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美关系十几年的亲身参与者，周文重在其40年的外交生涯中，5次赴美上任，在美工作16年。在《斗而不破：中美博弈与世界再平衡》一书中，周文重深度剖析了美对华政策三次变化。

谈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过程，周文重表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定位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一直在变化。

在70、80年代，特别是在冷战到达高峰的前后，里根政府把中国当作“准盟国”。对当时的美国与中国来说，面对前苏联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定位调整为积极的合作关系，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提出了“利益攸关方”这一说法。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曾表示，中美既是伙伴又是对手。

自特朗普政府开始，则完全把中国当成对手。周文重指出，中美关系的变化过程反映出，美国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利用”占主要方面。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价值观和影响力受到挑战。周文重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不应有所误判，中国不会挑战任何国家，也不会取代任何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也应该看到一个发展的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发展中美关系，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

“一代外交政策宗师”基辛格的外交大智慧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的支持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对打开中国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并因此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留名。

英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弗格森称100岁的基辛格为“一代外交政策宗师”。

1947年9月，战争结束后，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实际上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

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核战争的理论，从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举成名。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023年7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基辛格博士刚刚度过百岁生日，你访问中国已经一百多次。这两个“一百”加在一起，使你这次访华具有特殊意义”。

穿梭外交，改变了世界历史轨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正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以战争之后大有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之势。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遍布中东、拉美、非洲等的热点地区，被认为是参与打造二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

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其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

“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中国的崛起及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说，“我们无法阻止它，也不应该阻止它。”

基辛格曾对弗格森说：“我不认为主宰世界是中国的一种理念，但他们是有可能变得那么强大的。”尽管如此，他还说，中美这两个大国“肩负着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来防止(灾难性碰撞)发生”。

基辛格的《论中国》，被公认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在这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的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

基辛格的外交大手笔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打开美中大门到结束越战、谈判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基辛格参与并主导了一系列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外交行动。他1971年7月在巴基斯坦登上那架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时，甚至连美国国务卿都不知情；在他和苏联交涉核武器条约时，美国正式的谈判代表都被蒙在鼓里。

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生于乱世，其成长起来的年代正值德国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他在纳粹的魔影下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15岁时移民美国。

移居美国后，他又曾应征入伍，奔赴二战中的德国战场，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

少年时代心灵上的阴影给基辛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烙印，促成他对人性的悲观态度。

在国际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

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中写道，“政治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其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

弗格森也曾说，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以及热战在乌克兰爆发—让我们猛然警醒，把我们重新拉回基辛格的世界。

毕竟，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历史并没有终结。正如基辛格一直所说，历史仍然是理解国家及其领导人动机的关键。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如基辛格长期以来所言，大多数选择都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早在2014年，基辛格就曾预见性地警告说，只是谈论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却没有真正兑现是一项充满危险的战略。他转而呼吁乌克兰保持中立，西方战略不能寄希望于俄罗斯的崩塌，欧洲必须学会与俄罗斯和平相处，例如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关注中美关系，让我们不得不谈到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教授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

艾利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2017年5月，他出版了新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立即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这一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历史，对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将此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艾利森在书中回顾了过去了500年的情况，16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个都落入了这个“陷阱”。

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最强劲的对手。

艾利森认为，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首先要认识到21世纪世界的结构性现实。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在一个‘相互保证毁灭’的世界里活下来。

“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是一种“俱皆毁灭”性质的军事战略思想，是指对立的两方中如果有一方全面使用核武器则两方都会被毁灭，被称为“恐怖平衡”。

此一策略主要在冷战时期应用，有助于避免两大阵营的全面直接冲突。但这一策略也造成军备竞赛，因为双方都要争取核打击能力的均势，或至少保留“二次核打击”的能力。

因此，如果共存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真的是共同毁灭，那么无论我们的分歧多么极端，中美两国理性的领导人都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让我们在许多领域无情竞争的同时，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

为此，艾利森提出了中美“竞合论”。对于中美双方而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中国国家领导人曾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何处寻找大国竞合大智慧

今天，我们重读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并渐次展开聊到周文重大使、基辛格博士、艾利森博士的外交智慧和理论研究。

“冉叔叔”个人一贯特别推崇从基辛格博士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均势理论和外交智慧中，寻求新时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智慧。

比如，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其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

在国际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

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如基辛格长期以来所言，大多数选择都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同时，从俄乌冲突的反思中，对我们寻求大智慧，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谈及美国和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真正的利益诉求，艾利森告诉观察者网，美国有四个相关的战争目标：

第一，乌克兰幸存下来。乌克兰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幸存下来。

第二，不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美国或北约士兵杀死俄罗斯人，反之亦然。

第三，俄罗斯决定性的战略失败。当战争结束时，俄罗斯和世界应该会意识到，俄罗斯“入侵”的代价超过收益。

第四，加强国际安全秩序。国际社会应该表明，不能接受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其中之一就是，为了重新划定边界而入侵你的邻国。

至于这场冲突的结局，艾利森认为，大多数战争不会以全面投降告终，这次当然也不太可能。“我们生活在一种‘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怖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存的方式。”

在出现“相互保证毁灭”的情况下，艾利森强调“双方需要约束，甚至是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自我约束。”

艾利森也认为，世界比俄乌冲突之前更加危险了。这提醒我们，核战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且后果是灾难性的。

鉴于这些地缘政治现实，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必须坚持美国前总统里根所强调的“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G20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也重申了这一点，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6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比尔·盖茨时强调，“中国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同其他国家一道实现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式智慧给出的解答就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

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7月19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表示，中国的发展有强大内生动力和必然历史逻辑，试图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围堵遏制中国更是做不到的。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当下的中美关系，更是正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

我们坚信：紧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勇敢前行，中美两国人民有智慧解决好新型大国竞合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盖茨所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

第一，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第二，保持淡定和自信，淡定看待风云变幻。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第三，吸取闭关锁国的教训。总书记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

第四，要重视人才，向全世界引进人才。

第五，在国际秩序的重建中，中美应加强合作、良性竞争，避免战争。

第六，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

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

最后，“冉叔聊斋夜读”要特别向现实主义学派作出开山著述的摩根索先生和为中美关系作出历史贡献与大智慧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是的，我们相信“大智慧的力量”！