民族学调查研究领域的空白。

|“苗学三杰”石启贵

石启贵，苗族，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来湘西苗区调查时，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

因石启贵是个“苗族通”，且汉文知识也相当不错，三个月后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完毕离开湘西时，邀请他代为继续调查，并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石启贵正式走上了苗族研究工作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石启贵于1940年完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文稿。这是第一部由苗族知识分子自己撰写的关于苗族历史、语言等多方面的科学著作。这两部调查报告，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让后人永远记住了20世纪初湘西苗族的真实面貌。

研究贵州苗族成就较大的有吴泽霖、陈国钧、李植人、吴定良、任美锷及苗族学者杨汉先、梁聚五。吴泽霖对苗族的研究和著述主要有：《贵州苗夷社会调查》（与陈国均合编）、《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贵州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的生活》、《贵州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等。

陈国钧的著述主要有：《贵州苗夷社会概况》、《贵州省的苗夷教育》、《石门坎苗民教育 》、《贵州苗夷语发凡 》、《苗夷族妇女的特质》、《苗夷族中的摇马郎 》、《苗族吃枯脏的风俗 》、《 苗族的放蛊 》、《苗寨中的乡规 》、《生苗的人祖神话 》《生苗的食俗 》、《安顺苗夷岁时志 》、《苗族的工艺—纺织与绣花 》、《都柳江苗夷的分布 》、《北盘江苗夷的分布 》、《清水江苗夷的分布 》等。

他在贵州搜集到几千首歌谣，从中选择出一千首编成《贵州苗夷歌谣》，厚厚的一册。

杨汉先的著述主要有：《苗族述略》、《大花苗名称来源》、《大花苗的氏族》、《大花苗移入乌撤考》、《大花苗歌瑶种类》、《威宁花苗歌乐杂读》、《黔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李植人的著述主要有：《苗族放蛊的故事》、《青苗的婚姻习俗 》等。

梁聚五的著述主要有：《苗族发展史》、《苗族在反清斗争中前进》等。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担任主任。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包括边疆各民族之源流与支派的问题、种族心理的各项研究、种族生命统计的各项研究等15项。出版有《人类学集刊》（年刊），《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人类学年报》（年刊），他们研究的课题其中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等。

还有任美锷的《黔南苗族调查纪略》，检曙峦的《贵州苗族杂谭》，邓平严的《贵州苗族的社会》等。

胡庆钧主要研究四川苗族，他的著述有：《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藏苗两区采风记》、《川南苗乡记》等。《汉村与苗乡》是作者20世纪40年代在川南、滇东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村落状况，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状况，读者可借此了解到当时人们的营生手段，处理纠纷的方式，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王兴瑞研究海南岛苗族，他的著述主要有：《海南岛之苗人》、《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与岑家梧合著)、《王兴瑞学术论文选》等。

岑家梧前期研究海南岛苗族，中山大学迁昆明后，研究云南苗族。主要著述有：《云南崇明县花苗调查》、《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西南民族文化论丛》、《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洪水传说集》、《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与王兴瑞合著)以及《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等。

此外，还有张敷荣的《苗族之特点》、《苗族之种类与习俗》、觉迷的《苗疆风俗志》、刘锡蕃的《苗荒小记》、马长寿的《苗族之起源神话》等。

张永国、史继忠选择民国年间的部分苗族研究论文，编辑成《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铅印为内部参考资料。

3、当代人对苗族的科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苗族进入了科学研究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由发掘整理和科学研究两部分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党和人民政府就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苗族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在抢救整理的基础上，一大批苗、汉以及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对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科学的求证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苗族居住的省、市、区和大部分地、州、县、市，纷纷成立了苗学研究会，对苗族展开了系统的全方位的科学求证研究。

对苗族文化进行发掘整理的成果主要有：《苗族古歌》、《苗族史诗》、《苗族古老话》、《中国苗族古歌》、《西部苗族古歌》、《苗族古歌古词》(上、中、下)、《苗族大歌》、《乌蒙苗歌》还有“七五”期间实施国家文化建设项目重点工程之一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苗族居住的省、市、州、县，都普查、搜集、整理和出版了该地区的《苗族民间故事集成》、《苗族歌谣集成》、《苗族谚语集成》等。

对苗族进行科学研究的著述主要有：《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苗族源流史》、《苗族历史探考》、《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苗族文学史》、《苗族文化史》、《苗族文化研究》、《苗族四月八》、《清代苗族起义》、《盘瓠研究》、《苗楚文化研究》、《中国苗族巫术透视》等。

当代对苗族考察研究的论文、调研报告更是不计其数，登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上，无论是其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

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几部著作：

《苗族简史》

苗族历史一本通

《苗族简史》，这是一部奠基之作，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的一本。集中了一批苗、汉及其他民族专家，从1958年调查编写到1985年出版，历经27年，三易其稿，全书由前言、十一章、大事年表、编后记四部分组成，主体是第一至第十一章。它运用大量资料论证了苗族与古代“九黎”、“三苗”和“南蛮”的渊源关系，理清了苗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这之后的苗族史研究，都没有脱离这一框架。它使中国学术界对苗族的发展历史逐步或基本形成共识。本书获贵州省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

《中国苗族通史》，这是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伍新福教授独立完成的，分上、下两册，共90余万字，历史图片60幅。该书是作者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掘、苗区实地调查等多种资料，在数十年的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是中国迄今而止，由苗族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纵贯古代和近现代的中国苗族通史。

《苗族古歌》五卷全

《《扫码品读

卷一·湘西卷（东部）

卷二·黔东南卷（中部）

卷三·广西卷（西/中部）

卷四·黔西北卷（西部）

卷五·川南卷（西部）

全书从民族源流形成和族称演变，迁徙运动，经济发展，政治沿革和社会变迁，起义斗争，到文学、艺术、教育、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对苗族数千年的历史作了系统、全面、充分的论述和阐明，并总结了苗族历史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独到。它结束了苗族没有自己民族通史的历史。本书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

《世界苗族迁徙史》，这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朝江研究员独立完成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成果简介被国家社科规划办收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三辑。本书运用大量考古资料、文献资料、苗族心史传说资料，研究论证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以及他们逐鹿中原、转战南北的情况，考证东南亚半岛的苗族，是明末至清朝时从中国迁徙出去的。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印支局势变化，老挝10余万苗族又迁往世界各地，苗族由中国的一个民族演变为世界性民族。本书获贵州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这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石朝江研究员和贵州财经学石莉同志共同完成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闪烁在苗族“古歌”、“史诗”、“古老话”、“理歌”、“理辞”、“佳理词”、“议榔词”、“巫词”以及传说、故事、寓言、格言、谚语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提炼和提高，对苗族的习惯法、宗教哲学、军事哲学、科学技术的哲学意义以及文人的哲学社会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挖掘。形成了32万字的学术专著。本著作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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